竹鸟

如果人能停留在一个时间点不再长大、变老，那我希望停在六七岁那个夏天的早晨。那天二伯送给我一只竹子编的小鸟。我记得清楚，那天阳光热烈，地面热得烫脚，二伯正在家里编竹子，一根一根碗口大的竹子在二伯手里发生巧妙的变化，扁担、箩筐、竹席、簸箕……所有我能想到的竹子做的东西都能制造出来。破竹的声音闷闷的，竹屑散落在地上，连成一片一片像雪花一样铺在地上。空气里飘着清香，那是来自竹子藏身的遥远的树林的味道。
二伯朝我努努嘴，说给我个小东西，我一看，是一只竹鸟，样子很笨拙，看起来像一只没有毛的母鸡。不过我还是很开心。平常二伯忙着干农活，根本没有空做闲工，我正感到受宠若惊，二伯笑咪咪地跟我说，科生考上大学啦。
科生是二伯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堂哥。在九十年代，大学生跟熊猫一样珍贵。堂哥长得精瘦，一米八的个子，戴一副白框金属眼镜，说话十分的斯文。他不十分健谈，永远保持礼貌和微笑，和我二伯十分相像。后来大学毕业后堂哥去了广州的一所高校当老师。我想这是我们的榜样，以后能上大学念书，并且留在大学当老师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在农耕社会，脱离农田走进城里，就算当个工人也是极大的成功。上大学当教授，这是父辈们的最高理想。
亚热带丘陵的四时变化如此的明显，水稻绿了变黄，黄了又绿。柳枝儿冒了新芽又落了枯叶。二伯的生活慢慢发生着变化，后来二伯没有继续他的竹艺事业，而是转而弄起了农业器械。千禧年的第一个十年，我们落后闭塞的小山村终于能听到零星的机车的轰鸣，那是发动机的声音。机车呼呼冒着黑气，或耘地，或收割，或给稻谷脱粒。农民的辛苦，也许就是流着汗，抬起头看见隔壁农田里，一台机器快速收割时的一丝羡慕。我二伯用他的积蓄买了一台小小的收割机，成为那些年被羡慕的对象。机械化收割带来的效益，使我二伯不断更新他的设备，几年后，他拥有了收割机、脱粒机、犁地机等各色农业机器。生产力的提升不仅解放了他的劳动力，也解放了一小部分农民的劳动力，从此二伯开始帮别人干农活了。
生命之轮往往不按照我们预想的方向行驶，正如我的二伯并没有预想的一辈子在田野里做一个农民，而是以一种十分悲惨的方式，结束了他的农民生涯。
农民的工作时间是分时令的，有农忙就有农闲。农闲就是播种完到收割之间的三四个月的时间，这时候农田的料理十分简单，只需撒撒农药，看看田里水有没有干。我二伯勤劳，剩下来的时间和他那好友组建了一个建筑二人组，去给盖房子的农民做水泥浆。那好友名叫阿仁，我一般叫他仁伯。二伯负责操作机器，仁伯负责装沙装车。二人年纪相仿，打了一辈子交道，可谓平生挚友。
建筑二人组合作十分愉快，没成想有一天就出事了。这事是我从我爸口中听来的，事情并不复杂，就是在一次施工中，二伯的机器出了故障，水泥车从半空周掉下来，不偏不倚砸在仁伯的脑袋上，仁伯立时重伤倒地，昏迷不醒。大家伙手忙脚乱把仁伯送去了医院，经过检查，仁伯伤到了脑子，医生说他可能回完全丧失行动能力，吃喝拉撒都在床上。我二伯慌了神，没想到有一天天降横祸，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了。
仁伯有个儿子叫阿茂，比我科生堂哥大几岁。阿茂去找了鉴定机构，确认仁伯为一级伤残。阿茂看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父亲，抹着眼泪，对我二伯说，“虽然两家人关系好，但是现在我父亲跟植物人没什么分别，以后生活无法自理。我需要赔偿。”我二伯早有预料，说，“这事纯属是意外，你要多少？”
“60万！”
我二伯听了，仰天长叹，就算是把他一把老骨头卖了也不够零头。阿茂说，科生在广州混的不错，听说还买了房，怎么可能拿不出60万？二伯心下凄然，一辈子的朋友没了，仅剩下一堆烂事。二伯回到家，打电话跟科生堂哥商量怎么办，堂哥苦着脸，说这事不是我们负主要责任，是仁叔倒霉，我们不赔。二伯抽着烟，我不知道那时候二伯在想什么，或许是没有想到阿茂会如此狮子大开口要60万，如果是三五万还可以出，可是60万实在是拿不出来呀。
二伯不出赔偿，阿茂便把二伯告上了法庭。也不知阿茂动了什么手脚，法院宣判二伯负全责，赔偿仁叔60万整。宣判那天，二伯没敢上法庭，躲到山里去砍竹子。一刀下去，竹子干干脆脆地落下，竹叶挨着竹叶，发出簌簌的声响，惊起一群麻雀，呼呼向远方飞去。那天二伯没有回家，堂哥带着他连夜离开了家乡，他们害怕公安害怕坐牢。后来法院找不到二伯，或许小县城的法院并不太在意这样的小案子，公安找了几天没找到二伯。后来二伯被法院列为失信人员，限制高消费，不能坐高铁、飞机。不过我想，对于他来说，限制高消费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没准他一辈子也不会坐高铁。只是从此以后，他再也无法堂堂正正地活着。
我爸没有告诉我二伯现在怎么样了，也许在某个城市的角落，望着窗外狭小天空，想起曾经广阔的田野，成片的碧绿的稻苗随风滚动，高山上的竹林终年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