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鸟

如果人能停留在一个时间点不再长大、变老,那我希望停在六七岁那个夏天的早晨。那天二伯送给我一只竹子编的小鸟。我记得清楚,那天阳光热烈,地面热得烫脚,二伯正在家里编竹子,一根一根碗口大的竹子在二伯手里发生巧妙的变化,扁担、箩筐、竹席、簸箕……所有我能想到的竹子做的东西都能制造出来。破竹的声音闷闷的,竹屑散落在地上,连成一片一片像雪花一样铺在地上。空气里飘着清香,那是来自竹子藏身的遥远的树林的味道。
二伯朝我努努嘴,说给我个小东西,我一看,是一只竹鸟,样子很笨拙,看起来像一只没有毛的母鸡。不过我还是很开心。平常二伯忙着干农活,根本没有空做闲工,我正感到受宠若惊,二伯笑咪咪地跟我说,科生考上大学啦。
科生是二伯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堂哥。在九十年代,大学生跟熊猫一样珍贵。堂哥长得精瘦,一米八的个子,戴一副白框金属眼镜,说话十分的斯文。他不十分健谈,永远保持礼貌和微笑,和我二伯十分相像。后来大学毕业后堂哥去了广州的一所高校当老师。我想这是我们的榜样,以后能上大学念书,并且留在大学当老师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在农耕社会,脱离农田走进城里,就算当个工人也是极大的成功。上大学当教授,这是父辈们的最高理想。
亚热带丘陵的四时变化如此的明显,水稻绿了变黄,黄了又绿。柳枝儿冒了新芽又落了枯叶。二伯的生活慢慢发生着变化,后来二伯没有继续他的竹艺事业,而是转而弄起了农业器械。千禧年的第一个十年,我们落后闭塞的小山村终于能听到零星的机车的轰鸣,那是发动机的声音。机车呼呼冒着黑气,或耘地,或收割,或给稻谷脱粒。农民的辛苦,也许就是流着汗,抬起头看见隔壁农田里,一台机器快速收割时的一丝羡慕。我二伯用他的积蓄买了一台小小的收割机,成为那些年被羡慕的对象。机械化收割带来的效益,使我二伯不断更新他的设备,几年后,他拥有了收割机、脱粒机、犁地机等各色农业机器。生产力的提升不仅解放了他的劳动力,也解放了一小部分农民的劳动力,从此二伯开始帮别人干农活了。
生命之轮往往不按照我们预想的方向行驶,正如我的二伯并没有预想的一辈子在田野里做一个农民,而是以一种十分悲惨的方式,结束了他的农民生涯。
农民的工作时间是分时令的,有农忙就有农闲。农闲就是播种完到收割之间的三四个月的时间,这时候农田的料理十分简单,只需撒撒农药,看看田里水有没有干。我二伯勤劳,剩下来的时间和他那好友组建了一个建筑二人组,去给盖房子的农民做水泥浆。那好友名叫阿仁,我一般叫他仁伯。二伯负责操作机器,仁伯负责装沙装车。二人年纪相仿,打了一辈子交道,可谓平生挚友。
建筑二人组合作十分愉快,没成想有一天就出事了。这事是我从我爸口中听来的,事情并不复杂,就是在一次施工中,二伯的机器出了故障,水泥车从半空周掉下来,不偏不倚砸在仁伯的脑袋上,仁伯立时重伤倒地,昏迷不醒。大家伙手忙脚乱把仁伯送去了医院,经过检查,仁伯伤到了脑子,医生说他可能回完全丧失行动能力,吃喝拉撒都在床上。我二伯慌了神,没想到有一天天降横祸,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了。
仁伯有个儿子叫阿茂,比我科生堂哥大几岁。阿茂去找了鉴定机构,确认仁伯为一级伤残。阿茂看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父亲,抹着眼泪,对我二伯说,“虽然两家人关系好,但是现在我父亲跟植物人没什么分别,以后生活无法自理。我需要赔偿。”我二伯早有预料,说,“这事纯属是意外,你要多少?”
“60万!”
我二伯听了,仰天长叹,就算是把他一把老骨头卖了也不够零头。阿茂说,科生在广州混的不错,听说还买了房,怎么可能拿不出60万?二伯心下凄然,一辈子的朋友没了,仅剩下一堆烂事。二伯回到家,打电话跟科生堂哥商量怎么办,堂哥苦着脸,说这事不是我们负主要责任,是仁叔倒霉,我们不赔。二伯抽着烟,我不知道那时候二伯在想什么,或许是没有想到阿茂会如此狮子大开口要60万,如果是三五万还可以出,可是60万实在是拿不出来呀。
二伯不出赔偿,阿茂便把二伯告上了法庭。也不知阿茂动了什么手脚,法院宣判二伯负全责,赔偿仁叔60万整。宣判那天,二伯没敢上法庭,躲到山里去砍竹子。一刀下去,竹子干干脆脆地落下,竹叶挨着竹叶,发出簌簌的声响,惊起一群麻雀,呼呼向远方飞去。那天二伯没有回家,堂哥带着他连夜离开了家乡,他们害怕公安害怕坐牢。后来法院找不到二伯,或许小县城的法院并不太在意这样的小案子,公安找了几天没找到二伯。后来二伯被法院列为失信人员,限制高消费,不能坐高铁、飞机。不过我想,对于他来说,限制高消费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没准他一辈子也不会坐高铁。只是从此以后,他再也无法堂堂正正地活着。
我爸没有告诉我二伯现在怎么样了,也许在某个城市的角落,望着窗外狭小天空,想起曾经广阔的田野,成片的碧绿的稻苗随风滚动,高山上的竹林终年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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