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的我，不知道出路在哪里，未来对我来说，是一个黑洞，我看不清里面有什么，也看不清自己最终会走到哪里。我只是在走路，而且，我走得很认真，也很坚持。
当时，我最大的短期追求，就是考大学。所以，我学习的重点，一直围绕着大学的必考科目，包括历史、地理和俄语，尤其是历史。后来，虽然我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背下的所有资料都没有用上，但那时的用功还是没有白费，我后来的写作非常受益，因为，当时的用功，让我有了非常扎实的知识积累。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即使最初的设想不能实现，当时的努力也会给你带来另一种收获。从真正意义上说，只要努力了，就一定不会白费。但你一定要在努力中成长，而不能仅收获某种知识。
在南安中学的时候，寻找俄语教材和辅导材料不是容易的事情，为此，我真的伤透了脑筋。后来，我的高中同学叶柏生知道了，就帮我买到了我需要的所有资料——他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买书比我要方便得多。虽然我后来放弃了俄语，但叶柏生的情谊让我一直很感恩。后来陈亦新结婚,9月在武威摆酒席，我就打电话请他来参加婚礼，还叫他不要去别的地方，他也答应了，却没来，连道贺的电话也没有。我觉得很奇怪，就打电话去他家里，才知道他早些时候外出考察,8月22日遭遇车祸，离开了人世。知道那消息时，我非常难受，有点怪他为啥不听我的，为啥要食言，可事情既然发生了，怪他也无济于事，我只能感叹人生的无常。人生中的很多事情，真的说不清。当我们尝试去改变，最终却无法改变时，我们只有接受这种无奈。我的人生中，充满了这样的无奈。
失去考大学的机会，也很让我无奈。当年，为了考大学，我拒绝了很多安排，比如不肯当班主任，总是一下课就躲进房子里，做我该做的事情。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多争取一点学习的时间，让自己能成长得更快一点。但我的多次拒绝惹恼了刘站长，他对我更加反感了，后来就把我调到了比南安中学更偏僻的北安小学，而且不肯在我的高考申请书上盖章。他不盖章，我就报不了名，报不了名，我就参加不了高考，于是我就失去了高考的机会。
他当时的理由很滑稽：师范生教小学没问题，不用考大学了。这当然让我很失望，就像突然被人用麻袋蒙住了脑袋，狠狠地打了一顿，但我没有争辩，更没有闹事，我只能接受。因为我知道刘站长的想法，也知道争辩、闹事没有用，我只能平静地接受。反正我考大学也不是为了文凭，而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能多读点书，更好地写作。既然做不到，我就只能自己创造更好的环境，好好地写作。所以，我一接到调令，就一声不吭地收拾行李，一个小时内就离开了学校，骑着我的那辆破自行车，捎着我所有的家当，去北安小学报到。
当然，我的心里很不好受，有一种被流放的感觉，但我仍然没有争辩。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我多次像这样被惩罚性地调来调去，我也一直没有争辩，更没有屈服，我始终坚守自己的梦想，朝着自己选择的方向前进着。后来，我在房里挂了一副字：耐得寂寞真好汉，不遭人忌是庸才。那也是我对自己的激励。我知道，只要自己不倒，任何人都无法打倒我。
不过，被调到北安小学，我还是有点不安，因为那学校很偏僻，我不太了解那里的情况。而且，听说那里没有食堂，老师得自己做饭，这对不会做饭的我来说，真的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既来之，则安之，我也管不了许多了。到了北安小学，我只提出了一个要求：要一间单人宿舍。校长答应了。于是，我把自己从南安中学带来的那张油布挂图挂在窗户上，充当窗帘，继续开始读书、写作。刘站长对我的惩罚没有影响我的心，更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还是延续了在中学教书时养成的习惯，只是其中又加上了一个做饭的环节。
北安小学的学生不多，有很多废弃的教室，我就像《武林志》里那个老汉那样，将一间废弃的教室布置成练武场在里面吊上沙袋，摆上树桩，栽了葵花秆，练梅花桩、九宫步和飞镖啥的，把墙上扎得全是洞眼，也练静功，生活倒也逍遥。
而且，当时我不但自己练武，还教一些孩子们练武，所以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我，对我也很好。最初，我不会做饭，就买了好多面，到附近一个叫郝玉兴的铁匠家里，请他用这些面帮我做饭。可是，没过多久，我就再也不去他家了，因为他和他老婆对我太好了，每次我去他家，他们都会做很多很好吃的饭菜，远远超出了我给他们的那点面，这无疑给他们增加了麻烦和负担。所以，我下定决心不再去附近的乡亲家里吃饭，学着自己做饭。
这对不会做饭的我来说，当然有些困难。最初我没把工作调动的事情告诉父母，也是怕父母担心我的饮食问题。可后来他们还是知道了——在那个年代，中学里虽然有炊事员做饭，但老师们必须自己交面粉，爹怕我的面粉不够，有一天，就骑了车去南安中学给我送面粉，也因此知道了我被调往小学的事情。这个消息对爹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因为当时的西部人都觉得中学老师被调到小学是一种惩罚，爹不知道我为啥会受到这种惩罚，很担心我，于是马上又捎了面，去北安小学找我。
北安小学很偏僻，爹不知道路，就一路打听，过了很久才找到那所在。到了北安小学之后，看到那冷清破旧的校园，他的心情就更沉重了。他也知道小学没有炊事员，一想到“娃子咋吃饭啊”，心里就难受极了。毕竟我当年才二十一岁，又不懂做饭，在父母眼里，我还是个不会照顾自己的该子。
他一见到我，就问，你是不是犯了错误?他以为，要是我不犯错误，是不可能被下放到小学的，无论我如何解释，他都似信非信，满脸担心。后来，他总是提醒我要跟领导搞好关系，就跟那次下放有关系。其实，我并没有做错什么，除了吃饭上课，我一般不跟别人来往，总待在自己的宿舍里，一不迎合，二不应酬，三不争名争利，四不干涉别人，别人就算做了错事，我也只是看在眼里，并不揭穿。所以，我跟别人没有闹过别扭，别人对我所有的不满，都是因为他们看不惯我，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可是，我一想到爹知道我被调到小学后的那份难受，还有一直以来对我的担心，我就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心里非常难受。
爹对我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我确实不会做像样的饭，只会做一种叫拌面汤的食物，有点像城里的疙瘩汤，但是里面没有菜。我的做法是，在面粉里加上水，搅成面疙磨，然后倒进烧开的水中，稍微煮一下，这时，面粉是熟了，但谈不上好不好吃，纯粹就是一锅糨糊。即便这样，我也还是一日三餐都吃它，而且是一次尽量多做些，分三顿吃，这样一天就可以只做一次饭。那情景，很有些范仲淹划粥而食的意味。那时，我不知道剩饭在四个小时后会滋生出很多细菌，只想省时间，所以我总是直接吃剩饭，连热饭的工序都给省掉了。几个月后，我就得了肠炎，每天早五更总会剧烈腹痛，不得不起床拉肚子。不过，我不认为这是生病，反而觉得很高兴，因为这样我就不用担心自己睡过头了。当时，我真有点以苦为乐的味道。我常常想到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会把一切艰辛都当成上天对我的考验，坦然接受。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当然，后来我想了个法子(拼命吃蒜)治肠炎，没让自己一直病下去，不然就出大问题了。
北安小学虽然很冷清，没什么人，被调到那里，确实有种被流放到边疆的感觉，但是对读书、写作来说，倒是一处很不错的所在，因为那里很安静，没有人打扰。在那儿的两年里，我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仍然是学校里的隐士，仍然不参与老师之间的很多业余活动，总是在自己的小屋里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因为没有机会考大学，我也就没必要再为考大学而学习了，我的精力就完全集中在修行、写作和读书这三方面。除了做饭、吃饭、教书——实际上，因为吃得很简单，我用来做饭的时间并不多——之外，我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和练武，也仍然会在打扫房间时听《道德经》《庄子》等经典的录音，一边劳动，一边背诵，一心多用。假期的时候，我仍会选择看校，不回家，因为那是学校里最安静的时候。所以，那两年里，我补充了大量的文学营养，也积累了成功所必需的一些知识，收获还是很大的。
之所以北安小学假期没人，除了大家都想回家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据说北安小学会闹鬼。几乎所有老师都相信这个传闻，非常害怕，不敢在没几个人的时候待在学校里。我倒是不怕，每逢寒暑假，我一般都不会回家，总是一个人待在学校里，静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没人打扰，有大块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所以那是我最开心也最自由的时候。
不过，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那天我出去办事，回来时，郝玉兴告诉我，小陈老师，我刚才看到两个丫头子进了学校，不知道是不是你女朋友。我说，不会吧校门锁着，她们应该进不去啊?但我还是到处检查了一下，学校里果然没人。但是，到了夜里，我忽然梦到窗外烈火冲天，正烧着两个女人，那情景很是恐怖。
北安小学有很多类似的传闻，附近的村里也经常发生一些类似的怪事。比如，人们都说，村里曾经有个人叫鬼迷了，趴在涝池里吃淤泥，一边吃，一边说：“香呀，亲家的好长面。”要不是村里人发现得及时，他就会因为吃了过多的淤泥而死掉。据说，过去也经常有人看到几个女人进了学校，可校门其实一直锁着。
我虽然不至于恐惧，但睡觉时仍然会经常不关灯，不过，就算我不关灯，有时也还是会发生诡异的事情。比如，半夜里，我总是发现桌子旁边坐了人，还跟我聊天；平日里，我也经常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声音。但我一直没有去探寻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也不去讨论到底有没有鬼，只管把一切都当成幻觉，仍然安然地待着，做我该做的事，就像在南安中学时一样。毕竟，真也好，假也好，我都得在这里待着，不能到别处去，除非我辞职。但我要是辞职，就肯定不能继续做老师了，因为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老师没有权力选择工作。换句话说，我要是有异议，就得回家做农民，没有别的选择。一旦回家做农民，我就再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了。既然如此，我的探究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我总说的，改变不了命运的时候，就要改变自己面对命运的态度，这是一个人的尊严。何况，我有自己该做的事懒得花时间在其他事情上。
就这样，我在这个偏僻诡异的地方，一待就是两年多。
————选自《一个人的西部·致青春》雪漠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