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民国时期)，恩施地区留传着一段顺口溜:"建始城的女子，白杨坪的痞子，杉木坝的顶子，太阳河的银子。"原来建始城有条米水河，河水清澈富含多种元素，喝米水河水长大的女子皮肤特别细嫩光滑，人见人爱。白杨坪地处恩施城郊，那里的人少了些乡里人的朴实，多了些城里人的狡黠，形成了不土不洋的痞子习气。清朝后期，杉木坝的名门旺族尹家出现了父子都是进士的奇迹，有多人在官府中任职。太阳河有姓沈、姓刘、姓佘的三大财主，每家都是家财万贯，富得流油。
且说太阳河三大财主之首乃是沈家，当家人沈松儒、沈久儒兄弟。沈松儒早年曾留学日本，能文能武，曾在四川(今重庆)奉节县当过县长，后弃政从商，将恩施山区的生漆、桐油、药材、木材等土特产销往宜昌、武汉等地，很快便赚得盆满钵盈，富甲一方。沈久儒时任太阳河区公所区长一职，又兼任团总，手下有百多团丁，有权有势，是当时太阳河最显赫的人物之一。
1919年9月的一天，一个婴儿呱呱坠地，打破了太阳河宁静的夜晚，这个婴儿就是后来将恩施搅得天翻地覆的沈德枢。因其出生在太阳河一个叫许家坡的地方，其父沈松儒遂给他取小名为沈许生。
沈德枢从小聪明过人，做事很有主见，在太阳河读了几年私墅，成绩很好，乡里的私墅先生已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1934年，沈德枢15岁，跟其爷爷做伴到宜昌做生意。这是沈德枢第一次走出山外，看到许多和自己同龄的人在中学读书，他萌生了在宜昌求学的打算。碰巧"私立旅宜四川中学"正在招生，沈德枢顺利考进这所中学。他爷爷也很开明，将他安置好叮咛一番后，才恋恋不舍地独自回家。
1937年，沈德枢初中毕业，顺利升入高中。这时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沈德枢立即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活动中，散发传单，街头发表即兴演说，痛斥曰寇的滔天罪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抗战到底。 这年底，在其老师，一名共产党员的介绍下，沈德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日军逼近武汉，恩施成为湖北的大后方，大批学校开始陆续迁往恩施。考虑到沈德枢是恩施本地人，社会关系多，上级遂决定派沈德枢回恩施工作。为便于开展工作，沈德枢改名为孙德枢。
沈徳枢的堂姐夫宋成全是恩施芭蕉区公所的人，通过他的引荐，沈德枢就任芭蕉小学教导主任一职。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沈德枢将同校教师张静娴、周慕仪秘密发展为地下党员。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沈德枢通过定期出墙报、演话剧、组织歌咏队、晨呼队等形式，将巴蕉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风生水起。
沈德枢还亲自作词创作了芭蕉小学的校歌，如今在芭蕉还有部分老人会唱。
"我们是贫寒人家的子弟，
我们的父母祖先都是种田人，
从小就受饥寒磨练，
磨练成铜骨钢筋铁罗汉，
更苦些生活吧，
也不求人哀怜，
我们是硬气汉，
刻苦学习自己干，
站起来!同学们!
同学们!站起来!
在这抗战的大时代，
创造出我们的新世界!"
沈德枢特别注重在校园宣传抗日救亡活动。上课时，他给同学们讲平型关大捷，讲中共在敌后开展抗日根据地的故事，讲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深受学生欢迎。同时沈徳枢还在学校办起了图书馆，把从宜昌带回的一百多本革命进步书籍放在里面，供学生阅读，为党培养了大批后备人才。
这年寒假，只要是赶集日，沈德枢便亲自带领学校话剧团来到黄泥塘、朱砂溪、桅杆坪、大集场、白果坝等集镇进行抗曰救亡演出，当时的话剧主要有:《放下你的鞭子》、《中国不会亡》、《枪口对外》等。合唱独唱有:《黄河瑶》、《保卫大武汉》、《八百壮士》等。由于同学们表演认真，表情自然真实，所到之处，深受群众欢迎，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抗战热情。
沈德枢还在高年级学生和农民中秘密发展地下党员，据统计，当时芭蕉区共有15位共产党员，沈德枢任中共芭蕉特别支部书记。据《中共恩施简史》记载:"当时，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七区八县以恩施最有声势。恩施各区，则以芭蕉最有声势，最有影响。"
1939年2月，恩施工委将芭蕉特支书记沈德枢上调为咸丰区委书记，兼管宣恩两个支部。4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宜昌成立湘鄂西区党委，钱瑛(著名女共产党员，解放后曾任国务院监察部部长，内务部部长。“文革"中受迫害致死。)任书记。她派组织部长王致中来恩施视查工作，成立了中共恩施中心县委，下辖恩施、建始、利川、宣恩党组织，沈德枢任宣传部长兼建始县委书记。
1939年夏天，中共建始县委宣传委员张多立被捕。建始县委书记沈德枢立即想方设法营救，后来通过国民党元老石瑛老先生的关系，张被释放。建始县地下党组织得以保全，后来全县党组织发展到170余人。
1940年元旦刚过，中共施巴特委书记马识途(即在恩施牺牲的刘惠馨烈土的丈夫，解放后著有《清江壮歌》一书，缅怀当时在恩施战斗过的战友。)通知沈德枢:"你被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马上去延安。钱瑛大姐在宜昌等你。"沈德枢将工作交接好后，回了一次太阳河，一是筹集路费，二是要出远门，估计今后回家的机会少了，需要同父母亲朋好友告个别。(恐怕连沈徳枢自己都没想到此时一别，即是永别，有生之年就再也没回过生他养他的故乡了。)后来沈徳枢风尘扑扑地赶到宜昌，在三联书店同上级接上了关系。湘鄂西区党委宣传部长何功伟(此人后来曾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1941年在恩施方家坝英勇就义。)告诉沈德枢，钱瑛大姐等不及已走了，他要求沈德枢自已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去报到。于是沈德枢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重庆，终于和钱瑛取得了联系。但钱瑛告诉他，她还有事急需处理，暂时走不了，只能等开会时再去延安。
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期间，因董必武董老北伐战争期间曾在恩施工作过，听说沈德枢来自恩施，特意找沈谈话，详细了解恩施中共地下党开展的工作及发展情况，并勉励沈德枢努力工作。最后董老还关切地询问沈德枢生活上有没有困难，沈德枢说自己在乡间患了恶性疟疾，时时发作，痛苦不堪。后来南方局代理书记博古特批给沈德枢8元法币，作为治疗费用。
在南方局钱瑛的安排下，沈德枢和刘长胜同志一道先乘长途汽车到宝鸡，然后从宝鸡坐火车到西安，最后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坐车到达延安。(刘长胜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红军长征后，由于电台损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后来是刘长胜携带着共产国际的密电码，从蒙古入境，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在陕北找到了党中央。毛主席曾称赞刘长胜"为党立了大功"。建国后他曾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这是后话，这里不表。)
沈德枢到达延安后，被安排到马列学院学习，并参加了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4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听取了毛泽东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会后，遵照党的安排就任平绥铁路管理处秘书。平绥铁路是今北京到包头的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了保护该铁路，1945年10月至12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指挥我军同来犯的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大军展开激战，史称绥远战役。最终我军取得大胜，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控制平绥铁路的企图。 1949年5月，湖北武汉解放后，沈德枢就任武汉军管会副处长，当时武汉刚解放，敌情复杂，百废待兴，为稳定武汉的局势，孙德枢做了大量的工作。广西解放后，沈德枢调任广西省委宣传部长一职。不久又调任国务院财办综合组，担任组长一职。当时的财办主任就是李先念副总理。沈德枢的工作主要就是为李先念起草讲话稿，给中央打报告，有时还代表李先念出席国务院的各种会议，实际上相当于李先念的秘书。沈德枢对文山会海不感兴趣，再加上财贸工作也不是他的专长，因此他多次向上级申请要求到地方工作。
1957年申请获得批准，沈徳枢终于回到湖北老家。当时的省委书记王仁重在安排工作时说:"恩施地委书记刚调走，你就去恩施主持工作吧!"但孙德枢认为自已出身于恩施的大地主家庭，且家族中很多人都在解放初期被当作地主恶霸枪毙了，去恩施不利于开展工作。王仁重书记又要孙德枢去武汉大学当校长或书记，但孙徳枢自认为能力比不上前任校长徐懋庸(当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离职)，再加上对教育不感兴趣，便婉拒了王书记的好意。由于当时没有合适的岗位，孙德枢只好屈尊就职于湖北省财贸部副部长。
1958年，黄石市市领导不幸病逝，孙徳枢以省委常委的身份就任黄石市市长，后来又担任书记处第一书记。由于当时黄石市是湖北省唯一的一个省辖市，又是全省的重工业基地，在全省占有重要地位。沈德枢在黄石主政十几年，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地工作直至退休，为黄石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03年8月30日，沈德枢老人不幸病逝，享年84岁。
后记:
笔者的爷爷解放前在太阳河集镇开药铺，与沈徳枢的叔叔沈久儒有亲戚关系(两人的老婆都是四川奉节邵家的女子)，两家关系很好，走动得比较频繁。解放前夕，沈松儒(沈德枢之父)去世，爷爷就在礼房里帮了好几天忙。当时笔者父亲在邮局当差，曾给沈久儒送过一封信，这是沈德枢给其叔叔寄来的一封亲笔信。因不是外人，沈久儒曾让笔者父亲看过这封信。父亲至今还记得信的大致内容，首先是沈德枢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然后分析了当时全国的形势，最后建议其叔叔不要再为国民党做事(当时沈久儒是太阳河区长，团总)，把家里的田统统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但沈久儒阅后只是摇了摇头，便置之不理，依然我行我素，结果全国解放后，沈久儒因杀人太多，民愤极大，被当成地主恶霸的典型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