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谈旧话——山人卢仝之死
唐代除了被誉为茶圣的陆羽，还有一位与之齐名的茶仙卢仝。卢仝是河北望族卢氏的后人，初唐四杰卢照邻的嫡系子孙，韩孟诗派的重要人物，除了脍炙人口俗称“七碗茶诗”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他还著有《茶谱》，是个真真正正爱茶之人。可惜四十岁时无辜牵连入甘露之变，旋即罹难，否则正当壮年，应当还有无可限量的未来才是。
说起来，卢仝这个人，“性高古介僻，所见不凡近”，韩愈更说他：“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出动一纪。”显然是个有脾气的人。两次被起用，都不就，二十岁起就隐居嵩山，虽然也会讽刺下时政，但与政治实在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谁知好事不出门，一出门就卷进了当时最惨烈的宫廷政变——甘露之变。《唐才子传》中说：“仝偶与诸客会食涯书馆中，因留宿，吏卒掩捕，仝曰：‘我卢山人也，于众无怨，何罪之有？’吏曰：‘既云山人，来宰相宅，容非罪乎。’苍忙不能自理，竟同甘露之祸。”这似乎是说，你既然说自己是个隐士，那为什么又在名利场的宰相府里出现呢？意思是讽刺卢仝是个假名士。不过这种问答在很多名人身死名灭之前都有，多得都不像是真的，更像是一种后人加上去的讽喻。
贾岛的《哭卢仝》写道：“……平生四十年，惟著白布衣。天子未辟召，地府谁来追。长安有交友，托孤遽弃移。”伤叹的就是这段故事。《唐才子传》上还说：“仝老无发，奄人于脑后加钉。先是生子名‘添丁’，人以为谶云。”卢仝被害时才四十岁，很难说“老”，所谓脑后加钉云云，大概是斩首之后于兴安门外悬挂展示，因为没有头发用来挂系所行的变通，只是一点也没有被当成是一个人。一个山林隐逸，瞬间变成挂在城门的孤鬼，真是让人不寒而栗。至于谶语，东汉以来很多人乐此不疲，真假莫辩，人云亦云。
不过有意思的是，此事件中的王涯，却也与茶有着另一种角度的密切关系。传说王涯死的时候，“百姓怨恨，诟骂之，投瓦砾以击之”。为什么呢？因为王涯推行榷茶法，为人所恨。王涯是当朝宰相，盐铁使，又兼榷茶使，推行榷茶法。他推行的榷茶，是什么呢？“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这还说得不太明白，后来令狐楚斥此为蠹政时说得更清楚：“岂有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摘茶叶于官场中造，有同儿戏，不近人情……”要把私营的小农经济模式的茶树集中到官营的茶园来，实现从种、拆、制、售卖、运输的全面控制，类似于汉武帝盐铁专营的方式，要将所有利润控制在朝廷的手里。
在这之前，虽然已经征收茶税，但茶业经济十分繁荣，茶业生产者利润还相当不错，如果按照榷茶法由朝廷专营专卖，茶农就一变形同农奴，茶商也无利可图，这样的政策肯定激起强烈的反对，“江淮人什以二三以茶为业者皆公言曰：果行是敕，只有尽杀使人，入山反耳。”王涯因此为人所恨，但王涯却不是因为这个而被杀，他被腰斩的罪名是与李训同谋参与了对宦官的“谋反”。说他参与策划了甘露之变。这是完全的冤枉。当时李训谋诛仇士良等宦官失败，骑马逃了出去，王涯等朝廷官员却还在政事堂商议，决定等皇帝出来议政。其时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来询问情况，还被他们打发走了，显然从没想过其他严重的后果，如果同谋，以王涯的过往判断，绝非如此胆略之人，主谋李训都跑了，王涯还能“勇敢”的呆在那里？结果到吃饭的时候，“吏报有兵自閤门出，逢人即杀”，于是王涯等人仓皇步出，连车驾都来不及准备，勉强跑到永昌里的茶肆，被禁兵所擒。“仇士良鞠涯反状，涯实不知其故，械缚既急，搒笞不胜其酷，乃令手书反状，自诬与训同谋。”可怜几朝老臣，七十岁的宰相，就这样被羞辱刑求，然后与一众“人犯”被押着“先赴郊庙，徇两市，乃腰斩于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下。”继而“枭其首于兴安门外，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卢仝应该就是属于“无问”当中一员。
甘露之变牵连被杀一千多人，可谓血洗朝堂，班列一空。其时趁着混乱，禁军士卒掠夺财物，京城恶少报复私仇，一直延续了几天才停止。这之后宦官“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朝廷官员入朝都与家人辞别，因为不知何时会被杀掉，真是恐怖血腥犹如地狱。
仇士良为何不放过王涯？朝士阉宦阵营不同，当然是一个原因。王涯七十岁宰辅，身为盐铁使兼榷茶使，总领朝廷的财政大权，不能不说未被人觊觎。而王涯行榷茶法行法峻急，其本人又“胥怨下人”，跟一般群众关系很差，难保混乱当中没人趁机攻讦。不过总的来说，王涯实在是死于仇士良复仇的暴怒和血腥恐怖手段之下。
王涯的榷茶为民所恨，往好里说，总还算得上急朝廷之所急。因为当时唐王朝，藩镇割据，一割据，该地的财政就不归中央，王朝的利基就缩小变弱，更加不能遏制藩镇的局面。怎么办呢？要恢复王朝的秩序，首先要有财政的支持，要找新的财源，找来找去，就是新兴的茶业了。茶不但是新兴的产业，正好可以作为新的税基，而且还有其他的好处。割据的藩镇，大都在北方，而新生的茶业，主要集中在南方。显然，榷茶如果成功，就能为唐王朝带来巨大的利益，而且不受藩镇的影响，这岂不是一条“妙计”？不过，这条妙计，并不来自王涯，而是来自甘露之变被涉及的另一位主角郑注。
郑注是个“神奇”人物，不管你觉得他人品如何，大概都要将他归于“奇士”一类。他本姓鱼，冒称郑姓，出身贫寒，长得也丑陋，还不能远视，是个近视眼，最开始登场，身份是一名游医，也就是社会底层，这条件差得也是没法说了。到了818年，估计在江湖上晃荡得也有段日子了，遇上一个机会，中唐时期的名将李愬患有痿病。据说郑注为他“煮黄金，服一刀圭”，《旧唐书》上说李愬“得其药力，因厚遇之”。痿病是古代中医的一个大类，李愬具体得的是什么病呢？郑注传上说注“自言有金丹之术，可去痿弱重膇之疾”，膇就是腿肿，可能李愬的症状就是虚弱腿浮肿。但是郑注所谓的“煮黄金”肯定也不是什么医术正道，据说他的药不但可以治这个病，还能“反老成童”，显然更像是金丹道术多一点。从历史上看，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其时李愬“自云得效”，不过三年之后李愬就“不能军”，连处理军务都做不到，并很快去世。但不管怎么说，郑注依靠这个事得到李愬的信任，不但如此，还被任命为节度衙推，可能也有留下来治病的意思，不过军政之事，也都让他参决，而且“与愬筹谋，未尝不中其意”，由医术人才转为军政干部了。
郑注得到李愬的信任，就有人说他“挟邪任数，专作威福，军府患之”，这个说法不仅仅是限于街头非议，还有当时的监军宦官王守澄“深怒注”作为注解，并亲自向李愬提意见要他处理这个人。对此，李愬的意见是：建议王守澄见一见郑注这个人。看来对郑注有相当的信心。于是郑注前去拜谒监军，见面的结果是：王守澄“初有难色，即延坐与语，机辩纵衡，尽中其意，遂延于内室，促膝投分，恨相见之晚”。这戏剧性来得比戏剧还戏剧。
我很好奇郑注做了什么能产生如此戏剧性的效果，因为之后又不断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一定有着某种称之为“套路”的东西。南朝时庾亮谢罪陶侃，陶侃原先准备杀掉庾亮，但见到庾亮之后反而对他欣赏起来。这是因为庾亮是高门士族，与陶侃有共同的语言，本人也是风流倜傥，翩翩人物，所以情有可原。当然，郑注不是庾亮，王守澄等人也不是陶侃。那么有什么可能可以八卦呢？《旧唐书》上说：“翼城人郑注以医药得幸于中尉王守澄”，可能郑注的秘诀还是以医术入手，毕竟再大的权威，也逃不脱病患的折磨，而长生之术，乃是中国古人们的共同追求，少有堪破此道的人物。也许郑注就是从此下手，也未可知。
郑注搭上王守澄这条线，820年就跟着王守澄跑到了京师，只是不知道他对李愬的病又是如何交代的。李愬死在821年的洛阳，一代名将，四十九岁陨落。王守澄带着郑注回到京师，经过几番折腾——这就不详述了，权力急速膨胀，而且非常器重郑注，两人常常“言必通夕”。到唐文宗时，文宗与宰相宋申锡谋划剪除宦官。结果这事居然被京兆尹王璠泄密给了郑注，郑注随即知会王守澄，于是王守澄马上罗织罪名，“奏得军虞候豆卢著状，告宰相宋申锡与漳王谋反。”这对文宗来说是不可忍受的，不过也说明文宗其实并不信任合谋的伙伴。宋申锡几乎死掉，最终被贬出京师，剪除宦官的计划也随之破产。
到833年，郑注又等到一个关键的机会，唐文宗患了“风恙，不能言者月余”。于是，王守澄进郑注，将一切又重演一次。因为原来郑注参与构陷宋申锡，事后终于清醒过来被人玩弄了一把的文宗非常厌恶此人，甚至一度打算“令京兆尹杖杀之”。但是到了这时候，因为进药有效，情况一变，郑注不再是令人厌恶的家伙，反而得到了文宗的宠幸。所以有一门技术是多么的重要。到834年九月，文宗于浴堂召对郑注，“上访以富人之术，乃以榷茶为对。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于是“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整个事情是这么发展而来的。
郑注参与构陷宋申锡之前，顶多只是一个权门红人，参与构陷之后，“人士侧目”，连文宗都打算“杖杀之”，可见名声已经相当不好。转而被文宗宠幸之后，就开始玩弄权术，连推他上位的王守澄也被他和新结识的“搭档”李训——李逢吉的“聪明”从子，也就是后来甘露之变的主谋一起算计，明升暗降，引入仇士良分权，继而贬斥，最后干脆酖杀之。手段不可不谓毒辣。之前李款弹劾过郑注，郑注得王涯庇护，反而加官进爵，当时假惺惺表示大家都只是“事君而尽节”，善待李款以沽名钓誉，现在也毫不留情的进行报复。凡是不顺从自己的都进行打击报复，据说“贬逐无虚日，班列殆空”，另一方面，也过上了奢侈无度的生活，彻底露出了小人嘴脸。
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明显的小人，依靠宦官上位的恶棍，忽然摇身一变，成为文宗铲除宦官的助手、同盟，也算是一件咄咄怪事。文宗素来憎恨宦官专权，当初与宋申锡合谋不成，现在为了铲除宦官，连郑注本人就是宦官举荐上来的，更加是当初陷害宋申锡的谋主这样的事情也不顾了，这是为什么呢？据说是因为皇帝认为郑注来自宦官，所以自己的计划不容易被察觉。这算是什么理由？我觉得不如说皇帝为了夺回权力，饥不择食才对。从这个皇帝对宋申锡的态度，毫无信任，只是为了权力的合谋来看，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好鸟。
郑注首先成功铲除了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王守澄。但搞掉王守澄，是采用引入另一个宦官仇士良的笨办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郑注与李训定计，由郑注出为凤翔节度使，作为外援，配备名家子为主的亲兵五百人，约定在王守澄下葬宦官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尽杀宦官。这个计划虽说很具当时的时代特色，但计划本身问题不大。不过，等郑注一出外任职，这边李训就改主意了。李训决定自己铲除宦官，不让郑注抢功，甚或计划之后乘机除掉郑注。这都是一群什么人啊？于是李训独自发动甘露之变，整个过程笑话百出，就不多说了，结果是功败垂成，身死名灭。而另一边郑注也奇迹不再，与宴席当中被人当场斩杀——可能近视眼没注意到别人根本没打算听他说话，直接就拿刀子上了。最可怜的是五百名家子无辜成了他的陪葬。
关于这件事，有的人注重结果，认为李训郑注的阴谋，结果上终是好的，正义的，但更多的意见认为，李训郑注这种阴谋家式的权术，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果。李训和郑注，思考的都是建立自己的私人武装，以直接的屠杀方式改变政局。这样即算能够成功，只不过是一时一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中国人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要说从根本上解决，就是“一时一势”何尝不也是鲜血铺陈的道路？但是既然如此狠毒，失去下限的执守，那么对方的报复来得更加凶残，又能怎么说呢？仇士良也许本性凶残，但被杀的危机感也是一个明显的刺激，文明丧失，兽性尽露，所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逢人即杀”，事态已经无法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治被这样一种江湖仇杀式的局面所控制，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痛。
那么，如何评价郑注的榷茶法呢？郑注的榷茶，提的是茶业政府管理中最极端的一种形式，就是茶业专营专卖。在德宗时期，已经开始征收茶税，穆宗时期，因为费用紧张，茶税由原来的10%提高到15%。在这样的基础上，要怎么进一步“富人”呢？显然仅仅加税已经不能满足文宗的胃口的。这时候打动文宗的心的，可能就是这种竭泽而渔的专营专卖方式。这种方式要求茶农将自己的茶树移植到茶园，于是所有茶叶的采摘、制作、销售都被政府直接监管，这样朝廷就能够在茶业生产贸易当中攫取最大的利益，而茶农也就变成了生产的奴隶，这等于是对我国有史以来茶业小农经济方式的一次完全的颠覆。这种毫无顾忌伤害茶农利益的办法，的确像是出自一个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一般人未必知道是郑注提出的计划，王涯屈从于权势，被人诟骂唾弃，也没什么无辜啊。
王涯榷茶法没有实行多久，但王涯之死与榷茶法失败却影响深远。以后朝廷对茶业伸手，都以此为前车之鉴，不但以政策的失败为鉴，也以这种榷茶相关的郑注、王涯臭名昭著为鉴，谁会想和这样的人拉上关系呢？所以基本不再以“专营”为思路，而是以“专卖”为本了。
唐时期在这之后大概又恢复了茶税的办法，而且税茶的收入一直在增加，可说是中晚唐政府财政上的一根支柱。到了宋代，茶法变化繁繁复，以专卖为基线，并且以这种思路一直延续下去。从根本上看，可以说，中国本土茶叶生产的小农经济特色决定了茶法的模式，其本身也是朝廷与茶农茶商肉身博弈的结果，这在当时来看是非常自然合理的事情。但是，如果站在现代的角度来看，则又有不同。在中国，茶业建立在小农经济的模式上，以此为常，理所当然，但看看印度茶又如何呢？印度茶为英国人初创的时候，当时的经济理念和生成技术就决定了他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从一开始的选种、种植、采收、到各制作流程，走的就是规模化，工业化之路，美国人乌克斯的《茶叶全书》详细记载了这一复杂而精彩的过程：英国人是如何从进口中国茶种到选择阿萨姆本地种，从中国式种植，转向印度式种植，如何从一开始就构造了一个规模化、机械化的茶叶制作系统，如何如履薄冰的渡过最初每一次都几乎是致命的重重危机，从而创造出一个新时代茶业生产模式的。这个模式一开始就摆脱了中国茶业小农经济的局面，适应的是全球化的大市场，自然迸发出强大的竞争力。当然，英国人在印度没有既成小农经济模式的问题，有着所谓的后起优势，但不管怎么样，印度茶最终成为中国茶最强大的对手，差不多占领了整个的海外市场，并且将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今天，这绝对是值得中国茶人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王涯虽然昏庸势利，但终究是个标准的士人，或者说标准官场的士人，史书上说他的诗文思清丽，风格雅正古朴。他是翰林学士出身，累官而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标准宰相，平常喜爱收集前人字画，不愿意收钱的，就用官爵来买，所以家藏书籍超过朝廷的秘府，他收藏有索靖的《出师颂》这一传世孤品，实为当时文化领域的一个节点。据说他收藏的所有产品都装潢精美，装饰华丽，结果出事之后，家中被抄掠，兵卒闲人抢椟弃珠，文书卷轴在路边任人践踏，不知道多少珍贵文献、名人作品随之付诸尘土。
王涯是高高在上的宰辅，卢仝则是被牵连进去“无问”的人，但是今天有几个知道王涯是谁呢？卢仝茶仙的名头却是天下皆知，远播海外。
再回头看下那一年发生的事，王涯的榷茶法也施行有段时间了，著名的茶人卢仝来到京师，与王涯府中的故旧朋友相聚会食，以卢仝这种隐士狭窄的交际圈来说，他来见谁呢？他有没有拜谒王涯，谈点什么事情呢？好茶如命的卢仝又会不会谈到最近施行的这不近人情的榷茶法呢？或者竟是这不近人情的茶法让他不得不来到京师，有所欲言？这些注定都永远只是猜想了，今天的我们唯一确知的只是，这两个人，还有随之后的影影幢幢许许多多的人们，以及萦绕在这些人身边许许多多美好的事物，都在那天发生的祸乱当中一同兵解，消散而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