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评
★★★★★ 学哲学将影响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但是不学哲学也不影响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只是这可能就完全是两个世界了。这本书在入门之上，专业之下，非常棒的进阶哲学书。作者文笔优美，幽默，内容深入浅出。
每一种形式的政体都由于过分遵循其基本原则而趋于灭亡。贵族政体由于把权利限制在一个太小的圈子里而走向了灭亡；寡头政体为了眼前利益而争斗不休，最终也为革命所推翻。革命似乎都是由微不足道的原因引起的，但实际上它的背后有着极深的积怨。“接着是民主政体：穷人推翻了敌对势力，把自由和权利平分给了人民。”但是民主制也毁于过度的民主。民主的基本原则就是人人都享有执政和决策的权利。表面上看这的确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却带来了灾祸，由于人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不具备挑选优秀统治者和制定英明政策的能力。“人民根本没有理解能力，他们只会重复统治者心血来潮时告诉他们的东西。”要想让一种原则被人接受或抛弃，只要把它放在两出流行的戏剧中加以吹捧或嘲弄就行了(这无疑是在抨击阿里斯多芬，因为他的喜剧几乎会嘲讽所有的新思想)。国家这条航船在极端民主政治的浪涛中航行，而每一次演说煽动起来的狂风都会使船偏离航向。最终，这种民主政治只能走向暴政或独裁。民众对甜言蜜语是如此热爱，以致那些阴谋家只要自称是“人民的保护者”，就能爬上最高权力的宝座。 对于这样的民主政体，柏拉图越想越感到不可思议，它竟然愚蠢地把挑选领袖的权利交给轻信又反复无常的大众，更别说把它交给那些见钱眼开、躲在民主舞台后面替寡头们操纵一切的阴谋家了。
“人是多么有意思啊!——总是在寻医问药，却又不停地使自己的病情复杂化，他们总以为只要服了别人推荐的灵丹妙药就能把病治好，谁知不但没有起色，反而不断恶化。试图通过立法来解决问题，使人类改掉自己的劣根性——殊不知这是在砍海蛇怪的头!”
所以，柏拉图对忒拉叙马科、卡利克雷斯和尼采的信徒们作出了一劳永逸的回答：正义不仅仅是力量，它是和谐的力量——各种愿望纳入秩序而成为才能，众人纳入秩序而形成组织。正义不是强者的权利，而是整体的和谐。
当一切都共有时，这一切就没有人在乎了。共产制度将会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可怕的密切联系，不给隐私和个性留下任何余地；另外，它还假设人人都具有圣人般的忍耐与合作的美德。
柏拉图最大的不足，也许就是缺乏赫拉克利特的流变意识。他急切地要把这个运动的世界变成静止的画面。他和所有怯懦的哲学家一样过于着重秩序。他被雅典民主政治的骚乱吓坏了，因而轻视个人价值。如同昆虫学家对苍蝇进行分类，他将人也分成不同的阶级，他的理想国是一成不变的社会，是僵化、厌恶创新的遗老世界。它只有科学，没有艺术；只有秩序，没有自由。它在名义上崇尚美，却要放逐创造美的艺术家。这并不是真的理想国，而是斯巴达或普鲁士。
我们怎样去论述一件事或一个术语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个准确的定义都有两个部分。首先，将特定的物体与具有相同特征的物体归为一个类。比如人首先是动物。其次，指出特定物体与其他同类物体之间的差异。比如在亚里士多德体系中，人是理性动物，和别的动物不同之处就在于其理性。
最初的人类一定和现代人不同，因为假如最初的人类出生时也像现在的婴儿一样毫无自理能力，需要很久才长成人，那么人类就不可能延续至今。
然而，亚里士多德有自相矛盾的习惯，他又说上帝是一种神秘的自省精神，因为他的上帝从不做任何事，没有欲望、意志和目的。他就是活力本身，所以就不必运动。他绝对完美，所以没有任何欲望。他惟一要做的就是思考事物的本质，但由于他自身就是万物的本质，一切形式的惟一形式，所以他惟一的职责就是冥想自我。亚里士多德的上帝多么可怜——他是一个王，却无所作为。难怪英国人喜欢亚里士多德，他的上帝显然就是他们的国王或女王的翻版，甚至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自己的翻版。他的上帝像他一样恬静，没有红尘中的浪漫，一躲进象牙塔里，整个世界就消失了。柏拉图这位哲学之王是这样，严厉的耶和华是这样，温和、热心的基督教上帝也是这样。
因此他深入研究了人和别的生物的根本区别，认为人的幸福在于充分发挥人类的特性。因为人的独特优势在于思维能力，人正是凭着这种能力才超越并主宰了其他一切生命形式，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发展思维能力能给人带来幸福。
要获得美德就必须走中间的道路，即中庸之道。性格可以分为三部分，两头为极端和缺陷，中间才是美德或优点。所以，怯懦和鲁莽之间是勇敢，吝啬与奢侈之间的是大方，淡薄和贪婪之间的是志向，自卑与骄傲之间是谦虚，沉默与吹嘘之间是诚实，暴戾与滑稽之间是幽默，争斗与阿谀之间是友谊，哈姆雷特的犹豫和唐·吉诃德的莽撞之间是自制。
“人先有了行动，才会形成这种行动的美德”。反复的行动才造就了现在的我们。因此，美德不是一次行动，而是一种习惯。“人的善行是灵魂在实现完美生命的过程中发挥的一种作用。……就像并非一次晴天或一只燕子就能构成春天一样，一个人的幸福也并非为善一时就能一劳永逸。”
无论从什么角度考虑永恒的政治问题，我们都会得出完全一样的结论：长远目标应由公众来决定，实现目的的手段则由专家来决定。选择目标应该通过民主讨论，决策机构应该由严格筛选出来的专家组成。
面对频繁的战争和不可避免的死亡，只有做到“心如止水”才是最高智慧——“冷眼旁观，不为所动”。历史如果不善于开玩笑，也就不成其为历史了。但最有趣的玩笑莫过于将享乐主义的桂冠戴到了这位提倡简朴的悲观主义诗人头上。
但是，就像教会所设想的那样，它的统一要靠一种共同的信仰来维持，而支持这种信仰并使之不断发展的，则是永恒的超自然力的约束。因此，苛严的信条像一个绳套牢牢套住了中世纪尚未成熟的欧洲思想。正是由于这种束缚，经院哲学才会局促地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兜圈子，在一大堆未经审验的假设和先验的结论中徘徊。
用严厉的手段压制舆论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把言论自由交给人们，往往更能使他们闭嘴，而想方设法去禁止言论，反而会适得其反
启开别人心扉的最可靠的钥匙，是研究他们的脾气、性情、目的和计划。比较迟钝和直爽的人，可以从他们的脾气上了解他们；比较谨慎的人，则可从他们的计划上了解他们。所有这些调查的诀窍有三点：第一是广交朋友；二是在心直口快和沉默之间保持中庸；而最好的做法则是很好地表现自己的风度，牢牢抓住自己的权利，不要让太多的善心使自己变得软弱，因为那会使人蒙受伤害和耻辱。应该时时显露出一种慷慨的胸怀，既藏有毒刺，也含有蜜汁。
从整体上说，培根热爱的是哲学而非科学。只有哲学，才能给动荡、苦难的生活带来乐天知命的安宁。“知识能够消除或减轻对死亡和苦难的恐惧”。“幸福的人是了解事物原因的人，是把恐惧、无情的命运、贪婪的地狱里的喧嚣统统踩在脚下的人。”(维吉尔)哲学最大的作用也许就是纠正工业环境灌输给我们的贪念。
每一位自知的研究者都应知道这样一条规则——他特别赞同和乐于接受的东西，恰恰是值得怀疑的东西。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应该更加谨慎，以使理智保持应有的清醒和公正。
归根结底，一切问题都要归咎于教条和演绎法。我们之所以发现不了新的真理，是因为我们把一些值得怀疑的古老命题作为不容置疑的出发点，并且从未想过要让这个命题本身接受观察和实践的检验。“一个人如果从肯定出发，就会走向怀疑；如果他情愿从怀疑出发，就会得到肯定的结果。”这是近代哲学成熟的一个标志，是它的独立宣言的一部分。
所有的现实都有统一的物质、原因和起源；上帝与现实是一个统一体。同样，精神与物质也是统一的，现实的一个微小的粒子都由不可分割的物质和精神组成。所以，哲学的目的就是要从多样性中看出统一性，从物质中看出精神，从精神中看出物质；就是去发现对立中的统一，并上升到对普遍统一性的最高认识，也就是说用理智的方式去热爱上帝。所有这些观点都成了斯宾诺莎思想的组成部分。
而且，在长老们看来，宗教方面的统一是他们防止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分裂的惟一方法，同时也几乎是保持散居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团结和生存的最后方法。假如他们有自己的国家、民法和世俗权力机构来保证内部的团结和外部的尊严，他们可能会宽大一点。但是，他们的爱国精神只能通过宗教来表现。教会不仅是举行宗教仪式的中心，而且是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中心。斯宾诺莎所怀疑的《圣经》，就是这些人可以“带在身边的祖国”。在这种情况下，异端对他们来说就是叛国，容忍异端邪说无异予自杀。
曾经有人劝他不要相信理性，而应该信仰神谕。他答说：“尽管我有时会发现靠我天生的理解力所获得的成果并不实惠，但我感到十分满意，因为我喜欢这样做，它给我带来了安宁和愉悦，使我不用生活在悲叹和忧虑中。”
一个人过于透彻地论证自己的观点是不明智的，如果他的结论成了所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常识，他的著作就会失去神秘的吸引力。
应该注意，这里所说的原因和真实事物的系列，并不是单个的、不断变化的事物，而是一系列固定和永恒的事物。人类由于自身的弱点，不可能永远追寻单个的、变化的事物，因为事物的数量多不胜数，每一个事物都处在各种情况的包围中，而且每一种情况都可能是该事物存在的原因。由于个体事物的存在实际上与其本质无关，因而也不是永恒的真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理解单个的、变化的事物。因为它们的本质只有在那永恒的事物中才能找到。这些永恒的事物中所体现的规律决定了一切个别事物的存在。单个的、变化的事物在根本上依赖于这些永恒不变的事物，否则它们就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被认识。
“身体不能决定精神的思维：精神也不能决定身体的运动或状态”，道理很简单：“因为两者是一回事。”整个世界就是这种两重性的统一。“物质”的过程只是实际过程的一个方面，它还包括一个内部的过程。内部及“精神的”过程在每个阶段都与外部及“物质的”过程相呼应。
说到底，世上只有三种伦理体系，也就是三种关于理想人格和道德生活的观点。一种是佛陀和耶稣的伦理，它主张忍让和平等，主张以德报怨，认为仁慈就是美德，在政治上倾向于不受约束的民主。另一种是马基雅维利和尼采的伦理，它提倡征服和统治，认为人生来就不平等，认为权力就是美德，倾向于世袭贵族政治。第三种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星士多德的伦理，它否认博爱和强权的普遍适用性，认为只有成熟的思想才能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何时应该用博爱，何时应该用强力来统治的判断。因此，它认为智慧就是美德，最好是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相结合。
“幸福不是美德带来的报酬，而是美德本身。”
关于征服情感的那种心灵之力，或者心灵自由的含义，我已经讲完了。从我所说的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智者的天地是多么广阔，他与受欲望摆布的无知者相比是多么强大。一介无知的人，除了听任外部因素的摆布，他永远也享受不到心灵的真正满足。他虽然活着，却几乎意识不到自己、上帝和万物的存在。一旦他不再受摆布，他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相反，一个智者在精神上极少有动摇的时候。他凭借一种永恒的必然性意识到自己、上帝和万物的存在。他的生命永远不会结束，并始终享受着心灵的满足。也许我所指明的通向这个境界的道路过于艰难，但是，它毕竟还是能够找到的。
在自然状态中并没有什么公认的善恶标准，因为自然状态中的人只顾自己的利益，只根据自身利益的得失来判断事物的善恶，除此以外，他不会依据任何法律对他人负责。因此，自然状态中没有“罪恶”这一概念，只有在文明社会中，人们才会得出一致的善恶标准，并对国家承担责任。支配人的生命的自然法则只禁止没有人想干的事，它不反对争斗、仇恨、愤怒、欺骗，也就是说不反对欲望所推动的任何事情。
在形而上学中，理性是认识万物的秩序；在伦理学中，理性是在欲望中建立秩序；在政治学中，理性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秩序。
有一次，在萨利公爵城堡的宴会上，伏尔泰正侃侃而谈，罗昂爵士大声问道：“那个大声嚷嚷的年轻人是谁?”伏尔泰马上回答说：“阁下，他是一个没有显赫姓氏的人，但他的名字受人尊敬。”这位爵士大为恼怒，雇了一伙流氓趁着夜色给了伏尔泰一顿狠揍，不过，他没忘了提醒他们：“别打他脑袋，那里还能出点好东西。”
伏尔泰一到英国就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他恼火地发现“plague(瘟疫)”只有一个音节，而“agii(疟疾)”却有两个音节，真恨不得这种语言一半得瘟疫，另一半得疟疾。但是，没过多久他就能轻松地阅读英语了，不到一年，他已经读完了当时英国的所有文学作品。
1736年，他开始与腓特烈通信。腓特烈当时还是王子，他给伏尔泰写的第一封信像是一个孩子与国王通信。信中过多的溢美之词可以说明伏尔泰名头之大。这封信称伏尔泰为“最伟大的法国人，为人类的语言增了光……我一生中最大的光荣之一，就是能与您这样一位天才处于同一个时代”。腓特烈思想很开放，伏尔泰希望他继位后能推进启蒙运动的发展，还希望能为腓特烈的酒神扮演柏拉图的角色。当腓特烈对伏尔泰回报的恭维故作谦虚时，伏尔泰回信说：“王子反对恭维，这实在是一种可贵的品质。”腓特烈送给他一本《驳马基雅维利》，在这本书中，王子动听地讲到了战争的罪恶和国王维护和平的责任，伏尔泰读了这本和平主义大作，不禁喜极而泣。几个月后，腓特烈当了国王，他马上入侵西里西亚，并使欧洲陷入了三十年的血战之中。
圣·朗伯，都是因为您， 玫瑰才开放； 刺儿全都归我， 花儿您拿去吧。
历史不过是我们对死人玩弄的一些把戏。
第一个神父是遇到第一个傻瓜的骗子。
他送给伏尔泰一本他写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在这本书中，他以种种论据抨击文明、文化和科学，主张人类回到原始人和动物一样的自然状态中去。伏尔泰回信说：“先生，我已收到您反人类的新书，非常感谢。……您想把人变成野兽，在这一点上，谁也不如您聪明。读了您的大作，人们说不定会向往用四条腿走路，但是，我很遗憾，我已经无法恢复这个丢掉六十多年的习惯了。”
“经验不是认识的惟一途径。经验告诉我们现象，却不告诉我们为什么，所以它不能带来任何普遍真理。普遍真理具有内在必然性，它独立于经验之外。”
对精神的固有结构或思维的内在规律所进行的研究，构成了康德的“先验哲学”，因为这是一个超越感官经验的问题。将感觉加工成观念的过程包括两个阶段。首先是运用知觉的形式：其二为运用概念的形式。康德将第一阶段的研究称为“先验的感性论”，将第二阶段的研究称为“先验逻辑”。
感觉和观念的联系首先是由精神的目的决定的。感觉就像佣人，等待着我们的使唤，你不需要时，它们就不会出来。有一种选择和操纵的力量在运用着它们。在感觉和观念之上存在着精神。
康德认为，选择和协调的能力对呈现的材料进行了两种简单的区分法，即空间感和时间感。把信息根据其来源和时间加以整理，就能找出它们的头绪。大脑分配空间感和时间感，将它们归于各类物体、现在或过去。空间和时间不是人们觉察到的东西，而是知觉的方式。
感觉是无序的刺激，知觉是有序化的感觉，概念是有序的知觉，科学是有序的知识，智慧是有序的生活，就它们的顺序、连续性和统一性来说，它们一个比一个高级。
物体向我们显示的是现象与外表，也许与它们本来的样子大不相同。那个本来的物体究竟是什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物自体”可能是推断出来的物体(一种“本体”)，但它无法被我们感知，因为存被感知的过程中它会扭曲变形。“
唯心主义并不像一般人以为的那样，只承认感觉主体而否认存在，它只是说物体的很大的一部分是通过感觉与认识的形式得以实现的：我们只了解转化成观念后的物质，而物体在这种转化发生之前是什么，我们无法了解。
我们对一切经验的解释都离不开空间、时间和因果，但它们并不是事物而只是解释和认识的方法，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不会有任何哲学。
物质、原因和必然是心灵运用于感觉经验的方法，它们只用于这类经验中的现象：我们不能把这些概念用于本体(或臆想的)世界。
我们应该寻找普遍的、必然的伦理，这种先验的道德准则应该像数学那样绝对可靠。我们必须证明“纯粹理性可以是实践的，也就是说，它可以自己决定意志，独立于任何经验”，道德感是内在的，而不是源自经验。这种道德法规作为宗教基础，必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强制的。
我们无法用理论证明这种自由，但可以用我们处于道德抉择的紧要关头时的直觉予以证明。我们将自由视为纯粹自我的本质，在内心里，我们能感觉到心灵自发地塑造经验、选择目标的活动。我们的行动似乎在遵循固定不变的规律，可是我们是通过感官才觉察到规律的结果的，我们仍然超越了我们为了理解经验世界而制定的规律，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积极力量和创造力的中心，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能感觉，无法论证。
我们的理性说服我们相信物自体背后有一个公正的上帝：而我们的道德感则命令我们相信它。
大自然中的很多物体都十分美丽、匀称和统一，几乎使我们不得不相信它们是由超自然的力量造就的。但另一方面，康德又认为自然中也存在着许多浪费、混乱、无用的重复；自然孕育生命，代价却是无数的苦难和死亡!因此，外部设计的表象并不能最终证明上帝的存在。过多运用这种论据的神学家应该抛弃它，而抛弃了它的科学家应该运用它；这是一条重要线索，能产生无数种启示。因为目的无疑是存在的，但它是事物的内在目的，是总体设计出的部分。假如科学从整体出发去解释有机体的各个部分，会给另一种本来很有启发性的原理(即机械的生命概念)带来美妙的平衡，这种原理尽管也有利于新的发现，但只靠它，恐怕连一片草叶的生长原理也解释不了。
在一切关系中，最普遍的是“对立”。世上的所有观念和现象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对立面，然后与对立面统一，形成更高级的整体。这种“辩证运动”贯穿于黑格尔著作中的一切事物。
思维运动和事物的运动一样，在每个过程中都存在着辩证的发展，即统一性——多样性——统一的多样性。思维和存在遵循同样的规律，逻辑和形而上学是一回事。
1788年出生的另一个天才——拜伦，与母亲的关系和叔本华一样。他们的悲观基本上是由环境决定的；一个没有体验过母爱的人，或者更糟的是，被母亲恨过的人，没有理由喜欢这个世界。
毫无疑问，谦逊一旦成为公认的美德，对傻瓜们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人人都应当谦逊地说自己似乎是个傻瓜。
我们并不是因为找到了需求的理由才去需求，而是因为有需求才去寻找需求的理由。
每个人起先都以为自己是完全自由的。但是经验说明了他并不自由，而且必须服从必然性。尽管反复考虑，痛下决心，他依然不能改变自己的行为。他必须扮演他自己诅咒的那个角色，直到剧终。
如果世界是意志，那么它就是一个痛苦的世界。 原因之一是，意志本身就意味着欲望，而欲望总是大于能力，一个欲望满足后，随之而来的是十个未能满足的欲望。
人生痛苦的第二个原因在于痛苦是人生的基本刺激和实体，而快乐不过是痛苦的消极中断。
人生痛苦的第三个原因，是“欲望和痛苦一旦给人以喘息的机会，疲倦就会立刻光临，使他不得不另寻消遣”——即寻找更多的痛苦。
正如贫穷是人们苦恼的普遍原因，无聊则是上流社会的祸根，而在中等阶级中，星期天代表厌倦，其他日子代表欲求。
人生的不幸还在于生物的等级越高，痛苦就越大。知识的增长也于事无补。 因为意识的现象越全面，痛苦就越明显。植物没有感觉，因而也就没有痛苦。最低等动物的生命只能感觉到轻微的疼痛。具有完整神经系统的脊椎动物，才具有高度的感觉能力，并随着智力的发展而提高。因此，随着知识的和意识的发展，痛苦也相应增加，到人类这里达到高峰。同理，一个人越有智慧，他的痛苦就越多。天才忍受的痛苦是最大的。
所有史诗表现的只是人类为追求幸福所作的抗争和努力，而不是永恒、圆满的幸福。这种作品让自己的英雄们为了这一目标历经艰辛，但目标一旦实现，便草草收场，因为如果继续下去，我们的英雄就会对那个灿烂的目标大失所望。
最后，我们将面临死亡，就在经验开始转化为智慧时，头脑与身体开始衰败。“一切都只停留片刻，就快速消亡。”
对死亡的恐惧是哲学的起源和宗教的最终原因，常人不能从容面对死神，于是创造出无数哲学与神学。
科学的对象是包括特殊的普遍，而艺术的对象是包括共性的特殊。
当浪漫主义者发现理想中的幸福在实际上成了不幸时，他并不归咎于自己的理想，而是认为这个世界与他这种精美的生物不相称
在每个思想领域，思想史学者们都可以看到一个“三阶段法则”：首先，人们按神学方法进行思考，以神的意志来阐释一切问题——例如把天上的星星当作天神或神的战车；接着是形而上学阶段，人们用形而上学的抽象观念来解释上述问题——例如，星体沿圆形轨道运行，是因为圆形是最完美的形状；最后，精确的观察、假设和实验把事物纳入了实际科学，人们用自然的因果关系来阐释现象，“神的意志”被柏拉图的“理念”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类虚幻概念取代，而这些概念又被科学规律所取代。形而上学是发展受到阻碍的阶段，孔德认为已经到了抛弃这些幼稚观念的时候了。哲学和科学并非两种不同的事物，哲学的任务就是协调所有的科学以改善人类生活。
因此，斯宾塞提出了他那轰动欧洲思想界的进化公式。“进化就是物质的整体化及同时发生的运动的消解过程；在这期间，物质由不确定的、互不相干的同质状态过渡到确定的、彼此关联的异质状态，同时保留下来的运动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化。”
这就是进化论的基本含义，凡是从分散状态发展到统一状态，从简单的同质状态发展到复杂的异质状态的进程，都是进化；反之，都是衰退、分解的过程。斯宾塞还告诉我们，任何运动只要有阻力迟早会停息。行星每运行一周，其轨道就会缩小一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太阳会变得不那么温暖明亮；潮汐的摩擦将减缓地球的自转。地球养育了无数拼命繁衍的生命，总有一天，它的运动将变得缓慢；我们的血液将变得更冷、流得更慢；我们将像濒危生物一样把天堂看作长眠的场所，而不是生活的乐园：社会将解体，城市将沦为穷乡僻壤；生命赖以生存的协调将变成无异于死亡的分散与失凋，世界的前景将是一片凄凉；地球本身也将瓦解，重新消散成尘埃和星云。这样，一个进化和消亡的循环就完成了。下一个循环又会重新开始，并且周而复始，永不停息；但结局总是这样的，生命打着死亡的烙印，所有事物的诞生都是死亡的序幕。
本能和理智之间没有分明的界限，它们都是内部关系为适应外部关系而进行的调节：仅有的区别只是程度上的，本能所反应的关系相对地较为简单，而理智所面临的关系则较为复杂。所谓理性行为，其实也是一种本能反应，这种反应在由特定环境所引起的一场斗争中战胜了其他本能反应而得以保存。所谓思考，也是各种对立冲动之间的争斗。从本质上说，理智与本能、思维与生命，是一体的。
“思想的形式”，如时空感、数量与原因的概念，都是思想的本能方式。就像本能是由人类后天获得的习性，在个人却是天赋一样，这些思维范畴也是在进化过程中后天获得的习性，但在今天却成了我们先天智力的一部分
按照进化程式，如果一种品行能够使目的各异的个人或集体变得万众一心、和睦相处，那么这种品行就是道德的。道德如同艺术，其目的是在异中求同。能够将生活中最大程度的多变性、复杂性和完美性集于一身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
头脑清醒的人很快就能领悟到古今深邃的思想家们早就明白的道理：在这场我们称之为生活的斗争中，我们需要的不是仁慈，而是力量；不是谦卑，而是骄傲；不是利他主义，而是果敢和智慧。平等与民主违背了选择与生存的原则。进化的目标不是大众，而是天才；主宰一切差异和命运的不是“正义”，而是强权。
在《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和《历史的运用和滥用》中，尼采表现出两个与众不同的观点：道德和神学应该按进化论的原则重建。生命的职责“不是让大众争得一席之地，得到改善。作为个体，这些人毫无价值。”“生命的职责应该是创造天才。”
我们需要对一切价值作生理学意义上的“重估”。对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个物种则以其生命力、能力和强力来衡量。
现代哲学史也许可以从物理学和心理学的冲突这个角度来写。思维也许始于其对象，因此它最终要将自身神秘的现实纳入物质现象和机械定律的范围之中；或者，思维始于它自身，然后根据明显的逻辑必然性，它不得不将万物设想为心灵的形式和创造物。
我们应该知道，时间是一种积累、生长和延续，“延续就是过去的持续发展，它渗透到未来，并在前进的同时增加着”：也就是说，全部过去延伸到了现在，并和现在一起延伸下去，它即是现实的，也是能动的。”延续意味着过去永远存在，丝毫也不会减少。“可以断定，我们的思维能力和过去关系不大，但我们的期望、意志和行动却依赖于全部的过去”。由于时间是一种不断的积累，所以未来绝不会与过去一样。“每个时刻不仅是崭新的，而且是难以预测的；……变化比我们想像的更重要”；“对于一个有意识的存在物来说，存在即变化，变化即成长，成长即无止境地创造自我。”
意识并非无用的附属物，它是想像力的舞台；在作出最后的决定时，各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都在意识中亮相并接受审查。
自由意志是意识的必然产物；所谓自由，其实仅仅是指我们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假如决定论是对的，假如一切行动都是事先存在的力的自动、机械作用的结果，那么，动机就应该能毫不费力地转变为行动。但是事实正好相反。选择是困难的：它需要决心，亦即克服冲动、习惯或懒惰等精神诱惑而激发人的能力。选择就是创造，创造就是劳动。
人们将思想描绘成在空间运动的物质微粒或者认为它们只是在一定空间内的运转，但我们的思想却不喜欢这一切。这些“立体”的概念概括不了生命，因为与其说生命是一种空间的存在，不如说它是一种时间的存在：它是变化，而不是位置；它是质，而不是量；它不单是物质与运动的重新分配，而是流水似的不断创造。
假如先天的能力和特性能够遗传，那么，每一种本能就应该一出现就达到应有的强度，或者说它一出生就已经成熟，否则它就不能帮助它的主人在生存斗争中获胜。假如它刚出现时还很柔弱，那么它就只能靠后天获得的强度来确立其生存价值，而后天的强度并非遗传所致。
的确，一切事物都有目的，但目的存在于事物内部而不是外部；它是一种生命原理，是整体功能和目的对所属各部分的内在决定。
柏格森说：“哲学上的批驳往往是浪费时间。正确观点会自动取代错误观点。用不着我们费心批驳别人。它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批驳。”
克罗齐的答案是，美就是能够捕捉被感知事物的本质形象的构成。就是说，美属于内心形象，而不是它的外部表现形式。
无论对创作的艺术家，还是对欣赏者来说，审美的秘密就是具有表现力的形象。美是恰如其分的表现，否则就不是真正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给那个古老的问题一个简单的答案：美即表现。
恨和战争大多源自偏执或专横的信仰。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将像一阵清风，能扫除“现代”思想中的疾病和迷信。
我们以为教育就是传授固有知识，但实际上，它应该是培养科学的思维习惯。蠢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武断和偏执；科学家不轻易相信什么，也不会说毫无节制的话。普及科学和科学方法，能使我们养成一种理智和诚实的习惯，使我们只相信与证据相符的理论，并随时准备承认连这种证据也可能是错的。
现实世界通过感觉向我们呈现，往昔的世界通过回忆向我们呈现，这种回忆是不可靠的，因为它带有欲望的色彩。他认为，惟一可靠的就是此时此刻的经验——现实的颜色、形状、味道、气味、性质。它们才是“真实”的世界，感知到它们的存在就是“发现了本质”。
机械性和物质性贯穿于全部生命，以致意识没有产生结果的效力，因为它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种状态，一个过程。效力存在于推动大脑和身体欲望的热能中，而不存在于思想的闪光之中。思想不是行动的工具，而是经验的剧场，是道德和美的受体。
人们并不是真的相信这些美妙的神话，而是这些神话的盎然诗意帮助人们承受平庸乏味的生活。
对于普通人来说，未来和过去一样，道德发展的途径必然在爱情和家庭的温馨气氛培养出的社会情感之中。”
桑塔亚那说：“智慧使人醒悟。”但醒悟只是开端，不是目的，就像怀疑是哲学的开端一样。幸福才是目的，哲学只是一种工具。假如我们把它当成目的，那么我们就和印度的神秘主义者一样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把意念集中于肚脐。
思想不是一连串念头，而是一股连绵不断的感觉和情感的细流；念头就是这细流中的无数微粒，就像血液中的血球一样。我们既能感知事物和人，也能感知赞成、达到、反对、原因、背后、以后等等，正是思想“之流”中的这些“运动”成分构成了内心生活的细流，使我们能度量事物的持续性。
和单一的宇宙相比，多元宇宙的价值在于：哪里有矛盾和冲突，我们自身的力量和意志就会在哪里发挥作用并帮助解决争端。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事情都不会得到最终解决，任何行动都很重要。
这种哲学“把宇宙当作一个冒险场所，而不是一个宏大的规划”；它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固然有失败，但也有那么多胜利等着我们去赢取，以此来激励人类发挥自己的全部能力。
“完全适应环境就意味着毁灭。一切反应的根本目的是控制环境”。哲学的任务不是使人认识外部世界，而是使人学会控制和改造它。哲学不是分析感觉和知识(那是心理学的范畴)，而是对知识和欲望进行综合与协调。
社会的习俗、语言及各种传统观念构成了一张巨大的网，时刻准备扑向每一个新生儿。把它塑造成本民族的形象。这种社会传统的作用是如此迅速和彻底，以致人们常常误以为它是生理或生物遗传所致。
无知是不幸的，它会导致麻木不仁和奴性。只有智慧才能让我们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们必须用具体的假设，而不是用普遍的理论来处理每一个问题。理论只是生活的触须，而有效的生活必须建立在尝试和错误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