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国与家之间，忠与孝之间的关系是贯穿中国两千年帝制时代的一个主要的变量。可以说帝制时代两千年的历史就是国和家互相博弈，力量此消彼长的历史。秦王朝开启了帝制时代，但是用力过猛，试图用管理秦国的办法来管理天下，在天下范围之内解散大家族，代之以刀笔吏的全面管制。最终结果是野心和能力不匹配，一夫作难而七庙隳，不仅自己二世而亡还把法家的名声也搞臭了，从此法家彻底退出思想竞争的舞台，只能作为后世帝王见不得光的心术秘籍。
西汉汲取了秦亡的教训，在关中实行郡县，而在山东(秦汉时期的山东指的是崤山以东，而今天的山东指的是太行山以东，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实行分封制，这基本上就是妥协和绥靖政策的西汉版。西汉在山东不是一下子取消大家族，而是蚂蚁啃大象一样逐步蚕食诸侯王和大家族的势力范围，逐步扩大编户齐民的范围。汉代在削弱和限制大家族的政策上和秦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西汉的手段更为隐蔽，步骤更加有条不紊，不再像秦朝一样一上来就高举高打，务求毕其功于一役，而是慢慢地蚕食大家族的势力。如果你弄明白了这点，你就能对西汉历史的主线有更深刻的理解，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李广难封”了。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来的目的是扯虎皮，拉大旗用儒家的理论为自己的新政策背书。所以汉武帝表面上尊崇儒家，但是在选人的时候特意绕过了那些比较迂腐，或者说是比较儒家原教旨主义的老头们(比如辕固)，他选择了公孙弘和董仲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就是结合儒家和阴阳家的理论为汉武帝的新政造势，但是董仲舒弄了一个天人感应理论出来想把儒生变成大祭司来制约皇权，汉武帝看透了他的套路以后就把董仲舒打发回家了。
汉武帝任用时间最长的儒生就是公孙弘，当初公孙弘在路上遇到了辕固，辕固对公孙弘说：“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意思就是一定要坚持儒家的原教旨，不要做皇帝的工具人。不过从历史资料看来，辕固老爷子的话等于白说，公孙弘就是一个典型的“曲学阿世”的人。司马迁说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也就是用儒家的理论包装汉武帝对民间财富的压榨和对大家族的打压，翻译成白话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虽然汉武帝启用儒生纯粹是为了装饰门面，但是引发的后果确是汉武帝当时想不到的，那就是国和家的力量对比的天平逐渐反转，儒家伦理支撑的大家族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汉武帝启用儒生的一个结果就是知识的垄断，进而导致官职的世袭。在没有造纸术的西汉，所有的书籍都是刻在竹简上的，刻书和保养书籍都需要巨大的成本，所以书籍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央设立五经博士，儒家学说成为了做官的敲门砖，一些有书籍的家族自然逐渐借由垄断书籍，从而垄断知识，垄断了做官的机会。
经过西汉两百年的发展，这些垄断知识和做官机会的家族遍布帝国的各地，成为影响帝国政局举足轻重的力量。我们如果对比一下东汉和西汉的政治格局就能看出来大家族的力量在不断壮大。西汉初年高官基本上都是和汉高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这些人的出身大多数都是武将(比如周勃，曹参)，也有少数接受过秦朝刀笔吏培训的基层公务员(比如萧何)，还有各个诸侯国的没落贵族(比如张良)，基本上就是个人冒险家的乐园。东汉初年开国的高官中很多就出自一些大家族了，而东汉皇帝的皇后更是只在几个世代通婚的大家族中选择，比如阴家(汉光武帝的阴丽华)，马家(汉明帝的皇后，马援的女儿)等等。
家族的力量逐渐超过了国家的力量，乃至于把国家的力量和权威架空，这就是东汉帝国衰弱的根源所在。发展到东汉帝国末期，形成了一群垄断知识进而垄断官职的门阀士族，出现了袁绍这种号称“四世三公”的大家族，这种大家族拥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基本上架空了皇权。一些著名儒生的人物品鉴甚至比国家的官职任命更具备影响力和公信力，这本身就证明了东汉帝国权力的虚弱。
曹操虽然战胜了袁绍统一了中国北方，但是曹操并不可能消灭所有的门阀大家族，为了尽量在官僚体制内平衡门阀大家族的势力，曹操才会张贴求才令，号称要唯才是举，不介意其他条件，这份召令放在今天很难理解，其实目的并不像宣传得那么高尚，无外乎就是要往被门阀大家族控制的官僚队伍里掺沙子。不过曹操的努力也和秦始皇一样受制于所处时代的技术水平，在没有印刷术的时代，知识和知识的载体图书必然是昂贵的，是被某个阶层或集团垄断的，曹操纵然是想掺沙子也没有多少沙子可掺。
曹丕上台无力继续坚持其父的政策(毕竟他不像曹操一样是靠自己的武力打下江山，没有那么大的震慑力)，为了巩固政权就开始向门阀大家族退让，实行九品官人法。为曹丕制定九品官人法的陈群本身就是门阀大家族，但是在政治这个充满腥风血雨，阴谋诡诈的战场有时候退让就等于投降。曹丕的退让直接导致了曹家被逐渐架空，最终被出身门阀大家族的司马氏取代。
司马氏上台依靠的是门阀大家族的力量，自然无力对门阀大家族痛下杀手，司马氏即使在剿灭敌人的时候也是定点清除，精确打击，避免株连，这不是司马昭和司马师的仁慈，而是因为司马家无力和支持他们的整个门阀大家族集团对抗。贯穿西晋和东晋，门阀大家族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说白了西晋和东晋都是门阀大家族共治天下的局面，司马氏的皇权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已。
从“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开始，到“天街踏尽公卿骨，朱门大户无一人”为止，中国政治一直都是被不同的门阀大家族控制着，五胡乱华不过就是把汉人的门阀大家族换成了匈奴，鲜卑，羯，氐，羌的部落贵族罢了，依然是换汤不换药，像西汉一样强大的国家力量只是偶尔灵光一现，但是旋即又消失无踪。
苻坚重用王猛，实行中央集权，抑制部落贵族和门阀大家族的力量，但是苻坚过于自大，试图统一天下，结果给了这些部落头人和门阀大家族颠覆他的机会。苻坚伐晋失败，身死国灭，与其说他是败给了谢玄的北府兵，不如说他是被自己手下积怨已久的部落头人和门阀大家族借机颠覆了，只不过这个名声恰好被谢安和谢玄捡到了而已。我实在无法相信如果没有前秦内部部落贵族和门阀大家族的背叛和捣乱，以谢玄北府兵的那点可怜兵力能够击败几十万的前秦部队。
前秦失败之后，鲜卑拓拔家族的北魏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统一了北方，但是北魏依然要向门阀大家族和部落贵族妥协，曾经有一个段子，北魏的皇帝在战争时期担心皇宫的守卫力量不足，一位出身门阀大家族的官员说愿意让族中子弟义务守卫宫禁。北魏皇帝本来以为是来个十几个人加入禁卫军，结果这位官员的家族直接派出两万人参加禁卫军，弄得皇帝进退不得，非常尴尬，由此可见门阀大家族的力量非常强大，皇权很难和他们抗衡。
北魏的文明太皇太后冯氏进行了很多加强中央集权的改制，比如均田制，三长制等等，这些制度都被后来的隋唐帝国继承了下来(这个女人的人生经历是个传奇，拍成电视剧绝对好看，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没有人拍，可能是国人对北魏的历史普遍不熟悉吧)。孝文帝继承了他奶奶的遗志，继续加强中央集权，把国都从平城迁到洛阳，目的绝对不是教课书说的什么汉化，而是为了把在平城的那些不肯合作的部落贵族和门阀士族边缘化，把愿意支持中央集权的官僚集中到洛阳，方便行政管理。
孝文帝的改革策略简单总结就是惹不起，躲得起，既然无力直接硬杠，干脆走为上策，重打锣鼓另开张，找一个反对派不愿意去的地方，重头开始搭建新的中央集权统治的政府架构，把那些反对者边缘化。孝文帝的这种策略虽然可以暂时减少阻力，但是也有比较大的后遗症，那就是国家的割裂。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两套制度和文化，在帝国中央实行中央集权，重兴汉代的官方儒学，在帝国边疆实行部落贵族和门阀大家族的统治，崇尚武力。这种割裂政策实行百年之后就造成了六镇起义，六镇起义的实质就是那群在孝文帝改革时被边缘化的部落贵族和门阀大家族的后代对被边缘化的不满和反抗。六镇起义最终摧毁了北魏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代之以部落贵族和门阀大家族的统治，无论是北齐的高欢还是北周的宇文泰，他们都是六镇起义的继承者，无论是北齐的两京制还是北周的仿古改革都是为了在中央集权统治和门阀贵族统治之间寻找平衡点。
这个平衡点最终被北周找到了，北周的托古改制既用维持了皇帝中央集权的威严和门面，也保留了门阀和贵族的特权，既维持了贵族式军队的战斗力，又保证了中央集权的向心力。横向比较一下同时期的北齐和南梁，北齐是在两张不同制度和文化的拉扯下神经分裂，南梁是皇帝在门阀大家族的架空下只剩下频繁表演各种行为艺术了(梁武帝频繁的出家和还俗)。找到了平衡点的北周所向披靡，很快奠定了对北齐和南梁的绝对优势。不过宇文家的皇帝好几个都寿数不长，就被普六茹坚(这是隋文帝杨坚在北周时代的名字)钻了空子，最终在隋朝手里完成了南北统一的大业，魏晋南北朝四百多年的分裂彻底结束。
隋朝和唐朝的上层其实都是同一群人，都是当年六镇起义之后跟着宇文泰去关中的那些部落贵族和门阀士族，李渊的爷爷大野虎(在北周时李虎叫大野虎)是追随宇文泰起兵的重臣之一，当时位列柱国大将军，宇文泰为了表达对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其实也就是中央集权政策)的不满，把所有汉人都改为鲜卑姓氏，目的是让鲜卑部落贵族和汉族门阀大家族融合，这群人形成了贯穿北周，隋朝和唐朝初期的统治阶层，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关陇贵族集团”。
唐代初期基本上延续了隋朝的政治局面，关陇贵族集团掌控朝政，河北的大家族也被怀柔和吸纳进来，唐代虽然有科举，但是官职还是垄断在门阀大家族手中。真正改变这一切的就是那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人-武则天。武则天由于皇后之位和关陇贵族集团弄得相当不愉快，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武则天把关陇贵族杀得元气大伤，基本上死伤殆尽。武则天还增加科举在官职任命上的比重，大量任用没有门阀背景的官员，削弱门阀大家族的实力。
武则天的“周王朝”虽然被宫廷政变推翻，但是后来掌权的太平公主和唐明皇李隆基虽然都姓李，但是在政治上都延续的是武则天的政策，也就是削弱门阀大家族，任用没有门阀家族背景的政治新人。经过长达百年的科举制，毫无门阀背景，单纯依靠科举文章进入官场的人数越来越多，逐渐可以和门阀大家族抗衡。这些官场新人和门阀大家族出身的官员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成长经历和价值观，自然彼此看不惯，这种看不惯时间长了就变成党争，而且这种由于成长经历和价值观不同造成的纷争很难通过对话达成妥协，最后演变成不停的互相伤害，这就是唐朝牛李党争的真相。
黄巢起义和朱温的白马驿大屠杀彻底摧毁了门阀大家族，秦始皇，汉武帝和武则天梦寐以求的平民散沙社会终于在宋朝瓜熟蒂落，不过宋朝的皇帝没高兴太久就发现没有门阀大家族背景的官员缺乏政治实操经验，所以从北宋开始，地方事务的实权落入吏(官和吏不同，官是有编制，有俸禄的，吏没有编制，也没有俸禄)的手中，变成了“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没有了门阀大家族对地方水利事业的长期投入，土地越来越贫乏，土地产出越来越少。
北宋的士大夫对这种局面感到不安，就开始了重建大家族的努力，当然重建后的大家族是不具备政治力量的大家族，但是大家族会承担地方上很大一部分的社会福利事业，比如负责教育的义学和负责埋葬的义冢，从范仲淹到朱熹全都致力于为新的“去政治化”的大家族搭建纲领和章程，修建族谱也是从宋朝开始被士大夫阶层提倡的。
由失去了家族的散沙一样的农民组成的宋朝军队自然不能像贵族化的唐朝军队一样为君主挣得天可汗的威名，宋朝的军队对于宋朝的皇帝来说就是一个既不能取消也没有作用的鸡肋。如果裁军的话，大量的青年男子就会涌入社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但是这些人留在军队里就为了混口饭吃，没有任何更高的动力，自然不是部落化的女真军队的对手(在打仗和生孩子这两件事上，没有更高级的动力，只靠物质条件刺激是没有用的，可惜自古至今没有几个统治者能明白这个道理)。
北宋灭亡之后金和元的暴力统治和北方的长期混战给在北方重建大家族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相比起来南宋的士大夫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完善和建立符合儒家伦理的大家族。这就造成了大家族在南方远比北方更多，力量更强大，这也就奠定了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社会学基础，这个基础的影响一直贯穿明清，直到今天依然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看看最近两年全国GDP的报表就知道了)。
明清两朝南方的大家族虽然已经去政治化了，但是依然掌控着很多的经济资源和教育资源，这也是清朝的皇帝需要不停地去南方宣示赫赫威严的原因所在，从明清两朝举人和进士的南北比例就能看出来南方大家族的力量，这种力量一直保存到民国初期，几个华人诺贝尔奖得主和一群民国学术大师就是这些去政治化的大家族最后的回光返照，钱穆和钱学森都是江南钱家的后代，他们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吴越国王钱镠(也就是最近发现坟墓被盗的那位)。
明清两朝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官员的权力和人格尊严都在持续下滑，自然造成了吏治腐败程度的不断加强。你怎么能指望一个连自尊都没有，随时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脱了裤子打屁股的官员能够在金钱和美色面前做到有自制力呢？自制力是自尊的副产品，一个天天自称奴才的人自然也不会有自制力，当没有主人盯着他的时候，自然是能贪多少贪多少了。
官员作为一个社会的统治阶层都没有自尊，普遍百姓的自尊自然更稀薄，清朝中国人的人格尊严全都日益萎缩，汉唐的恢弘大气和宋朝的悠然自得全都从明清中国人的性格中消失了，只剩下奴性和猥琐。马格尔尼在朝觐乾隆皇帝时看到的清朝人和唐代人，宋代人在心理上已经不是同一个民族了。清朝人就是在这种要么“坐稳了奴才”要么“欲做奴才而不得”的状态下遭遇了英国代表的西方文明，从此被拉进了西方文明主导的工业化和全球化过程，也被迫开始面对新的割裂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