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危机》04

《八次危机》温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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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1958-1976：工业化初期的3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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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恩来与苏方在协商专家费用时提出，这笔补偿费如果以美元结算，那么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相当于每月10000斤至18000斤小米，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每月只有3400斤小米，部长们只有2800斤小米；中国政府希望用提供各种食品和商品的方式作为补偿金，这比支付美元要轻松得多。但苏方坚持以外汇（按美元汇率计价的卢布）结算。

2、五十年代初期“全盘苏化”照搬的苏式上层建筑及其形成的问题更为复杂尴尬——这种苏式科层登记制度中伴生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很快地嫁接了从井冈山“红色割据”时期一路延续下来的、在战争年代客观加强了的“山头主义” ，再叠加了各地农民革命与生俱来的 “土圈子”习性，遂带来了在后来的政治体制中越来越重的 “条块分割、尾大不掉”之沉珂——连如此大规模地全面发动群众冲击各级政府的“文化大革命”都没有打破“土围子”们的这一习性，更遑论后来者“温良恭俭让”地推进的政府体制改革！

3、1961年开始，政府不得不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动员上千万城市人口到农村去生产自救（关于1961-1962年下乡人数，使用不同部门的官方统计资料会得出不同结果），以弱化城市事业的巨大压力——这是集中在城市的国家产业资本得以通过“排斥劳动“来实现“软着陆”的基础性条件。

4、1961年开始，政府不得不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动员上千万城市人口到农村去生产自救（关于1961-1962年下乡人数，使用不同部门的官方统计资料会得出不同结果），以弱化城市事业的巨大压力——这是集中在城市的国家产业资本得以通过“排斥劳动“来实现“软着陆”的基础性条件。

5、随着对苏联的全方位开放，大量引进重工业、军事装备工业，中国迅速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并且，随即就按国家资本对体制建设的要求，很快在1956年完成了对所有私人工商业和小农户经济 “社会主义改造”，根据财政部历史资料，1956年1月15日，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全国大城市及50多个中等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利用革命战争形成单一政党的集中体制，演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基本生产力三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 “政府所有制”。

6、生产力基本要素的私有制在新中国只存在了不到7年的时间，就被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客观需求改造为以政府所有制为财产基础，因而资本必然内化于政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公司主义”

7、“城市中国”的国家资本主导的工业化经济，恰与“乡土中国”均分制土改之后全面恢复的传统小农经济互相对立，客观上构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而随之形成的对后续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都有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