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追求幸福，但人们对什么是幸福的理解却大相径庭。不仅哲学家各持一说，老百姓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几年以前在中国，如果一个人每月工资上千，而大多数人只有几百元甚至更少时，他会感到幸福，可当别人同样都有上千元一月的工资时，可能他并不以能拿上千的工资为幸福。一个没有电视机的人有了电视机会有幸福感，当电视机普遍化时，这种幸福感就会消失。冰箱、汽车、洋楼，甚至别墅，都是幸福感的最初动力，可又都不是使人长久感到幸福的源泉。某种物质的占有的幸福感会随着它的占有的普遍化而消失。几乎所有以物质占有为幸福尺度的人或社会，都存在这个问题，都在追问什么是幸福。
西方发达国家是生活水平普遍比较高的国家。科学技术发达，各种新奇产品日新月异，可他们并不都感到幸福。英国未来基金会的两位专家迈克尔·威尔莫特和威廉·纳尔逊写了一本书《复杂的生活》，提出了“焦虑社会”这个概念。意思是说，英国是个科技发达的社会，同时也是个焦虑的社会。
这不仅是指英国而是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这样：过去30年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并没有使人增加多少快乐。今天这代人比以前更富裕、更健康、更安全，享有更多的自由，但他们的生活更压抑，因为社会比以前更复杂。太多的不满足，太多的变化，太多的选择，使人生活在激烈的竞争和无尽的物质追求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社会越发展，物质享受越多，科技越来越发达，可不安、焦虑的感觉越深，自杀的人反而越来越多。我们国家虽然与西方社会不同，但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活有很大提高，电视、电话、冰箱成为日用品而非以前的奢侈品，拥有汽车的人也日渐增多。
生活贫困，忧衣虑食，不会感受到生活的幸福。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保证社会成员丰衣足食。孔子提出过富之、庶之、教之的治国方略。荀子也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在荀子看来，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王事具矣。
富之，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政治家的治国方针。国民党之所以称为“刮民党”，就是因为只管自己发财而不管老百姓死活，结果只能败走台湾。我们有段时期忘记了“富之”这个平凡的真理。
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非常正确的，是百分之百、千分之千的马克思主义。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并不是源自物质生活富裕，不是来自科技进步，而是来自消费的畸形，来自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极端失衡。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说，这是一种制度性的缺陷。
人是有需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逐步满足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需要。可需要，可以分为人的需要和非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是指满足人的正常需要，能够有助于人的身心健康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另一种是非人的需要，即畸形的败坏人的道德和激发人的不正当情欲的需要。
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不断强化人的不正当需要以获取高额利润。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者和顾客的关系，说成是宦官与君主的关系，说没有一个宦官不是下贱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力图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麻痹了的享受能力，以获取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以更下贱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按基督教义说来应该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
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家和商人为了赚钱，使尽一切方法生产各种消费品以满足需要，而且不断生产新产品，不断激起消费者的不正当的消费欲望。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获取利润的过程。追求、不满足、新的追求、新的不满足。人永远处于追求和新的不满足之中。这必然会带来痛苦。人不珍惜拥有的，而失望于没有拥有的。生活水平再高，永远没有幸福感，只有不满足感。
这样，必然会提出另一个问题，幸福究竟是人生终结时画上的圆满句号，还是存在于生命的过程中？是单纯物质生活的富裕，还同时是精神生活的愉快？是生活中的一个方面，还是生活整体的和谐？是健康长寿，还是声名卓著但英年早逝？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做出满意的回答。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离开了精神境界的单纯物质满足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
对一个人而言，幸福不可能是终生的。终生幸福的人是罕见的。或早年历尽艰辛尝遍人间痛苦，而晚年获得圆满结局；或者早年生活幸福而晚景凄凉死于贫困。而且幸福从来是单面的，各方面都幸福的十全十美的所谓幸福是没有的。卢梭在《孤独散步者遐思》中说，幸福作为一种永久的状态，似乎不是人能安排的。在人世间，一切都在不停地运动，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具有固定的形式。
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化。我们自己也在变化，谁也不敢说他明天还爱今天所爱的东西。因此，我们今生争取至上幸福的一切算盘都是妄想。卢梭坦言，我很少见过幸福的人，这样的人甚至就没有。
我反对那种认为真正幸福的源泉就在自己身上的观点。一个合理的社会、合理的制度、基本生活的满足、融洽的人际关系和温暖的家庭，比起相反的状况会使人感到幸福。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学家正在制定幸福的指数，虽然意见很难统一，标准不尽相同，但很有意义。
因为幸福感虽然是个体的，不幸也各不相同，但幸福肯定有其社会基础，而不能只是主体的感受。孔颜乐处的幸福观，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我是不赞成的，因为它麻痹人们的斗志和使不合理制度的存在合理化。
但从个人的角度说，我又同意知足常乐的说法，因为它说的是个人对物质需求的态度，要人不要无限度追求仅属于个人的东西，把自己的物质欲求和满足作为衡量幸福与否的尺度。这里存在幸福观上的个人和社会关系的辩证法：社会的不满足和个人的满足。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不能停滞，它要不断满足人们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个人应该满足，即正确对待自己的物质需求。就这点说，知足常乐有它的合理之处。
西方也有类似的说法：幸福不是别的，其实只是对自身存在和自己生活形态的满足，是对自身状态一种完全的认同，不管这种状态是什么样子，也不管它让别人觉得多么微不足道。
在我看来，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必须有个前提。如果生活在一个不管人民死活的制度下的人，不能有这种满足。这是一种赞美奴隶生活的满足。列宁关于如何区分革命者、奴隶和奴才，对于正确理解这一点精当之极。
由此我意识到，在讨论幸福问题时完全抛开社会，把它单纯归结为个人的幸福观问题，是很难区分革命者的幸福观和阿Q式的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