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70年代初，宁国县南极公社来了一批上海赴皖医疗队，人数大约40多人。他们是为了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来给老百姓送医送药的。他们到达不久，就顶风冒雪到山里给一位难产的妇女做手术，把母子二人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他们不仅在短短的时间里治好了许多人的疾病，而且培训了一大批赤脚医生，为当地群众留下了永远不走的防病治病的贴心人。因此，人们时隔50年，还依然怀念当年的上海赴皖医疗队，我就是永世不忘他们的人之一。
毛主席说得好，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永远不忘上海赴皖医疗队，是因为他们对我太好了，把我从绝望中救了出来！
这话得从1970年春的一天说起。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虽然天气暖和，但我却没有感受到春天的温暖，照样感到寒冷，因为我从9岁患了小儿麻痹症，一直在家里坐了整整八年。在这八年中，父亲不知请了多少医生给我治疗，都无济于事。母亲为了料理我的生活，也吃尽了苦头，所以我早已不想再治了。我甚至想自杀，以减轻家庭的负担，摆脱自己的烦恼。没想到就在我对前途悲观失望的时候，永不言弃的父亲这天下午又从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兴高采烈地给我带回一老一少两位客人。经介绍，我才知道他们就是上海医疗队的医生。年老的姓陈，名叫陈恒，是上海某肺结核医院抽调出来的，年龄大约60多岁，高高的个子，虽然身体瘦弱，但斗志昂扬，鼻梁上戴一副眼镜，眯着眼睛看东西，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年轻的医生，姓张，30来岁的样子，名字我忘了，身材中等，体格健壮，剃着平顶头，眉毛又粗又黑，古铜色的圆脸上，长满了麻麻点点的络腮胡子。他们放下药箱，就蹲下来给我卷裤脚，检查病残的程度。当时，我因为对治疗已失去信心，穿的衣服又破又脏，就不想把自己已经变形的双腿露给他们看。可是他们对我的抵触情绪一点也不介意，反过来还陪着笑脸做我的思想政治工作。张医生检查完毕，站起来鼓励我说：“小弟弟，你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相信自己的疾病，总有一天会治好的。”陈医生为了证明张医生的话说得不错，就给我讲故事，说某空军部队一名飞行员，在一次战斗中，双腿受伤，但他没有灰心，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不久又重上蓝天。张医生说陈医生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因为他为做肺切除手术，肋骨被拿掉了两根，还是照样跟我们年轻人一起，跋山涉水，搞巡回医疗！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他们的耐心劝说，我的一颗冷却多年的心终于又热了起来。
当天傍晚，他们就扶我上床，用针灸疗法（当时又叫新针疗法）给我做了治疗。他们的治疗方法与众不同，首先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病人的头脑，然后选穴扎针。当我感到又酸又痛，坚持不住时，他们就给我念毛主席语录，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这在现在的一些人看来当然是十分可笑的，但在当时却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晚上，我们街上许多人听说我家来了上海医疗队医生，也都高兴地跑来请他们看病。陈医生和张医生虽然为我忙了大半天，有些疲劳，准备休息了，但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还是满腔热诚地接待了他们，除给他们检查身体外，还给我家对门一个聋哑姑娘打了一次银针，直到夜深才睡觉。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陈医生就和张医生起来给我烧澡锅泡腿。在雾气弥漫的洗澡间里，陈医生爬上锅台，蹲在锅边，卷着袖子，给我反复擦洗泡红的双腿，为此热得汗流浃背；张医生则坐在满是杂柴和乱草的灶门口助火，一张大脸被火烤得通红，还不时地起来给我推拿几下。泡完澡，他们又趁热打铁，一人搀一个膀子，扶我在堂心来回走路，转圈子。
经过连续三天的治疗，我的腿比原先好多了，可以拄拐杖行走了。可是，他们却到了归队的时间，不得不中断治疗。三天的接触，使我们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也是天遂人愿，就在我和母亲急着没有好菜招待贵客时，家里一条小白猪被人骟死了，我们就把它烫出来，然后用老糠壳熏得红冬冬的，用辣椒，生姜，大蒜子一炒，就成了待客的美味佳肴。所幸陈医生和张医生对吃喝并不讲究，他们认为我母亲心灵手巧，炒什么菜都好吃。三天的相处，使我们都深深地爱上了对方。不仅如此，他们还爱屋及乌，发觉农村的一切，特别是皖南山区的风土人情，都是那么富有诗情画意。所以走时，我们都难舍难分。望着他们头戴草帽，肩背药箱，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和母亲都流下了惜别的泪水。
这年五月，为了继续治疗，父亲又请我的姨父把我背到上海医疗队所在地----南极公社。这里和我们公社只隔一座大光岭，不到半天就到了。没想到上海医疗队对我的病很重视，我一到那里，就受到了全体医务人员的关注和欢迎。记得他们有一个部队派来的指导员，姓鲁，长得身材魁伟，方面大耳，慈眉善目，像个解放军将军模样。他一从办公室里看见我，就高兴地迎上来喊我小鸽子，说“你要来打仗了！”听见他对我说话，几位穿白大褂的女医生也闻声出来向我问长问短，十分亲热。其中有一位天真烂漫的女医生，名叫赵俊，扎着两只刷把辫子，睁着一双热情洋溢的大眼睛，对我就像一个大姐姐似的，看了又看，特别亲切，使我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看样子，陈医生和张医生从万家回到南极，就把我的情况向大家做了生动的介绍。
第二天上午，上海医疗队在公社大会堂为我举行了一次欢迎会。鲁指导员主持会议，他要我在会上发表讲话。围坐在长桌四周的几十位男女医生，包括陈医生，张医生和赵医生，都手拿笔记本和钢笔，深情地看着我，殷切地希望我讲几句。面对大家的鼓励目光，我联想到自己1962年病情危急，送到芜湖弋磯山医院抢救，竟因交不起100元保险金，被拒之门外，见死不救的往事，就充满了对***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的愤恨，对毛主席革命医疗卫生路线的热爱，想好好地吐吐满腹的苦水，表达一下自己对上海医疗队热情待人的感激之情。可是，我当时只有16岁，只在8岁时读过小学一年级，以后虽靠着字典的指导，能读一些书，但毕竟水平有限，又处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时慌张，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把坐在旁边的父亲急坏了。还好，善解人意的鲁指导员及时为我解了围。他笑道：“小鸽子很激动，我们就不要勉强他了！”
会后，上海医疗队专门为我成立了三人医疗小组。这三人刚好是陈医生，张医生和赵医生。从此，他们三人就一天两次，轮流给我打银针。
头一个月，我和他们同住南极公社，来往很方便。赵医生是个活泼爱唱的姑娘，年龄只比我大7岁，每次在我床前坐着打针时，都要唱一支歌曲给我听。我记得她唱得最动听，也是最动人的一支歌是《船工想念毛主席》：
长江水呀，流滔滔，
激浪滚滚像海洋。
船工想念毛主席，
就像葵花向太阳。
每次她唱，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唱，因此跟她学会了不少革命歌曲。
别的医生也不错，经常来看我，使我有如置身于革命队伍中的小战士，感到非常融洽和温暖。当时，我就把他们比做冬天的太阳，觉得自己一时也离不开他们。
可惜一个月后，我因生活不便，不得不搬到70多岁的老舅公家去住。这里离南极公社所在地—朱家桥略有两三华里远，是大光岭脚下的小山村。记得是张医生背我去的，赵医生拎着我的一网袋衣服和书本，跟在后面走，远看活像一对夫妇背着孩子离乡背井去逃荒。时值仲夏，骄阳似火，走不一会，我们都被热得满面是汗。长期住在上海，从未做过重事的张医生，开始背我时，还不觉得怎样吃力，后来走完公路，进入山间小道，呼吸便渐渐急促起来，一路上呼啦呼啦地喘息，像患了哮喘病似的。我很过意不去，想溜下来自己走，但又苦于没带拐杖，寸步难行，只好听之任之了。
“考验我了！”
豆大的汗珠从张医生的额头上流到眼皮上，他因背着我，无手抹汗，就用摇头方式把汗甩掉。尽管如此，他一路上还是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地与赵医生开玩笑，逗得赵医生一路笑声不断，忘记了高温酷暑，不知不觉就到了目的地。
从那以后，陈医生因路远不便，体质欠佳，就不大来给我打针了。每天上午，下午，不是张医生来，就是赵医生来。有时下雨，他们俩同撑一把花阳伞，走在山花烂漫的小路上，显得非常潇洒浪漫。山里人见了，都断定他们是一对情侣，实际并不是的。我到舅公家不久，他们回上海度了几天假，回来听说张医生结了婚，赵医生却还是单身一人，独往独来。
我记得她从上海回来时，还特地买了一把折扇送给我做纪念。那扇面上画了一幅红梅傲雪图，旁边的题辞是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
到舅公家以后，赵医生除给我打针以外，还不知不觉地做了我的老师。当时，我从家里带了几本书，其中有文学方面的，也有哲学方面的，医学方面的，如《汉魏六朝文学》，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和《汤头歌诀白话解》等等，都是父亲的藏书，上面有不少生字生词，我都把它们抄下来等赵医生来了，请她教我认。她每次教我，都认真地给我拼写读音，解释字义。她平时对张医生他们都讲上海方言，对我讲的却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在她的指导下，我的文化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
她还帮我钉过一床被子。因为她发现山里六七月分，晚上还要盖被子，而我的被子让表娘洗了几天，还没有钉，天天盖的是一床薄薄的破毯子，就心疼地找针线将我的被子钉了起来。
八月以后，上海医疗队分到生产队参加双抢去了，张医生也去了，打针的任务就落在了赵医生一个人肩上。白天，她要参加公社附近的生产队割稻，没有时间来给我打针。有几次，她不得不让一个女汪医生来给我打。不久，汪医生也下队去了。赵医生没有办法，只好吃了晚饭，洗了澡，换了衣，再打着手电筒来给我治疗。
当时，山里蚊虫多，赵医生为了给我打针，一双裸露在裙子外面的小腿，都让蚊子叮出了许多小疙瘩，痒得要命。我总见她不住地用折扇在腿上搔痒。可是，她怕我过意不去，影响治疗，从没有在我面前流露半点怨言怨色，仍然坚持天天晚上来，也没有想到漆黑的夜晚，山里常有野兽出没，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
经过三个月的治疗，我的双腿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好转，可以扶着屋边的蓠芭，到邻居家去玩了。但想彻底治愈，恐怕还要很长时间。由于实在不忍心再让赵医生为我的腿吃苦，受罪和冒险，这年八月底，我未经上海医疗队同意，就断然中止了针灸治疗。因为走时，恰逢赵医生送张医生一行人到邻社培训赤脚医生去了，不及面辞，害她回来给我打针，跑了一趟空路，真是对不起她！让人感动的是，她不但没有计较我的失礼，反而又托人赠送了一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给我留念。陈医生听说我回去后，接着就参加了他们在银峰公社举办的赤脚医生培训班，知道我一直在留心学习他们的针灸疗法，就干脆把自己心爱的银针和《快速针刺疗法》送了给我，以表示对我学习针灸的支持。
从南极回家后，我就学习上海医疗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用从陈医生，张医生和赵医生那里学来的针灸疗法给很多人治好了头痛，牙痛，胃痛，肚子痛，关节炎等疾病，受到了大家的好评。当人们问我从哪里学来的这套本领时，我总是恭恭敬敬地说是上海医疗队教的，而大家对来自上海的一切，都十分崇拜，听说我受业于上海医疗队，也都放心地请我治病。多年来，我一直改变不了一种习惯，就是每次给人治病，一看见银针，特别是那本红塑料皮的《快速针刺疗法》，就情不自禁地想起那遥远的大上海，那给贫困山区送来党的温暖的上海医疗队，尤其是使我获得新生的陈医生，张医生和赵医生，我觉得我也应该像他们那样，以白求恩为榜样，对同志满腔热诚，对技术精益求精。
1973年春，我来到离家不远的黄岗公社广播放大站工作，刚好遇见在这里做完计划生育节扎手术，准备返回驻地的第三批上海医疗队，我就托他们的一位女医生捎了一封信给赵医生，向她并通过她向陈医生和张医生表达我的深切的思念之情。当时，我还不知道她的住址，那位好心的女医生也不清楚，但她愿意帮我慢慢寻访赵医生，并亲自把信转给她。
这年六月，我正为找不到赵医生而感到失望时，却意外地收到了她的回信。当时，我兴奋得双手颤抖，打开一看，就看见她那一手我所熟悉的娟秀的圆珠笔字，只见她亲切地写道：
小鸽子，你好啊！
5月4日，我突然收到你托第三批医疗队同志带来的一信，看后心中非常激动，不禁使我立即回忆起皖南山区的贫下中农的好后代---你，小鸽子，胖胖的脸蛋，大大的眼睛，笑嘻嘻的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小鸽子形象，立即出现在我面前，使我感到高兴。由于回上海后工作学习较忙，一直未通信联系，今日收到你由遥远的皖南山区托人转弯抹角地带来的信，看了后觉得心中惭愧，我没有主动地想办法与你通信，是你的阶级友爱之感情，又使我们重获友情，希望这友情万古长青，永远保持下去。
小鸽子：首先请你代我向你父亲，母亲，一家大小人问好，并祝你全家身体健康。其次想问问你自己的情况，自我们走后，第二三批医疗队又来了，你的双腿可叫他们治疗过？双腿是否能走路了？很想念，小鸽子，你有很多长处值得我学习，你对疾病那敢于战胜，充满信心的精神，你不怕困难，攻克“文盲”的干劲，永远值得我学习。我看了你的来信，觉得你很不简单，为你取得今天的成绩感到高兴，感到骄傲.
她还自豪地告诉我，她已经有了一个十九个月大的男孩了！
读了赵医生的信，我热泪盈眶，又仿佛看见了陈医生，张医生和赵医生以及鲁指导员及其率领的全体上海医疗队医生，又回到了他们战斗过的南极公社，又听见了他们的笑声，特别是赵医生在我床前唱的那支歌，又顿时在耳边响起来：
长江水呀，流滔滔，
激浪滚滚像海洋。
船工想念毛主席，
就像葵花向太阳。
受到这首歌的感染，我也像船工一样，不禁想起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来，因为没有他“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中国广大农村就不会出现一批又一批深受农民欢迎的上海医疗队，我也永远不会得到他们的精心治疗，学到他们的针灸技术。
行文至此，我又想起另外两件事，不得不归功于上海疗队对我的深远影响。
第一件事，是80年代，我在赵医生启蒙的基础上，通过十年勤学苦练，在党和政府以及亲友的支持下，参加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荣获大专毕业证书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自学成才奖，并用500元奖金创办了大众书屋和针灸诊所。
第二件事，是2019年，在习近平为中心的党中央关怀下，我和全国数以万计的老赤脚医生一起，享受了乡村医生退休待遇，这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
吃水不忘开井人。在感谢党和国家为广大失学青年创造成才条件，妥善安置毛主席留下的大批赤脚医生使之老有所养的大恩大德的同时，我也更加不能忘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派遣的上海医疗队对我的拯救。
写于2020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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