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舒庄高中实习
文/顾之川
己亥（2019）初冬，天气转凉。我应胡进才先生之邀，到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学。商水一中朱勤学校长闻讯，热情邀我到校向全校初中学生即席演讲，并到他的语文名师工作室座谈交流。朱校长年轻有为，十分干练，继商水二高朱秋英老师之后，入选“中原名师”。说起他曾在舒庄当过校长，让我倍感亲切，遂勾起我对40年前在舒庄高中一段往事的回忆。
1979年10月至1980年4月，我曾在舒庄高中实习。当时我在河南省淮阳师范学校中文班学习，还没有正式毕业。虽然在那里只有短短6个月，却给我留下许多美好时光与温馨记忆。因为在那里，我实现了人生的许多个第一。比如，第一次领到工资（29.5/月）。以前我在娄冲学校当民办教师时，是生产队记每天10个工分，每月6元，就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那样。但那只是补助性质，不能算作工资。第一次以公办教师身份走上高中语文讲台，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单独房间，第一次戴上手表（上海牌），等等。可以说，这里是我开启语文人生的第一站。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是实习，二是印试卷，三是交游，其间也发生了不少趣事。
一是实习。
我是1977年参加高考的。本来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现改为“中国传媒大学”），这缘于我从小就羡慕那些能够游走四方的记者（内子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导，可见山不转水转，冥冥之中似有神助）。因为分数不够，才被录取到淮阳师范。“文革”期间，高考曾中断11年。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去年我陪淮阳师范的老师同学在国家博物馆参观“改革开放40年成果展”时，看到我们当年的高考语文试卷，不禁怦然心动。我们77级实际上是1978年才入学的。记得报到那天是5月2日，在一个春日暖阳的下午。我们这一届中师名义上是两年制，实际在校时间只有一年半。因为78级、79级已经入校，校园一下子变得非常拥挤。于是学校就让我们各回各县，由县教育局安排实习。县教育局派人事股长陈学勤老师带着大巴车到淮师来接我们，把我们拉到县教育局，住在教育局招待所，当晚还招待我们到县城电影院看了场电影。好像放的是一部苏联电影，什么内容已完全不记得了。因为当时大家刚离开学校，都在憧憬着即将到来的实习生活，激动难抑，兴奋莫名，根本没心思看电影。第二天宣布实习分配方案，周才良、赵福臣和我被分配到离县城约40里的舒庄高中，常冬青和另外两位同学被分配到附近的白寺高中。
我学的是语文，语文教组长王来自然也就成了我的指导老师。王老师高个子，大眼睛，戴着帽子，玉树临风，说话总是带着微笑。我先是跟着他听课，包括讲课内容，观察他的课堂教学，甚至他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我都一一记在心里。听了几节课后，我就对王老师说，我打算试讲鲁迅的小说《药》。因为在淮阳师范读书时，我曾听过扶沟县高中郎笑天先生讲《药》的录音。笑天先生是我的同桌郎永生的父亲，周口语文名师。定下题目后，我就开始备课，查资料，写教案，王老师帮我审定、补充。我试讲时，他和其他老师也和学生一起听。试讲得到了他的充分肯定，说我讲得不错，这无疑大大增强了我日后从事语文教学的信心。现在想来，我之所以首次登台就如此顺利，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有王老师的悉心指导，当然我也向他虚心请教；二是在这之前，我当过民办教师，教过初中语文，已积累了初步的教学经验；三是我在高中读书时，曾参加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表演过对口词，类似于现在的小品。不仅到各村巡回演出，而且还曾代表公社到过县大礼堂演过。这些历练使我能够从容应对，不怯场。
二是印试卷。
我与同事们逐渐熟悉后，很快就迎来了期末考试。学校没有专门的打印室，也没有打字机，更没有电脑，只有钢板、铁笔和一台手工油印机。试卷一般是由学科组长出好题目，然后找一个年轻老师刻钢板印制。我没有正式的授课任务，同时自己也正想着怎么多为学校做些事，就主动揽下这个活儿。其实在那之前，我既没有刻过钢板，也没有印过试卷，完全是凭着年轻人的一股工作热情。
印试卷包括三道程序。首先就是刻钢板。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非常流行，是刻印文字和图案的一种手段。说是刻钢板，实际上是刻蜡纸。钢板上有条形螺纹，把蜡纸蒙在钢板上，用铁笔将要印刷的试卷题目刻在蜡纸上。要求笔画工整，用力均匀，而且不能有错字、漏字。用力轻了印出来会看不清，稍重又会刺破蜡纸。刚开始时，下手不是重了就是轻了。最懊恼的，是有时一张蜡纸快刻完了，回头一检查，发现有漏掉的字句，只好作废，从头再来。我想，第一次为学校做事，而且是这么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能留下遗憾，一定得力求完美。刻好钢板，第二道就是印刷了。这比刻钢板容易多了。无非是要把油墨涂抹均匀，拿着油印机滚筒的手柄，轻轻一推，就印出来一张试卷。最后一道程序是分装。需要根据各年级各班的人数，把试卷装袋，写上×年级×班，标注多少份就OK，算是大功告成了。就这样，我从头学起，逐渐掌握了从刻钢板、印刷到分装试卷袋的全套工艺流程。等我印完语文试卷，其他学科的老师看了赞不绝口，也都来找我，要我帮他们刻印试卷。这样我又有机会刻印了政治、历史、地理等学科试卷。老人们常说“艺不压身”。这段经历，我从不会到会，不仅刻写，还要校对，而且需要耐心细心，一丝不苟，这为我后来从事编辑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础。
三是交游。
舒庄高中当时没有统一的办公室，教师每人一个房间，既是卧室，又当办公室。我住的那间是校医的，说是因家里有事回去了，学校临时借给我住。左边是两位王老师，一位教数学，当时爱人在部队，我离开时还送我一本分卷本《辞海》作纪念，后来调到县电业局工作。另一位教物理，爱人在安阳钢厂，后来去了安阳。这两位老师的娘家都在附近的扶苏寺（阳城故址所在地），彼此关系似不睦，但她们对我都很好。右边是张老师，男的，教化学，当时还单身，后来在县城再见到他时，已抱着他的宝贝女儿了。
实习期间，交往最多的，当然是在舒庄和白寺一起实习的几个同学了。当时大家都是20来岁，又没有成家，刚出校门，事情也不多，白寺离舒庄大约十多里地，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就到了，所以我们几个经常相约团聚。我们到白寺找他们玩时，他们常邀教语文的同事周建国参加，周后来曾任县高中校长。他们来舒庄时，我们也邀几位英语组年轻女老师王小芹、赵秀锦、郭秀台参加。大家都是年轻人，共同语言多，其乐融融。秀锦与福臣兄同一个村，在大武，我们还曾一起到他们村玩过。他们俩后来都调到大武老家的学校了，分别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小芹后来调到周商铁路段当了列车员，我回乡探亲时曾在火车上两次与她不期而遇。我在县高中任教时，秀台也曾来找过我。后来就都再没有见过。
四是趣事。
实习期间，曾有一些趣事。今天想来，也很有意思。
打草鞋。有一次下着大雪，我到王来老师房间。他看我没有棉鞋，就对我说：“我给你打一双草鞋吧？”想不到他竟有这把手艺，而且这样眷顾我，当然求之不得，简直喜出望外。我们老家的草鞋可不像红军穿的那种，要复杂得多。需要做鞋底用的木板、苇毛缨子和麻绳。木板必须用上好的桐木，这样穿起来才轻便。这些材料都是他自己准备的，没有让我去买。他先是比着我的脚量尺寸，用现在的话，就是“量身定做”。然后是备料。先锯好木板作鞋底，在鞋底上打上一个一个的洞眼。然后搓麻绳，一根一根，很细的那种。把细麻绳从鞋底洞眼里穿进去，就开始编了。编的时候，苇毛缨子还需要噙几口冷水喷洒均匀，使其湿润，以免编时折断。那几天，我到他那儿跑得更勤了，一方面是向他请教问题，更重要的是想看看他给我编的草鞋进展怎样了。不几天，草鞋就编好了，穿上既暖和又舒服。后来我曾在县一高见到过王老师，说他已调到县城，仍教高中语文，只是改名“王九贤”了。这说明王老师不仅热情善良，关爱后学，在业务上也是非常突出的。只是我后来再也没有见王老师，更无法回报，于我不免有愧，但对他的那份感念却是没齿难忘的。
吃狗肉。那时学校有教工食堂，年纪大的老师一般都是自己做饭，我们年轻人当然一天三餐都在食堂解决。有一天去食堂打饭，师傅说今天没有别的，只有狗肉和馒头。狗肉0.8元/斤，家里人多的老师买二三斤，我只买了半斤。那天负责采购的老师一大早去街上买菜，看见有不少农民都在卖熟狗肉，说如果整条全部买下还能再便宜，他就果断买下，给大家改善伙食。市场上之所以忽然有那么多卖狗肉的，据说是因为有一次公社干部下各村检查工作，狗汪汪叫得厉害，公社干部受到惊吓，很生气，一声令下，要求全部宰杀，于是全公社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狗运动。农民舍不得吃，煮熟后拿到集上卖。我第一次吃到那样美味的狗肉，真是大快朵颐，后来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狗肉。
陪相亲。有一次，才良兄悄悄对我说，有人给他介绍一位女朋友，也是教师，条件不错，父亲在县城工作。对方提出要他亲自到家里去一趟，应该带有考察的意思。他说女方家就在我们顾庄西北边三四里的屈庄，他从来没有到过那一带，怕找不到路，要我陪他一起去。其实，我只知道那个村子，也从来没有去过。明知道让我带路只是个借口，陪他壮胆才是主要原因。但是能为朋友帮忙，当然我是乐于从命的，于是满口答应。我们从舒庄高中骑车先到我家住下，第二天上午再一起去女方所在的屈庄。当时我大哥从部队回来探亲，临走时大哥叮嘱我们早去早回，好赶上中午在家吃饺子。我们找到小徐老师所在的学校，她正带着学生义务劳动，看见我们，便交代一下领着我们到了她家。全家人非常热情地款待了我们，一定要留我们吃午饭，交流自然特别顺畅。这次相亲非常成功，双方都很满意，后来喜结连理就是证明，我当然也很有成就感。
4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1980年4月，实习结束，我被分配到县城东南的化河完中，才良分到白寺，冬青分到舒庄。那段实习的日子不算太长，但充满着青春的生命激情和对未来的无限向往。当年短暂相遇的同学同事早已风流云散，但相遇是缘，相处有情。至今我还时时想念着他们，希望他们都平安幸福。
于2019年11月21日
顾之川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