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对匈奴的成功博弈彻底打通路上丝路，形成一系列的预想不到的后果，并最终完全改变了华夏历史的走向及华夏文明的演变方向（相当程度也改变了世界史）。
1、中国作为丝绸之路始发地的利益格局构建，是基于华夏文明对其掌握先进生产力兑现。
华夏文明之所以打开陆上丝路之后，就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丝路利益格局，并持续2000年基本不变。就在于中国始终稳定存在与东亚，并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持久保持了人类生产力最高地区之一的状态。以此事实将东亚持久存在的中国作为了丝路利益格局的存在基石。中国兴则丝路兴，中国衰则丝路乱。
春秋战国，中国开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循环。汉朝实现大一统，打通丝路获得巨大利益。这些利益，极大吸引了前往西域商路的沿路、蒙古高原、东北等地大量的游牧部落的热切关注。汉朝秉持之前华夏族数千年积累的先进生产力，通过路上丝路的开通，将这个先进生产力浓缩到以丝绸为代表的，这类当时人类高技术奢侈品身上，最终通过丝路兑现出巨大利益。
汉朝以自身强大生产力为基础，通过丝路获得的庞大财富加持，形成了东亚的超强存在。汉强则四夷归附，他们从汉朝先进的定居文明学习各类先进知识和技能以图强大自身。这一时期是华夏中原农耕文明领先周边游牧民族差距最大时期。
2、路上丝路产生的巨大利益，引发丝路沿途胡汉各族针对丝路主导权的长期博弈。
1）、从汉朝汉族主导丝路利益发展到唐朝胡汉结盟共享丝路利益
汉朝作为华夏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的大一统国家，尤其是刘邦是庶民身份出身，虽然建国之初有反思霸权兴衰。但是在政治实践、治理等领域，或许因为没有前例可循，所以汉朝是华夏历史上少有的，一朝内几乎把历史上所有出现过的重大政治实践错误都犯过一遍甚至几遍的朝代。早年的皇族与异姓王之争，接着皇族内部夺权削蕃战争、还有后宫干政、外戚干政、外戚权臣王莽夺权、东汉宦官干政，亡国前还被权臣挟天子以令诸侯...各类问题层出不穷，持续不断，这在历史上的朝代里是少有的。
汉朝不断内部激烈的政治纷争；以及对外与匈奴长期战争，以及跟四夷不断摩擦给汉朝带来巨大的损耗和伤害；比如在打通丝路之后，跟丝路西部通道边古羌族以及北方鲜卑族进行了长期的博弈。这种内外持续不断的斗争和博弈。是汉朝最终衰弱消亡的主因。所以王夫之说“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135]”。这并非夸汉朝强大，而是指责汉朝滥用强蛮之策，持续挥霍华夏族积累的数千年先进生产力及丝路带来巨大利益，不断的内斗外征。消耗国力。
汉朝这种滥用强力的习惯，在东汉时与将大量四夷内迁的政策严重冲突，朝廷内迁大量游牧部族，但不采取策略善待优抚以同化，反而多施强力压榨。结果就是内附各族学习华夏文明以自强，却对汉朝始终不满，没有建立起较高的认同度。待晋朝八王之乱，汉族政权消耗完最后国家潜力，汉族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力量对比完成了逆转。五胡之乱随起。夫羌、虏之于汉末，其害已浅矣，驱之迫之，蹙而杀之，而生类几绝。非以纾 边疆之急，拯生民之危，扶社稷于不倾，而薙艾之若此其酷。人长乐杀之气，无虏可杀而自相为杀。自相杀，则自相敝矣；自相敝，则仅存之丑类，徐起而乘之；故垂百年，三国兵息，而五胡之祸起[135]。
从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到公元589年隋朝再次完成大一统。历经270余年，华夏生产力最发达的中原地区，处于政治主导地位的北方各游牧部族，与当地建堡自守发展起来的汉族门阀进行了深度的对撞、交往甚至融合。这从唐朝李氏皇族有鲜卑血脉可见北方胡汉融合的程度。
游牧民族初步攻占农耕定居民族的核心地区，尤其是中原还是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外贸产品的主要产地。游牧民族就不得不面临巨大难题：
长城以南作为主要农耕区，如果游牧民族长期定居与此，势必要将自身传统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转化为农耕定居生活样式，才能有效适应现实。这就需要完成游牧民族的自我变革。
随着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胡汉之间激烈的冲突期的结束，鲜卑人在北方建立北魏，随着北方完成统一，恢复丝路利益就成为自然而然的重要实现目标。而在同一时期，欧亚大陆西端的总是不断四处征战的罗马帝国也再经历着内乱和外敌夹击下的崩解。就在华夏三国时期，公元235年罗马帝国陷入持续五十年的内战，随即帝国开始分裂，直到公元394年，短暂统一帝国的皇帝狄奥多西将帝国一分为二给予他的两个儿子。随后国力严重耗损的西罗马帝国，面对北方匈人、日耳曼人等蛮族的不断入侵，势力范围不断收缩，力量逐步瓦解。西罗马被迫大量雇佣内附的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军队。随着公元453年，匈人首领阿提拉逝世，匈人势力瓦解，公元455年，日耳曼人一支攻陷罗马。公元476年，罗马军队里的日耳曼人雇佣军官奥多亚塞废黜篡位上台的西罗马蛮族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自立为意大利之王。西罗马彻底灭亡。几乎在同一时间，公元439年，北魏完成了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公元493年，北魏皇帝拓跋宏力推迁都和汉化，造成鲜卑人内乱。我们看到东西方这一时期几乎一致性的境遇，既有现在一些人认为当时地球遇到一次小冰河期，导致亚欧大陆北方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求存，与南方的定居族群严重摩擦的原因。同时也不能忽略丝路利益带来的相互的连锁反应。
从455年蛮族攻陷罗马开始，日耳曼各族都在消化西罗马帝国肥硕的遗产。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因此面对西北方的蛮族的压力骤减，虽然继续与老对手，北方斯拉夫人和东方的波斯人持续博弈，但是传统丝路的利益格局逐步恢复。与此同时中国北方统一，路上丝路具备了通畅的基本条件。而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493年，北魏皇帝将都城从大同迁到洛阳，采取更激进的汉化政策。拓跋宏企图在该地区快速汉化，实现将鲜卑拓拔部从游牧生产生活状态转化成农耕定居状态，以此将丝路出发地，中原最先进生产力地区作为鲜卑人的立身之本。
站在更宏大的历史视角，拓跋宏的确敏锐窥见了历史出现了重建丝路的重大战略机遇。西方安定，西域诸多族群多为商贾，巴不得东西方稳定，商路通达可以从中赚取巨大利益。而鲜卑人此时又控制了丝绸最主要的华夏北方的产地。如果能快速完成汉化（农耕定居化），然后就能积极促使胡（已汉化的）汉民众发挥主观能动性，大力发展生产，货通丝路，天下财富还不滚滚而来！鲜卑人千年基业或许可定。但是拓跋宏过于激进的汉化政策尽然引发了鲜卑人自己的内乱，北魏最终解体。这就彻底断绝了北方胡人快速汉化的妄想。这件事实显示了北方胡汉融合需要足够的时间沉淀才能成功，丝路利益作为不同族群的融合推动力，作用没有想象得那么大。所以随着北魏解体后再有一百年，随着隋唐再次完成大一统，中国北方才算初步完成了一次胡汉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北方战乱，大量汉族人口南下，大力开发了长江以南的广袤土地。江南的经济地位快速上升。于是在唐朝鼎盛期，中国出现了中原、江南、巴蜀等多个经济发达区，随着人口扩张，产地的扩大，中国能实现的有效产出不断增加，因此能通过丝路给华夏带来更多的海外利益。这些利益使得北方初次完成融合的胡汉各族联手向西域出击，击败了企图控制丝路关键地区利益的突厥势力，再次控制了西域，完成了对路上丝路的再次疏通。
因此我们看到，唐朝的极盛，是建立在胡汉联手共享丝路巨大利益的基础上的。唐朝在绝大部分时间，行使的国策是掌握政权的汉族政治集团有选择地与部分胡人政治集团联合，组成一个由汉人控制主导下的，胡汉合作，共享丝路利益的政治大格局。他们合作的目的就是发挥各自的优势，汉族在定居地区大力发展农耕、基于外贸的工商业生产活动，胡人基于自身游牧生产生活特点，对丝路所涉及游牧区进行控制，保证河西走廊到西域商道的安全和稳定。这种胡汉合作的政治大战略，从唐太宗所列凌烟阁24功臣民族构成就可以看出来，长孙无忌、长孙顺德是鲜卑人（长孙一族是鲜卑拓跋氏皇族分支后裔），屈突通是奚族人，后世门神之一的尉迟敬德是鲜卑族人。凌烟阁后来有皇帝继续添加功臣画像，最终有百人左右，其中汉臣不足一半。可见唐朝时，汉族政治集团基于陆上丝路经过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不同的地理空间的现实，采取胡汉联合，发挥各自特长，实现丝路利益共享。这个策略，是唐朝的强大繁盛的核心缘由。但是，唐朝的衰弱也是来源这个策略。当胡汉不能达成共享丝路利益的共识的时候，矛盾就会从唐朝的内部激烈爆发出来，安史之乱就是关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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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后汉书·列传第七十八·西域》
[135]王夫之《读通鉴论》 卷八.后汉恒 帝纪 第九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