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当你漫步在南湖岸边，流连忘返于荷叶田田、芦荻摇曳的时候；当你徜徉在龙山之上，登高远眺新唐山美丽转身天际线的时候；当你脚踏舒适的塑胶跑道，“秀”出步履轻盈、活力四射身影的时候……你可知道，眼前这明镜般的南湖之下，一百年前，曾经集聚着一场“地火”，它汹涌滚动，以印着镰刀斧头的旗帜作指引，提升了苦难矿工的阶级意识，他们开始举起反抗压迫、争取劳工权利的大旗，团结起来共同用一种精神对峙一个旧的年代！
打开这红色记忆，要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初发生在唐山矿井下一场人间惨剧说起——
那是1920年10月14日，就在现在南湖地下几百米深处——唐山矿的九道巷，发生了一起特大瓦斯爆炸。事前，矿工在井下发现大量瓦斯气积存，立刻报告矿方解决。但代表“西方文明”的比籍矿师德马利却说：“我只晓得要煤，不知道什么气不气！”强逼工人下井出煤。很快发生瓦斯大爆炸，英国资本家竟然为了保全矿井，下令封闭巷道，致使434人惨死， 122人受伤，造成了一起震惊中外的人间惨祸。
唐山煤矿工人悲惨生存状况始终在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关注中。李大钊家乡乐亭大黑坨村距唐山不过百里。他在往返北京和家乡的途中，曾到唐山矿区去做实地调查。在李大钊的影响带动下，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相继来唐山进行社会调查。他们向李大钊描述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称他们是“最苦的工人”。
1919 年 3 月，此时离五四运动的爆发已不到两个月了。在北海北京大学门外的报摊上 ，许多北大的学生争相阅读一份名为《每周评论》的抢手报纸，这张由陈独秀负责主编的政治时事评论报，是 “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这一期，即第十二期，发表了一篇署名“明明”的文章，题目是《唐山煤厂工人的生活》。“明明”，就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这篇文章是关于中国工人生活的第一篇纪实报告。文章详细揭露了当时矿工悲惨的生活状况：
“唐山煤厂的工人，约有八九千人。这样多数工人聚合的地方，竟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而“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鬼。有时炭坑颓塌，他们不幸就活活压死，也是常有的事情。”他悲愤地写道：“在唐山的地方，骡马的生活费，一日还要五角，万一劳动过度，死了一匹骡马，平均价值在百元上下”，“一个工人的工银，一日仅有二角，尚不用供饮食，若是死了，资主所出的抚恤银，不过三四十元”。“这样看来，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了。”文章无情的揭露了开滦英国资本家利用封建把头包工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对工人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与关注。
1919年12月，李大钊在《再论亚细亚主义》一文中，又用唐山矿煤场作例证说：“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像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无有。”这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从1878年建矿的开滦，经英人骗占矿权得手后享有许多“经济特权”。然而，在一派机器工业大生产背后，矿井工作面的工人们却几十年一直使用手镐、大筐，干着牛马不如的重体力劳动，生命毫无保证。人们不禁要问，在创办之初就采用西法、大量引进洋设备的开滦却在井下一直禁用机器，这似乎是个谜？
开滦的英人总经理杨嘉立曾在一份报告中道出了谜底：“无论何项事业，莫不以减少雇工为目的，而减少之宗旨实在减轻成本，今天在工价低贱之中国，从经济方面而论，实无利用省工机器之必要”。使用廉价劳动力，榨取高额利润，远比从国外购买机器设备更划算。开滦矿工，除了受英国资本家的经济剥削，还要受是由封建“把头制”演化而来的包工大柜封建性的超经济剥削。这是一种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的更残暴的剥削方式。然而，这种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却锻造出了“他们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品格。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唐山工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表示要响应学生们的爱国运动，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政府卖国。6月12日上午9时，唐山各界人民响应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在唐山老火车站旁的空地上举行3万多人参加的公民大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唐山矿矿工闻讯后，秘密在井下串联，决心参加大会。当天上午，1000多名矿工停止工作，自动联合起来，前往参加大会，但遭到英国资本家的百般阻止，威胁说：“你们上街去游行，不发给你们工钱！”矿工们据理力争：“我们工人为救国而争！”最后，他们冲破外国矿师的阻挠，排着整齐的队伍，头戴柳条帽、上书“勿忘国耻”“抵制日货”字样，精神饱满上街游行，进入会场。这天罢工参加大会的包括煤矿井下工人及各厂工人有4000余人，充分显示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和顽强斗争精神。矿工和铁路工厂工人投入爱国斗争，得到身在北京的李大钊以及罗章龙、张国焘等革命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他们认识到：唐山有几万工人，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如能提高觉悟，斗争性更强，必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1920年2月的一天，一辆不起眼的小骡车从北京朝阳门出了城，沿着京津的马车道向天津驶去。这时正值阴历年底，正是生意人去往各地收账的时候。骡车上坐着两位商人模样的人。守在城门口的警察，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正是当时中国新思想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北李南陈，两大星辰”。“南陈”，就是南方的陈独秀，“北李”，就是北方的李大钊。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途中共商建党大计，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为了实现建党伟业，李大钊以北京大学为基地，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了一批革命的知识分子，于1920年3月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如何建党？李大钊学习苏俄的经验，坚持把马克思的学说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曾明确部署：“天津和唐山是北方两个最大的工业区，是我们工作的重心。”这个“重心”在唐山，主要就是煤矿的矿工和铁路工厂工人。
李大钊开始有组织的派出革命知识分子到唐山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先后派出罗章龙、谌小岑、张国焘、李实、李树彝、邓中夏、彭礼和、吴先瑞等，到唐山煤矿和铁路工厂工人中间，通过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党的思想、组织建设。
不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又派李振瀛（化名李昂）到唐山，在邓培、阮章的帮助下，由唐山矿广东籍高级工匠李星昌联络唐山矿工友成立革命启蒙组织“大同社”。大同社设在开滦矿务局东隔壁小广东街（今新华东道北侧）孙家大院内小木楼三间房子里，大同社取“社会大同”之意。大同社表面上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技术，暗中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团结起来，向资本家展开斗争，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工人运动的启蒙地和战斗堡垒，深得广大矿工拥护。大同社里备有《新青年》《工人周刊》《先驱》等许多革命书刊供工人阅读；还办了工人夜校，组织工人学习文化和政治时事。到这里来学习的大都是唐山矿井下工人。邓培派了从法国留学回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陈洪担任主持兼教员，后来李振瀛担任教员。许多矿工成了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
这些革命思想犹如一股股新风，吹进百米井下令人窒息的巷道。
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不断深入，在香港、上海等地工人斗争鼓舞下，唐山的工人斗争迅速发展，尤其是煤矿工人斗争空前活跃。1920年和1921年两年间共发生罢工斗争9次，占这个时期中国煤矿工人罢工总数的一半。
当中共在上海成立不到一年的时候，红色火种在唐山矿区燃烧起来——
1922年6月的一天，邓培介绍唐山矿工人李星昌（翻砂场铜房工人）、只奎元（木场木工）、邓汝明（井下工人）、李长顺（2号井把钩工）、谢作先（井下拉马工）、陈子云（井下工人）6人，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唐山矿区从此有了第一批中共党员，李星昌、只奎元是负责人。1922年8月，中共北京区委指示，根据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在开滦矿务局支部、唐山制造厂支部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唐山地执委”），邓培任委员长（1925年2月后改称书记）。资料显示，唐山矿的党支部不仅是我省最早的党支部，而且也是党在全国产业工人中成立最早的党组织之一。
李大钊与他领导的革命知识分子播撒下了革命的火种，使觉醒的工人们坚信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从此，中国工运第一次高潮开始在唐山等地蓬勃兴起。
这里说的只是南湖红色记忆的冰山一角。在这片平静的湖水之下，那曾经的巷道深处，拐个弯就有许多激动人心的红色经典。
如今，这些往事已经沉入南湖地下，但那源于先辈、淬于烈火的精神，将永远凝于热血，践行当代，传承未来……
（2020/07/18；于唐山南湖龙泉湾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