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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叔，没有名字，提起来，人们就会说“东头的哑巴”。
哑叔，不是天生的聋哑人，据说七岁前他是好的，活蹦乱跳，人见人爱。姥姥说，“东头的哑巴”七岁那年，生了一场病，不知道打了什么针，病好了，却从此再也听不见说不了。我们小时候在街上玩，有时候会玩拨浪鼓或者放鞭炮的时候，哑叔路过，会做卟愣卟愣或者捂耳朵的动作，大概那些他曾听过的声音一直在记忆里，清晰鲜活。有时候他也会兴奋的叫起来，想把那曾熟悉的声音表达出来，但我们每次听到的都是一样的“阿吧阿吧”，我们会学他起着哄一起“阿吧阿吧”，他听不到，以为我们也很高兴的理解了他。有几次他父亲路过看我们在这样寻乐子，追了我们好几条街撵着打。
哑叔的父亲，是个很体面的人，总是梳着一个大背头，穿着板板正正的中山装，口袋里会插一只笔。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文化人，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不识字的。但这并不影响他被村里人喊做“大聪明”，人们经常说比机灵，孙猴子都比他少了七根筋。哑叔的父亲还有一个出名的地方，就是孩子多，好像有十几个孩子，但好多都是女儿。哑叔是他的第一个儿子，听说在有了七个女儿之后终于盼到儿子的那个夜晚，他放了整整一晚上的鞭炮。姥姥说这个“大聪明”可是很宠这个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这孩子走路，不管到哪都是抱着。但后来，那一场病之后，“大聪明”就对着孩子不管不顾了。“大聪明”后来又有了两个女儿，终于在差不多快50岁的时候有了第二个儿子。那一晚他又放了整整一晚上的鞭炮。
哑叔，也是一个很体面的人，也总梳着一个大背头，穿得也很时髦，大概是村里最时髦的一个了。流行喇叭裤，他就是第一个穿喇叭裤的；流行皮夹克，他就是第一个穿皮夹克的。皮鞋也总是最亮。甚至都不是那种大圆头的黄毛皮鞋，而是那种棕色的会有点尖尖头的，走起路来有清脆的声音。有一次他还戴了个墨镜，简直像是海报里走出来的城里人。他的夹克口袋里也总是会有一只笔，一支铅笔，笔头削的刚刚好。哑叔却不是文盲，认识一些字，甚至还会木工活。
姥姥说哑叔病之前是上过几天学的，病之后他父亲就不再让他去学校了，但哑叔每天还是会跑到学校去。那时候学校的老师也都是村里的长辈，少时读过几天私塾的解放后就做了学校的老师。老师去找“大聪明”，说孩子天天来，要不还是让他进学校吧，天天看着也能认识几个字，长大以后谋个生活也方便。“大聪明”却不肯交学费，说老师们教的这孩子又听不到，哪有这样的买卖。老师最后还是觉得这孩子可怜，就给他在教室最后面放了一把凳子，没有桌子，也没有课本。这老师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哑叔就跟着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后来老师继续去教一年级，哑叔还偶尔会来，只是大概过了十三岁的样子，哑叔就再也没有时间去学校了。
“大聪明”家孩子多，吃饭的多，干活的少，于是大概从十三岁起，哑叔和“大聪明”家那头老黄牛，基本就是天天在农田里。“大聪明”却很少去做农活的，用他的话说就是这么多丫头片子和这个哑儿子唯一的用处就是干点活了。
但哑叔差不多十八岁的时候，却尥蹶子不干了。
有人说哑叔不知道受到谁的点拨，自己也明白干一辈子农活没什么谋生的手段不行，就和“大聪明”说想出去学手艺，而且手里还拿着一张招生简章指着就要去这那里。“大聪明”哪肯舍得这家里唯一的苦劳力，于是就不愿意。爷俩比划着比划着，“大聪明”越想越气就打了哑叔，谁想到哑叔年轻气盛反手就把“大聪明”打地上了。不仅打了，还天天蹲在家门口就是不让“大聪明”出门。“大聪明”力气上拗不过哑叔，不能出门就没有酒喝更没有什么“生意”能做，和这个哑巴儿子又不能讲道理，最后就只能顺从了，咬着牙卖了命一样的舍了钱，真把哑叔送去了那个招生简章上写的残疾人“免费技能培训教育”了。
这培训学校在城里，“大聪明”不肯再出钱给哑叔做住宿费，其实也是想着来回四五十里路，这孩子肯定坚持不了几天也就不去了。“大聪明”有一辆破自行车也不许哑叔用，宝贝疙瘩一样的天天锁在西屋里。谁曾想，这来回四五十里的路，哑叔硬是走了三年，没有一天不去，没有一天不回，没有一天迟到。三年学成后，学校留哑叔去了自办的家具厂。第一个月发工资，哑叔拿出一半的工资给他娘买了五斤红糖还给学校的老师买了一个大保温杯。“大聪明”逢人就说，你看养这个畜生什么用，花那么多钱供他却一点都不记好的，人是哑的心也是哑的。
上班一年后，有一天哑叔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回来，凤凰牌的，一路按着车铃铛。他虽然听不到铃铛的清脆声，但他知道这世间的路，从此都是清脆的。
这清脆的铃铛声也吸引了很多媒婆的注意。这小伙长得不差，心底也好，不抽烟不喝酒，就知道干活挣钱，家庭也算殷实，虽然是聋哑的，但懂得疼人，再说了，聋哑的也能多要些聘礼。东家婶西家姑的就都跑去给哑叔说媒，和哑叔又说不明白，就得先过“大聪明”这一关。但没有一个说成功的。有人说“大聪明”不出聘礼，一分都不出，甚至还觉得不和女方要聘礼就不错了；也有人说“大聪明”想着做交换，说媒行但是得把自己家姑娘也嫁出去一个，但他们家姑娘都长得随爹一样丑还个个也是好吃懒做的脾气，没有人家敢要。这样一来二去的，就再也没什么人还急勤勤的上门说媒了。哑叔大概也不知道说媒是个啥。有时候有人逗他，比划着的意思是你看你想不想要个漂亮媳妇之类的，哑叔局促的害羞，只是咧着嘴笑，眼睛里总是向往。
但终究年龄一点点变大之后，这向往的光，也就越来越暗淡了。鲜有几个仍去说媒的，也多数是冲着哑叔的积蓄去的，说的媒也多是一些同样有点残疾的姑娘或者一些离异带着孩子想谋个生存的。后来，哑叔的弟弟到了成人的年纪，“大聪明”说得给弟弟盖新房结婚，家里挨家都得出点钱资助一下，做大哥的尤其要多一点。哑叔高兴得很，拿出了大半生的积蓄。这样一来，连最后一点吸引媒婆的资本也没有了。再后来，城里的家具厂改制变成了个人的企业，通过关系拿到企业的人转手把设备卖一卖赚了点钱就关厂了，像哑叔这样在里面做了大半辈子的残疾工就这样一下子失业了。
但哑叔手艺还算好，舍得力气，偶尔也还有一些零工做做。每次去做零工前也都是穿的体面，皮鞋虽然有些老旧但也擦的锃亮，自行车车座下面永远有一块干净的布子，骑车前总是要先擦一遍。还会带一套专门干活穿的衣服，到事主家换下来干活，干完活再换回干净的衣服，用过的铅笔也会再仔细的放回贴身的口袋里。但哑叔做活却不肯减料，有些时候事主自己都觉得差不多的木料能用就用了，哑叔却绝对不肯，一定要用上好的木料才肯下手。再者就是事主也觉得沟通起来确实是件麻烦的事情，比划半天最后哑叔肯定还是会按照自己的心思做，于是渐渐的哑叔的零工也就越来越少了。
好歹二弟家有了孩子。这年头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哑叔的弟弟和弟媳也到城里打工去了，生了孩子给公公婆婆看着。“大聪明”一辈子都没带过孩子，也不会带孩子，而哑叔的娘大概是之前生孩子的时候落下了什么毛病，身体也不利索，于是这看孩子的事情就成了哑叔的事情，倒也成了哑叔的乐趣。
虽然听不到声音，哑叔就眼睁睁的盯着这孩子，哪里有什么表情的变化他就赶紧的抱起孩子来给自己娘看一看，渐渐地，孩子咿咿呀呀的比划着，哑叔也高兴的“阿吧阿吧”的比划着，好像这孩子什么都能懂自己想要表达什么，好像这孩子就是哑叔唯一来这世上的理由了。
村里人都说这孩子好福气，爹不疼娘不疼却有哑叔真心疼着。孩子想要啥，一指，哑叔就乐呵呵的买了。孩子越来越大，孩子会说话了，哑叔不会，但哑叔觉得这孩子是最灵气的，因为哑叔有时候“阿巴阿巴”半天比划的别人都不懂，只有这孩子能懂，于是哑叔也就更疼爱这孩子。这孩子父母常年不在身边，哑叔又宠着，在学校里打架了哑叔会去学校闹，在外面打架了哑叔会去人家家里闹，孩子越来越大，“灵气”不见得增长多少，倒是越来越跋扈起来。而且买东西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哑叔也没多少积蓄，靠打点零工的钱也都花在了这孩子身上。
这孩子初中毕业没能考上高中，哑叔寻思着把木工的手艺教给他，好歹是个谋生的手段，但这孩子不学，跟着自己的父母也去城里打工了。这就又剩下哑叔一个人。还有两个卧床的老人。
哑叔悉心照料了父母有三五年的光景。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哑叔却在十里八乡算得上孝子的名声了。村里人都说“大聪明”瞧不起这个哑巴儿子一辈子，到头来还是得了这个哑巴儿子的福，哪怕是卧床不起了也还是被哑叔照顾的很体面。直到最后“大聪明”都成“老糊涂”了，哑叔也还是每天给他梳好大背头穿的周周正正。一直到某个春节的一天，在一片烟花声中，“大聪明”就走了。没几天，哑叔的娘也一起走了。
“大聪明”的孩子们在成家之后第一次都回来，但也一起吵了好几天。哑叔听不到他们吵，只见得这些许多年未曾谋面的兄弟姐妹们扯来扯去，长大了嘴巴，争着抢着，哑叔只顾着欢喜那个又能再见到侄子。最后侄子给哑叔比划着：把老宅卖了，我要到城里买大楼房。
“大聪明”没留下什么遗产，唯一还能值点钱的也就是这个老宅子了，这么多儿女都想着卖掉能分点钱，于是谁分多谁分少的吵了好几天，都说自己照顾老人对这个家里贡献最大，没有人问过哑叔的意见，毕竟他的意见也不过是“阿巴阿巴”，所以最后他们协商好之后就想了个办法让侄子来跟哑叔比划，毕竟这孩子想要什么哑叔都会给的。
哑叔从老宅里搬了出来，找了一间原来垛场上废弃的小茅屋住了下来。兄弟姐妹们把买房子的钱也分了一点给哑叔，当然哑叔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卖了多少钱，也不知道每个人该分多少钱。多少钱对他来说其实也已经没什么意义了，父母走了，最疼爱的侄子要到城里买大楼房，只要侄子能住上大楼房就行。
侄子回城那天，哑叔把买房子分的钱又添了一点自己的积蓄凑了个整数，装在信封里都给了侄子。侄子很开心，对哑叔比划着：等买了大楼房接你去城里住。哑叔笑得很开心。但十几年过去了，他再也没见过任何一个兄弟姐妹和那个侄子。
有一年我回村见到过哑叔一次。在村里小学的大门口，一身已经洗的有些泛着灰白的中山装，一双不知道修了多少次但还是擦的锃亮的皮鞋，拿着一支削的正正好的短铅笔，在给孩子们画各种各样的家具。一群小孩子围着他，都说画得真像。哑叔指着自己的画“阿巴阿巴”的手舞足蹈，小孩子们也“阿巴阿巴”的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