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马而谏，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
叩马而谏，不食周粟这两个成语称颂的都是商朝遗民伯夷叔齐。其故事见于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
这篇传记，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所以，这篇传记实开史家之先河。
传记中是这样叙述伯夷叔齐的故事的：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用白话文翻译为：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叔齐，到了父亲去世以后，叔齐要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便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为王。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关心老人，抚养老人，便商量着说：我们何不去投奔他呢？等到达那里，西伯已去世了。武王用车载着西伯的神主，追谥为文王，率军东进去征伐商纣。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而谏阻道：“父亲死了却不安葬，大动干戈去打仗，这难道是孝的行为吗？身为臣子，却要去杀害国君，这难道可以算做仁德吗？”周王左右的人准备杀掉他们，太公说：“他们是义人啊！”扶着他们离开了。武王摧毁了殷商的暴虐统治，天下都归附了周朝，而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很可耻的事，为了表示对殷商的忠义，不肯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中，靠着采食薇菜充饥。到了由于饥饿而将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那西山啊，采些那薇菜呀！用暴力来取代暴力，不知道这是错误的。神农、虞舜和夏禹，授政仁人相禅让，圣人倏忽辞世去，我辈今日向何方？啊，别啦，永别啦！命运衰薄令人哀伤！”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中。
由文中此可见，伯夷、叔齐兄弟俩是以家庭内部倡“孝”、庙堂之上倡“仁”来反对武王伐纣的。而在周朝建国后，宁可饿死，也不愿为周朝出力。在历史上被认为是“舍生取义”的典型，因而备受后人称赞。孔子说他们“求仁而得仁”，是“古之贤人”（《论语·述而》），韩愈更作有《伯夷颂》的专文加以颂扬。文中《采薇歌》即是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之前的绝命辞，与其“叩马而谏”武王伐纣的进言，同是最足以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言辞。
孔子从道德自我完成的角度抽象地肯定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实际上，这是对武王伐纣的正义性的否定。从政治上看，褒扬伯夷、叔齐，等于是在提倡忠于一家一姓的愚忠，是符合历代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而与历史的进步格格不入的。在这一点上，具有民本思想的孟子的见解十分高明、通达。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所以孟子虽也多次称颂伯夷，但仍给予“伯夷隘”的不客气的批评。所谓“隘”，也就是器量太小，只求洁身自好，不能容人容物，也就是一种经过精心修饰的个人主义，用现代人的观感来说，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上述孟子的几段话，是对伯夷、叔齐以一己的思想道德原则作为立身处世的最高准则，而不能以人民大众的爱憎为爱憎，从而站在了“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汤武革命”的对立面上的直接或间接的批评，同时也可看做是对这首表明夷、齐“义不食周粟”心迹的绝命辞《采薇歌》的思想内容方面的深中肯綮的评价。因此，毛泽东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当然，太史公司马迁为何要歌颂伯夷叔齐呢？用今人的眼光去看待伯夷叔齐的行为，是有失公允的。还是用韩愈《伯夷颂》的评价，恐怕更为贴近太史公的原意。
韩愈在《伯夷颂》中说：
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当殷商要灭亡而周要兴盛时，微子这样的贤人都抱着祭祀的器具离开殷商。武王、周公是圣人，率领天下的贤士和诸侯前去进攻殷商，未曾听说有人批评过他们。独有伯夷、叔齐认为他们不该。殷商灭亡后，天下承认周为宗主国，伯夷、叔齐二人独认为吃周的粮食是羞耻的，即使饿死也不后悔。由此说来，他这样做难道是要博取甚么吗？是因为忠实地相信自己的道并且清楚知道自己罢了。
现今的所谓读书人，当有一人称誉他，自以为该得到更高的赞誉。有一人不满他，自以为别人的话未尽正确。他可以独自批评圣人而自以为是到如此的地步。圣人的行事是万世的标准啊。所以我认为，好像伯夷这样的人，是立身行事独特，穷尽天地，经历万世也不会回头的人啊。虽然这样，如果没有他们二人，乱臣贼子便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在后来的世代了。
“今世之所谓士者”则是与伯夷完全不同，普通人赞美他，就自以为了不起；毁坏他，就以为自己不行，而伯夷、叔齐却与众不同，敢于“非圣人而自是”，而“圣人乃万世之标准”，并不因伯夷的反对，就丢掉其“圣”。在作者眼里，伯夷最可贵之处就在于“非圣人而自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圣人乃万世之标准”，这句话是为了表明作者对圣人的崇敬，可见作者并不否定周武王伐纣之伟业。
韩愈所在唐朝盛世，所以，他的思想才更加开明，眼界更加高远，他写的《伯夷颂》，借伯夷叔齐而谏讽世人，针砭时弊。他看到了伯夷叔齐身上“非圣人而自是”“ 信道笃而自知明”的可贵的品质，而这正是太史公想要倡导的。这种品质，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何尝不是难能可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