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6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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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第12章

如何防止极权主义的统治形态和意识形态？哈贝马斯的整个社会理论体系及其知识分子介入行动，都围绕这一问题以及为这一问题寻找答案，这大概已经交代的足够清楚了。他的目的在于，创建一种规范性民主理论并致力于民主实践。

相比 19 世纪末的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一方面表现在，为防止危机，在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的国家行为增加。

技术与科学成为第一生产力，技术统治意识成为新型的意识形态。但是，这样一来，哈贝马斯总结道：“当制度化的科技进步成为间接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那么，根据非专业技术（简单）劳动的价值来计量投入研发的资本的价值，不再有意义

由于资本主义利润驱动的扩张倾向，经济系统借助货币这个调控媒介侵入日常生活交往实践中，导致社会关系的物化。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并不认为，物化是资本主义因制度内在的即必然的逻辑而付出的代价，而是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因无限扩张而侵入生活世界内部那些具有集体关系形态、就规范层面而言独立的领域——儿童教育、家庭救济、友谊等领域——造成的结果。货币关系在生活世界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从而引起诸如意义丧失或社会裂变等病态现象。

哈贝马斯的分析试图将二者联系起来，论证具有民主合法性的规范的优先性。其目的是阐明，在社会实践中，这些规范证明和应当证明能有效制约权力经济和政治支配的形成。

不断扩张的福利国家政策，以及这种政策所规划的行政管理实践，为日常生活罩上了一张越来越密集的法规之网。鉴于这种政府职能扩张的危险，他认为，迫切需要让社会中的民主参与机制——指“团结”资源——发挥作用，与“其他两种调控性资源：货币和行政权力”分庭抗礼。

如何能够对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予以文明化和驯化。哈贝马斯的答案是：必须通过民主，即通过具有民主合法性和基于公共实践的政治手段来约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越是无可替代，就越是需要对其加以规制和监管。

哈贝马斯赞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不断威胁自身存在的诊断，拒绝资本主义经济具有自我稳定能力的断言，因为现在看来，民族国家的调控和干预能力受到过度挑战是不可避免的。他承认，虽然资本主义持续面临上述威胁，但目前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也不现实。不过，“开始思考如何面对这一令人绝望的困境，归根结底不仅是一种动机，而且也是一种责任，因为否则我们将在许多情况下陷入僵局，再也无法采取行动”。

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公民自由，共和主义传统重视公民参与，而协商民主理念的核心是公共辩论：“譬如，协商民主模式依靠对话理性和商谈，而不是依靠以成功为取向的关键个体的合理的动机选择，或国家共同意志的可信性。通过合作寻求共同解决方案取代了公民利益聚合或公民集体伦理。

哈贝马斯设想的是赋予世界公民权的联邦式世界共和国，这个权利不是国家权利，而是个体权利。他梦想“一个政治空间宪法化的世界社会，在其中，各国保留全球性的制度和程序来实行‘超国家治理’”。

如前所述，世界公民共同体的内部关系需要法律化，这种法律化恰恰在国际范围内具有文明化力量。哈贝马斯在这里直接援引康德，吸纳了其著作《永久和平论》中的理念。他是否由此回归到“实质的历史哲学”，如米沙 · 布鲁姆里克和克里斯蒂安 · 施吕特（ Christian Schlüter ）先后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和 12 月 30 日在《日报》和《法兰克福评论报》上所猜测的那样，难以确知。无论如何，他并未假定一个新的历史主体，他所做的是呈现自己的思想，提供一种对抗规范缺失的政治空心化现象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