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心里，“德国制造”就是高品质的代名词。但是，德国制造究竟是怎么实现的高品质，普通人不知道，业界关注得也不够。这么多年来，中国企业一直是忙着学美国、学日本，真正学德国的企业很少，这是有问题的。中国制造想要实现持续地产业升级，往产业链的最高层攀爬，德国制造就是一个迈不过去的坎，我们必须把它研究透了。
事实上，不但我们要学习德国制造，西方发达国家都在学习德国制造。为什么？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除德国外的主要西方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制造业空心化，或者叫“去工业化”。最典型的就是美国。二战结束后的二三十年中，“美国制造”曾经横扫天下，但是后来，制造业被逐渐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美国的工业带渐渐凋敝，成为如今著名的“锈带”。
“锈带”的工人阶层从富足的中产阶级跌落到社会底层，生活看不到希望，陷入失业、酗酒、吸毒的泥潭，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奥巴马政府千方百计想要重振美国制造，但没能成功。于是，严重不满的民众把特朗普选上了台，特朗普的主要竞选口号之一，就是要夺回失去的制造业岗位。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迹象。
在欧洲，情况也差不多。过去30年里，法国的制造业就业比例缩水一半，英国更是缩水2/3，是所有大国中去工业化最严重的。可以说，英国脱欧和法国黄马甲运动，都和去工业化引发的社会矛盾密切相关。就在主要西方国家都落入“去工业化”陷阱的时候，德国却是一个异类。
在这一波全球化过程中，德国制造不但没有受到低成本国家的冲击，反而抓住机会进一步增强了实力。比如在21世纪的头十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就猛增了700%。高额的贸易盈余，让德国经济在欧盟中一枝独秀，可以说是欧盟经济的压舱石。那么，德国制造究竟是怎么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的？高工资、高福利的德国工人，怎么就不怕被亚洲同行抢走饭碗呢？
下面，我就从两个方面来给你详细讲述，德国制造背后的秘密。
第一，德国制造企业的竞争优势到底在哪里？
第二，“莱茵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有什么不同？
第一部分
先来说第一点，德国制造企业的竞争优势到底在哪里？
提起德国企业，我们最先想到的肯定是西门子、大众、奔驰这些跨国巨头。实际上，这类庞然大物只是德国企业中的特例。德国99.6%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员工不超过500人，年销售额不超过5000万欧元。可以说，德国经济的主体是中小企业，而非跨国大公司。
进一步看，同样是中小企业，德国中小企业和美国中小企业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国的中小企业大多是初创企业，它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做大做强。如果不能做大，那么它们很快就会被淘汰。所以，美国中小企业都很“短命”：要么做大，成长为大企业；要么死亡。
相比起来，德国中小企业长寿得不可思议。在德国，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是世代相传的家族企业，有的传了几代人，有的甚至传了十几代人。比如德国最古老的缝纫用品公司，起源于1340年，至今已传到家族的第16代。全世界存活至今的最古老的家族企业，大多都在德国。而且，这些企业都是“真正”的家族企业。什么意思呢？
在美国，家族企业的定义是很宽泛的。如果一个家族拥有公司超过5%的股权，那么这个公司就算家族企业，而不管这个家族有没有真正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但在德国，家族企业的定义要严格得多。一个家族不但要拥有企业的控股股权，而且至少要有一名家族成员参与经营。目前90%的德国企业都是这种严格定义的家族企业。
更让令人想不到的是，德国企业不但大多都是家族企业，而且是地理意义上的“乡镇企业”。也就是说，它们远离中心城市，分布在偏僻的小城镇，甚至是小山村里。企业世世代代待在这个地方，不但经营者是世袭的，有时连员工都是世袭的，上一代员工的子女长大后，继续在这家企业工作。
来总结一下前面说的几点：德国企业规模小，年龄大，家族经营，位置偏远。这样一群企业，无论怎么看都没有“冠军相”，然而，它们之中却产生了大量的 “隐形冠军”。
“隐形冠军”这个词，是由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在1986年首次提出的。它是指这样一拨企业：销售额不超过50亿欧元，在某个细分市场上品牌位于世界前三名，或者是所在洲的领先生产商，所以是“冠军”；同时，这些企业又非常低调，公众基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所以是“隐形”的。西蒙在2014年写了一本书，叫《隐形冠军：未来全球化的先锋》。这本书里说，他在全球找到了2734家这样的“隐形冠军”企业，其中德国独占了将近一半，有1307家，其中大部分是制造企业；而美国几乎是德国的零头，只有366家。
这些德国的隐形冠军有多牛呢？首先，它们在某个细分市场占据了垄断性的市场份额。随便举两个例子。有一家胶水公司，专门生产把芯片粘在智能卡片上的胶水，它占了全球75%的份额；还有一家专门生产鱼类加工设备的企业，占据了全球80%的份额。
更重要的是，这些隐形冠军根本不靠价格战来抢市场，而是坚持走高质高价路线。比如，同等重量的机床，德国制造的价格是中国制造的20倍。吴伯凡老师在他的一期节目里说，海尔曾经想要收购一家专门生产菜刀的德国公司，后来嫌太贵了没有买。这家公司值多少钱呢？30亿欧元！一家卖菜刀的公司竟然值30亿欧元，确实了不得。
这些隐形冠军的经营策略也很有意思。它们很少申请专利，宁愿把自己的技术作为商业机密来严格保守。而且，它们刻意保持自己的“隐身”状态，只和关键客户紧密联系，极少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曝光。一般以为，所有公司都在想方设法增加自己的知名度，而隐形冠军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减小知名度当作一种商业策略。因为这样才不会引起竞争对手的注意，可以闷声发大财。
总结起来，德国制造企业的特点，是“小而美”。或者用吴伯凡老师的话来说，叫做“螺蛳壳里做道场”，在一个小的细分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了隐形冠军。这些隐形冠军企业基本都在德国本地生产，对外大量出口。一方面创造了大量贸易盈余，一方面又给德国提供了大量高薪酬的制造业岗位。
那么，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小，意味着资源有限，那隐形冠军的竞争优势到底在哪里？在全球化浪潮下，这些隐形冠军为什么不把生产线搬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去呢？
在这儿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对制造企业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资产？是机器设备吗？是专利技术吗？都不是。是成熟的、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一家制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它的产业工人的核心竞争力。日本和德国早就洞察了这个秘密，所以，它们的制造企业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终身雇佣制。
我们通常以为，终身雇佣制只是企业不得不承担的责任，但其实，这同时也是制造企业维持自身竞争优势的一种手段。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就说过：如果经济不景气时大幅裁员，那么等经济复苏时，你到哪里去找这样一批成熟的工人？“丰田模式”的开创者大野耐一说得更明白：丰田生产的不是汽车，而是“人”。丰田公司花很多年时间悉心培养它的产业工人，如果离了这批人，丰田就什么都不是。
德国制造企业也是高度依赖产业工人。吴伯凡老师讲过一个例子：德国有一家制造高级手表的老字号，叫做格拉苏蒂。二战后，这家企业被划到了东德，名字也改为东德人民手表厂。苏联人看中了这家企业，想把它搬到苏联，于是把它所有的机器设备全部打包运走。但是没过一年，机器设备又被原封不动地搬了回来。为什么？因为苏联找不到合格的工人来生产这种手表。
这是怎样的工人呢？他们绝非流水线上随时可以替代的“零件”，而是一个个身怀绝技的“工匠”。比如，有的工人练就了非常敏感的手指，随便拿起一颗螺丝钉，就能感觉得出微米级的尺寸差异。要知道，一微米是一毫米的千分之一！在普通人看来，这绝对是一种“超能力”。如果没有这种高技能的工人，你就生产不出高精度的手表。
那么，这种高技能工人又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这就要说到德国特有的教育双轨制，也就是学徒教育和高校教育并存。你来猜一下：德国年轻人中，有多少人上过大学？目前中国高校毛入学率为48%，也就是说，中国年轻人里有将近一半上了大学。德国的比例肯定要比中国高吧？错了！德国年轻人中，只有不到30%选择进大学。其余2/3的德国年轻人，从初中毕业后，就开始接受学徒制教育，走高技术工人的道路。
具体来说，这些学徒每周在工厂实习3~4天，再花1~2天在职业学校学习工作相关的理论知识。学徒培训一般持续两年半到三年半，费用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分担。学徒毕业后，一般直接进入实习的工厂工作，就业率高达95%。很多德国工人在一家企业里一待就是50年，15岁当学徒进去，一直干到65岁退休。甚至有不少德国企业的CEO都没上过大学，他们都是通过学徒制教育，从一线工人一步步提拔起来的。
说到这儿你肯定就明白了。德国“隐形冠军”的核心优势，就是学徒制培养出来的高技能工人。德国制造企业之所以不转移生产线，是因为它没办法转移，转移了就生产不出相同的产品。所以，面对亚洲制造的有力竞争时，德国企业的选择不是通过转移生产线来降低成本，而是用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高的产品质量，来覆盖工人的高成本。
反观美国产业工人，他们从普通中学毕业后，并没有机会像德国工人那样接受高质量的职业培训。美国工人的工作技能和亚洲同行差不多，成本却要高出好几倍，当然就很难保住饭碗。从这儿就可以看出，如果美国想要制造业回流，光靠打击对手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踏踏实实进行社会改革和教育改革，提升美国产业工人自身的全球竞争力。归根到底，一切还得靠实力说话。
好了，这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一个重点，德国制造的主力，是家族经营的中小企业。它们中产生了全球最多的“隐形冠军”，而它们的核心竞争力，是由学徒制培养出来的高素质的产业工人。
当然，对比德国制造与美国制造的不同表现，除了产业工人的因素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就是，德国的“莱茵模式”和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有着本质性的不同。这也是接下来要讲述的第二个重点。
第二部分
“莱茵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一个显著不同，就是它们对制造业的重要性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事实上，当美国制造业从1970年代末开始萎缩时，美国精英阶层的普遍反应是高兴。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制造业就业人数的下降，并不能说明美国制造不行了，反而说明制造业的效率变高了。比如，原来生产一吨钢需要18人工时，现在只需要2人工时，生产效率是原来的9倍，当然就用不了这么多工人，制造业就业的萎缩就是不可避免的。你看，美国的农业部门不也经过了这个过程吗，就业人数大幅减少，而亩产量却不断提高。
而且，美国精英还认为，制造业本身并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当时计算机浪潮席卷美国，他们认为，工业时代就要一去不复返，即将进入知识经济和创新经济时代。未来，知识和创意才是最重要的财富来源，美国人只需要专注于知识创新就好了，把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转移出去才是正道。所以他们积极推动美国的去工业化进程。
应该说，这种理念没有错，后来美国的创新经济确实极为成功。但美国精英们忽略了一点：失业的农民可以成为工人，工人的收入水平比农民更高，整体的社会福利是提升的。但是，失业的工人只能进入服务业，金融、医疗等高端服务业他们进不去，只能转向低端服务业，像收银员、服务员等等。这些岗位的收入根本无法和产业工人相比，甚至很多岗位只是零工模式，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缩水。这就是造成今天美国社会矛盾的深层原因。
与美国不同，德国向来是高度重视制造业，坚持走制造强国的道路。目前美国制造业占GDP份额仅为13%，而德国制造业占GDP份额高达21%。德国政府于2019年2月发布了《工业战略2030》，明确提出到2030年时，将制造业份额扩大到25%。为什么德国人对制造业如此执着？
在美国人看来，知识经济和制造业就是个二选一的过程，而德国人对知识和创新有着不一样的理解。究竟什么是“知识”？知识有三大来源：第一是基础理论层面，第二是应用研发层面，第三，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干中学”。德国人认为，制造行业的工艺和技术，同样是知识，而且是典型的实践性知识，无法从一堆公式里直接推演出来，只能是“干中学”。一位德国官员说：“如果不自己制造东西，对创新起决定性作用的知识将土崩瓦解。”“失去制造业基础的国家可能会失去创新能力。”
当我们回顾整个工业革命的进程，可以发现，无论是纺纱机、蒸汽机还是爱迪生旗下的众多发明，这些重大技术进步，都不是从纯科学或者少数天才那里来的，而是来自于广大工人日复一日的实践操作和持续改进。所以，制造企业本身就是一所最好的“创新大学”，而产业工人就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对德国企业来说，创新与制造并不是什么无可避免的对立，而更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德国中小企业由于体量限制，在技术研发上的资金投入拼不过大企业和国际巨头。怎么办呢？由德国政府想办法来补齐这块短板。德国拥有众多大大小小的研究机构，它们就像是德国企业的“研发外挂”，专门进行新技术开发，然后把研发成果转让给企业来应用。
比如其中最有名的弗劳恩霍夫研究协会，这是德国也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弗劳恩霍夫协会拥有2.5万名科技人员，光在德国就有69个研究分部，年度研发预算超过20亿欧元，每年研发出几千种技术应用成果。最关键的是，弗劳恩霍夫研究协会是公益性的非营利机构，它2/3的研发经费来自于德国政府。
除了弗劳恩霍夫研究协会，还有同样知名的马普学会。马普学会同样是由德国政府资助，拥有几十名诺贝尔奖得主，专门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德国政府通过大手笔投入，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领域推进创新，补齐了德国中小制造企业的研发短板，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德国制造的竞争实力。
除了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不同，“莱茵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差异，还体现在企业治理结构上。美国公司是把股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美国的CEO本质上只对股东负责，他的薪酬和公司股价密切相关。为什么美国公司的CEO普遍比较高调，特别喜欢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因为他往往通过几句话就能马上提振股价。对于股价的过度关注，导致美国CEO特别看重公司的短期利润率，而不舍得在长期项目上投入。比如，与其费时费力地培训本国产业工人，帮助他们逐渐提升劳动技能，不如直接把生产线搬到低成本地区，能马上提升利润率。
而德国企业不同。前面说了，德国企业以家族企业为主，它们大部分都拒绝上市。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对企业的控制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企业的经营不受资本市场的干扰，才可以着眼于长期战略。德国盛产“隐形冠军”，也盛产“隐形CEO”。有一本管理畅销书《从优秀到卓越》，里面就提到，最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并不是那些叱咤风云的商界领袖，而是低调谦逊、踏实耕耘的幕后英雄。德国企业的CEO大多都是如此，就算是德国大公司，通常公众也不熟悉它们CEO的名字。德国企业CEO的任期也很长，平均任职时间是他们美国同行的4倍。
那么，如果企业不上市，缺钱了怎么办？找银行借。这也是莱茵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企业以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所要求的利润是很低的，年利率不超过10%；而直接融资要求的利润率高得多，如果是风险投资，更是要求几十上百倍的回报率。相比起来，间接融资更利于企业的稳定经营。
德国银行主要分成三类：私人银行、储贷银行和合作银行。其中，储贷银行和合作银行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中小企业贷款约占贷款总额的2/3。这些银行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利润率不高，但很稳定，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几乎不受影响。银行和企业之间联系非常紧密，形成了一种长期合作伙伴关系。银行对企业的情况非常了解，还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决策中。比如，德意志银行的一位CEO，就曾同时担任23家公司的监事会成员。
除了银行参与企业决策，员工也会参与企业决策，这就是莱茵模式下的“劳资共治原则”。根据德国的《劳资联合委员会组成法》，每个企业都要成立职工委员会，职工委员会不仅享有对企业情况的知情权和咨询权，而且有权参与到企业的营业决策过程中，让工人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观点和诉求。
劳资共治原则意味着，企业不再是完全属于股东，而在一定程度上由股东和企业员工共同所有，双方共同行使权利。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指出，在资本市场上，德国企业的股价要明显低于美国企业，就是因为德国企业的股东权利实际上是打了折扣的。在劳资共治模式下，德国企业当然也就不能随心所欲地转移生产线。
当然，德国企业也并不反对全球化，实际上德国是最积极布局全球化的欧洲国家。只不过在全球化过程中，德国企业把技术含量不高的生产线转移走，而把技术含量最高的核心零部件生产留在国内。同时，在转移生产线的过程中，要保证本土员工利益不受损，还要让员工分享到企业红利。
你可能会有疑问：如果员工话语权太大，那他们会不会狮子大开口，不断要求涨工资，最后把企业搞垮了？其实，劳资共治恰恰是把股东和员工从对立关系，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当员工对企业有了话语权，他对企业的忠诚度也更高。比如当生产紧张时，德国工人能够以企业利益为重，自发组织起来加班。德国中小企业员工年流动率不超过3%，平均每个员工的在职时间长达33年；而美国企业员工年流动率高达30%，平均每个员工在职时间不到4年。
总结起来，莱茵模式的企业治理，是企业股东和利益相关方的共同治理，利益相关方包括银行、员工、社区、产业上下游等等。莱茵模式又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它与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同的是，在进行自由竞争的同时，更注重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持久性，还强调了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不但要算经济账，还要算社会账，实现双重盈余。
好了，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二个重点，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相比，“莱茵模式”极为重视制造业，由政府出资来帮助企业搞研发；企业治理不是股东利益至上，而是强调劳资共治。
总结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以来，德国制造迅速崛起，但并不是一帆风顺。在互联网和创新经济发展得最迅猛的1990年代，德国经济明显落后了，还一度被贴上“欧洲病夫”的标签。当时的德国精英阶层怀疑，“莱茵模式”还能否走得通，是否要全盘学习“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幸好，德国坚持了自己的道路，并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大对制造企业的支持力度，为经济复苏夯实了基础。2008年金融危机后，德国率先走出困境，实现强劲反弹，很快成为欧洲各国的领头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