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谁是爱因斯坦？

作者邓晓芒｜来自知识分子公众号

时至今日，爱因斯坦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已经成了一个符号：他是有史以来和牛顿齐名的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相对论的创始者，一系列了不起的科学成就的功臣泰斗。但如果有人问，谁是爱因斯坦？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恐怕就没有几个人知道了。尤其是进入到21世纪，年轻人对于上个世纪所发生的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早已淡忘，人类曾经的阴暗记忆抵不过眼前五彩缤纷的享乐与安逸，连战争本身都被娱乐化了，谁还会去关心以往百年历程中一个“搞科研的”人如何面对他的时代、如何思考人生和人类的命运呢？

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中信出版社，方在庆编译）是一部展示这位大科学家在那个阴云密布的年代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充满智慧的日常思维的文集（按照国内的做法，也许要归于“随笔集”之类）。读了这部文集，通常立于大学物理系门前满脸皱纹的爱因斯坦雕像在我眼中突然间活了起来，不再作闭目沉思状，而是目光炯炯，直指人心。书中无数格言警句，都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但最让我感佩的还是他的那些“夫子自道”，这些话语并没有丝毫炫耀或标榜的意味，而是朴素地展示出在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心中，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应该是怎样的。

爱因斯坦施展才华的年代正是20世纪初，那时，尼采刚刚去世，但他留下的颠覆一切传统价值的“摩罗诗力”在欧洲方兴未艾，“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语)成为时代风尚。流风所及，时任瑞士联邦专利局普通职员的爱因斯坦以业余科学家之身一鸣惊人，于1905年提出了狭义相对论，10年后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时空观念和宇宙构想。他是如何做到的？

从书中可以看出，他决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而是从小就是一个有自己执着的兴趣爱好的孩子。他痴迷于数学的纯净和美，喜欢离群索居，沉思默想，享受孤独，以至于人们怀疑他有自闭症。他自述：“我是一个真正的‘独行者’，从未全心全意地属于过我的国家、我的家乡、我的朋友，乃至我最亲近的家人。面对这些关系，我从未消除那种疏离感，以及对孤独的需求——这种感觉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日俱增。”（第12页）他后来为自己的这种孤独提供的正当理由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与其内在的社会关系相关，也与个人的独立性相关”，西方文化的灿烂绽放“就是基于个人的解放和个人的相对孤寂”（第15页）。成名后，他更是一有机会就要鼓吹在教学和科研中的这种独立精神，认为欧洲思想的繁荣昌盛全都是“基于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基于对真理的追求必须优先于其他一切追求这一原则”（第45页），科学的进步“预先假定了所有结果和论断间享有自由流通的可能性，……一个人不会因为就知识的一般和特殊方面表达意见和论断，招致危险或严重的后果”，在这方面不仅需要健全的法律保障，“还需要全民有一种宽容的精神”（第47页）。显然，他这种安于孤独的性格正是他长期追求真理和科学发现的独创精神的外部体现，他坚信，科学的应用可以是集体组织的，但科学的创造却只能是个人自由思想的成果，他从不搞什么“创新团队”，甚至没有带过博士生。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爱因斯坦对当时欧洲的教育体制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自己的教育思想是：“只教人专业知识是不够的。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机器，却成不了一个人格完整的人。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获得切身的感受。学生必须对何为美以及何为道德上的善有敏锐的辨识力，否则只是靠那点儿专业知识，更像一只训练有素的狗，而不是一个均衡发展的人。”这就是他“在提倡‘人文学科’同等重要时心中所想的东西”，而“过分强调竞争体系，以及为了立竿见影的用途而过早地专门化，将会扼杀包括专业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赖以生存的那种精神。”（第58页）这真是振聋发聩之言。

在爱因斯坦心目中，真正的教育就在于让学生和老师一起为科学的发现和知识的追求而欢欣鼓舞。他说：“不要向青年人灌输下面的思想，即生活的目标就是获得习惯意义上的成功。……在学校里和生活中，工作最重要的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工作所得到的成果的乐趣，以及对该成果的社会价值的感知。我认为学校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唤醒和加强年轻人的这些精神力量。”（第66页）为此，对教师的要求是“他应该像位艺术家”，而且“教师本身应该在这样的学校中成长”（第67页）。他甚至同意把教育定义为：“如果人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在学校里所学的一切，那么所留下的就是教育”（同前）。这些看法与我在《教育的艺术原理》一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2期）中提出的观点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我的出发点是教育美学，而他的前提却是“宗教”。但他所谓的“宗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正统宗教，甚至也不是他本身所属的犹太民族信奉的犹太教，而只是一种如同斯宾诺莎那样的“宗教情怀”（Religiosität），即对大自然的合理性的无条件的信念。“这种宇宙宗教情怀既提不出明确的上帝概念，也没有神学，……在我看来，唤醒能够接受它的人心中的这种情感并使其保持活力，是艺术和科学最重要的功能”，它是“科学研究最强烈和最高尚的推动力”（第23页）。反过来说，他认为“只有严肃的科学研究者才是唯一具有深厚宗教信仰的人”（第24页），因为这种人“对自然规律性的和谐入神般着迷，这种和谐揭示出了一种如此深邃的理性；与此相比，人类一切有意义的思考和安排都只不过是其微乎其微的反映。”（第25页）

在他看来，这种宗教的力量和权威虽然与西方的犹太－基督教传统有关，但我们却必须从人的立场上为它祛魅，将它表述为：“个人自由而又负责地发展，从而可以在服务全人类的过程中自由而快乐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在这里，没有给民族神圣化、阶级神圣化留有任何余地，更不要说个人的神圣化了”（第28页）；而唯一剩下的只是这种信念：“科学只能由那些满怀追求真理和知识热望的人创造出来，而这种感情又源于宗教领域。同样属于这个来源的是如下信念：相信那些在现存世界中有效的规律是理性的，即能用理性来理解的。……科学没有宗教是跛足的，宗教没有科学是盲目的。”（第31页）虽然科学的结果与宗教和道德无关，“但是那些在科学上做出巨大创造性成就的人，大都浸淫了真正虔诚的宗教信念，即相信我们这个宇宙是完美的，适宜于理性地追求知识。如果这种信念不是一种很强烈的情感，如果那些追求知识的人没有受到斯宾诺莎那种‘对神的理智的爱’的启发，就不可能有这种不懈的献身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人们能够达到其最高的成就。”（第38页）

爱因斯坦的这种宗教观给他带来了一种世界主义的视野，一种超越于民族、种族和国家界限之上的全人类的宏大视野，这是很多做科学研究的人、甚至很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未能达到的，他们在和平时期可以互相合作，一到战争爆发就成了敌人。正是出于这种对真理的无条件的热爱和对普遍的宇宙理性的信仰，爱因斯坦提出了他那著名的跨越国界和一切政治之上的和平主义主张。当时的欧洲学术共同体因为各国政治军事上的对立而四分五裂，科学家们出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而站在自己国家一边。爱因斯坦则反对一切战争。面对他控制不了的科学界的现状，他不由得伤感地回忆起以往的历史：“直到17世纪，整个欧洲的科学家和艺术家还是由共同的理想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合作几乎不曾受到政治事件的影响。拉丁语的普遍使用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共同体。今天我们再来回顾这种情况，如同看到一个失去的天堂。民族主义的激情已经破坏了这个精神共同体，曾一度将全世界联合起来的拉丁语消亡。科学家变成了极端的民族传统的代表，并失去了他们关于知识共同体的感觉。”（第41页）“比较一下100年前大学里年轻人朝气蓬勃的精神与现在占主导的精神！那时人们相信人类社会能够得到改善，尊重每个诚恳的观点，并且具有伟大人物曾为之献身奋斗的宽容精神。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为被称作‘德国’的更大政治实体的统一而努力。当时赋予这些理想以活力的正是大学里的学生和老师。如今我们仍旧对于社会进步、对于宽容和思想自由、对于现在被称作‘欧洲’的更大政治实体有迫切的要求。然而，现今大学里的学生和老师都已不再是人们的希望和理想的承载者了。“（第54页）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不一定是拉丁文的消亡，但“100年前”（现在应该是180年前）的大学正是“狂飚突进”以及康德、歌德和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凯旋行进的场所，那时科学界和哲学界一有什么新见，那简直是一呼百应。康德在俄国人占领哥尼斯堡期间照样为学生讲课（“实用人类学”和“自然地理”），听众中的俄国军官都成了他的“粉丝”；黑格尔当年站在自己住所的窗帘后面目睹拿破伦骑马进入耶拿，曾把这位法国统帅称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这种世界主义的气度在今天的大学中的确已经不复存在了。

毫不奇怪，在那个各国都在积极扩军备战并实际卷入杀人如麻的战争的时代，作为和平主义者的爱因斯坦对战前学校教育中到处泛滥的军国主义思潮深感厌恶。他如此抨击那些战争狂热分子：“一个人能随着军乐洋洋得意地行进在队列中，就足以让我鄙视他了。他能有大脑肯定是个错误，因为对他来说只要有脊髓就够了。这种文明的污点应该被尽快消除。命令之下的英雄主义、无谓的暴行，以及一切自称爱国主义的可憎蠢行，都让我深恶痛绝。”（第8页）“在学校里，历史教育应该被用作解释文明进步的手段，而不是用来灌输帝国主义权力和军事成就的思想。”（第62页）他的政治信条是：“国家是为了人民设立的，而人民不是为了国家而存在的。”（第179页）至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他主张通过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来避免，这个世界政府通过几个大国协商，将它们的武装力量（慧田哲学注：除各国的警察部队外）集中统一领导，然后其他国家自愿加入，从中可以隐约看到康德“永久和平论”的影子。他认为要实现这一理想，“最大障碍在于民族主义，这是一个被夸大到扭曲程度，并贴上了‘爱国主义’这个让人同情却又被滥用了的名字。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这个虚假偶像到处摄取着可怕致使的邪恶力量。”（第180页）因此他主张取消以国家的名义建立的义务兵役制，代之以“世界政府”的雇佣军制度。这些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的设想，实际上是对全人类提出的尖锐质问：如此合乎逻辑的计划，为何就是不能实现？以至于对爱因斯坦“天真”、“不懂政治”的指责，虽然不错，却反而引起我们无限的伤感和悲叹。

爱因斯坦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看来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谈起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来也相当在行。但在回答几位苏联科学家充满火药味的奉命指责时，爱因斯坦却表现出了一种更高的境界，更接近于马克思的国际主义立场。他对他的苏联同行说：“你们在经济领域是如此激烈地反对无政府状态，同时你们又是无政府状态如此热烈的赞同者，比如，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无限制的主权问题上。”（第228页）“如果我们坚持无限制的国家主权的想法和行为，那它就只能意味着每个国家保留为达到各自目的而采取类似战争手段的权力。在此状况下，每个国家都必须为这种可能性做准备，这又意味着它必须尽全力超过其他国家。这个目标会逐渐统治我们的公众生活，而且在灾难降临前毒害我们的年轻人。”（第231页）在他看来，无论这种军备竞赛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这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分清楚的），都不应当将战争狂热灌输给年轻人和大众。“在健全的国家里，民众的意愿和政府的意愿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平衡，它能阻止政府蜕化为专制暴政。显然，当在一个国家里，政府不仅对军事力量拥有权威，而且对教育与信息渠道及每一个公民的经济存在拥有权威时，这种蜕化的危险就更加严重。……不能把社会主义当成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而只能看作能够容纳这种解决方法的一个框架。”（第228页）

他在《给知识分子的信》中说道：“政府认为教育它的居民存在战争的可能性是必要的，这种‘教育’不仅腐化了青年人的心灵，而且反过来影响了成年人的心理状态。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这种腐化。这种腐化甚至蔓延到了那些并无侵略意图的公民之中。国家因而变成了一个偶像，它的挑动性的权力很少有人能逃脱。”“战争教育是一种妄想”（第236页），例如在纳粹德国，这种教育已经使德国陷入了一种“群体性的精神失常状态”（第286页）。他甚至提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就如笃信宗教的人一样，能够尽可能少地崇拜他的国家。”（第28页）他无疑将马克思的国家消亡和“工人无祖国”的原理运用到知识分子身上了。

表面看来，爱因斯坦的这种对国家主义的批评与他自己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信念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其实不然。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他说：“比起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我更愿意看到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同阿拉伯人合乎情理地达成一致。除了实际的考虑，我对犹太教义精髓的意识使我反对建立一个有边界、有军队和一定程度的世俗权力的犹太国家，无论其权力的使用是如何节制。我怕犹太教受内伤——特别是在我们自己的圈子内搞狭隘民族主义带来的伤害，而那种民族主义正是我们在甚至还没有犹太人自己的国家时就已经不得不强烈抵抗过的。”（第312页）这可以称之为一种“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编译者按，见第310页），它基于对犹太传统中的理想精神的坚守，即“为了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近乎狂热般地热爱正义，以及对个人独立的渴望”（第300页）。当然这里面免不了有理想化和美化的成份，只要想想斯宾诺莎遭犹太教会破门并驱逐出境，以及马克思对“犹太精神”（Judentum，又译“犹太教”）的批判（“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第50页），就不难明白。但爱因斯坦也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犹太教徒，他只是借犹太教这个弱势群体的名义来宣扬他自己的非宗教的信仰而已。如他所说：“若有人想对一个群体的本质特征做出简要的描述，那他所描述的常是他们的理想”（第320页）。他正是这样把犹太传统描述为“对各种形式的理智追求及精神努力的崇尚”，“我坚信，这不是由于任何特别丰富的天资，而是由于如下事实：犹太人对智慧上的成就的尊重，营造了一个特别有利于任何可能存在的天才发展的氛围。同时，强烈的批判精神阻止了对任何权威的盲目服从。”（同上）他书中多次提到犹太人的骄傲，如斯宾诺莎、马克思，以及耶稣，其实还有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众多犹太天才人物；但他似乎忘了，这些人物都是在极其艰难的逆境中、甚至往往是在本民族民众的迫害和出卖中脱颖而出的。不过，两千年来犹太人中的人才辈出，按人口比例超过任何其他民族，这倒是真的，这不能归功于他们特殊的基因，而要归功于他们的文化。

当然，从政治正确的立场来看，尤其是从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爱因斯坦所发表的议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他的严谨而充满创意的科学方法并不能保证他成为一个思想成熟的政治家，有时甚至会暴露出他在政治问题上的幼稚和天真。但我们对此不必苛求。我们从这些议论中所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睿智、真诚、富于同情心并且具有全面的人文教养的有血有肉的人。他的名言是：“我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取悦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