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到西西弗里书店。
昨天在网上看到的书，赫然摆在显眼的位置。
书中的前半部分米歇尔写亲情、友情、爱情。看得我好几次浑身起鸡皮疙瘩。写到她年轻时好朋友癌症去世，后来爸爸在55岁又去世，让我唏嘘。而当时年薪12万美金的米歇尔和奥巴马恋爱后，发现自己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的律师公作只是为了满足家人的期待，并没有成就感，而毅然决定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种勇气很让我思考和震撼。
前半部分的内容围绕“成为我”，“成为我们”而写。内容很多，精彩部分也非常多。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我惊讶地看到米歇尔用了好大的篇幅描述结婚13年的时候两人的“婚姻危机”和通过心理咨询师做的婚姻咨询。看完好让人心安。
通过婚姻咨询，她终于明白，两个人的原生家庭不同，性格不同，而婚姻的快乐，是需要自己创造的，并不能祈求对方给予。
看看书中的内容吧，对我很有启发，相信对你也有用。
以下内容为节选书中部分内容：
这是我家（指米歇尔与奥巴马的家）的新算术题：我们有两个孩子、三份工作、两辆车、一套公寓和零空闲时间。我接受了医院的新职位，贝拉克（就是奥巴马）继续一边教书一边做立法工作。我们两个都是几家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成员。虽然贝拉克在国会初选中落败，但他仍然在计划竞选更高的职位。当时的总统是乔治布什。我们的国家遭受了“9·11”恐怖袭击带来的震惊和悲痛。当时，一场战争正在阿富汗进行，美国正在起用一套新的恐怖主义警报系统，奥萨马・本・拉登显然正躲在某个洞穴里。像以往一样，贝拉克认真地看每一条新闻，照常做自己的事情，同时心里在默默地对这些进行思考。
我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提出想要竞选美国参议院席位的。当时他刚刚萌生这个想法，很长时间后，它オ成为一个真正的决定，但显然他已经在考虑这件事了。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的反应，我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他，意思是：你不觉得我们已经够忙了吗？
我对政治的反感与日俱增，倒不是因为在斯普林菲尔德或者华盛顿特区发生的事，而是因为贝拉克做了五年的州参议员后，他繁忙的日程已经开始让我无法忍受了。随着萨沙和玛利亚慢慢长大，我发现生活的节奏变得更快，要做的事情清单越拉越长，这让我疲于奔命，感觉事情无穷无尽。
（点评：原来他们的婚姻生活也是这样啊）
贝拉克和我尽可能地让女儿们的生活保持平静和易于管理。我们雇了一个新的保姆在家里帮忙。玛利亚很喜欢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学，她在那儿交到了朋友，还在自己小小的日程表上标记了生日派对和周末的游泳课。萨沙当时一岁左右，在摇摇晃晃地学步，也开始学说话，她迷人的微笑常逗得我们捧腹大笑。萨沙的好奇心非常强，决心要跟上玛利亚和她四岁的用友们的步伐。我在医院的工作很顺利，即使我发现掌控工作进度最好的方式是早晨五点钟起床，在其他人起床前便已在电脑前工作了几小时。
这让我晚上有点疲意，有时还会跟我那位夜猫子丈夫起冲突，他星期四晚上从斯普林菲尔德回到家时精神还很饱满，想要立即享受一下家庭生活，弥补一下他错过的所有时间。但是当时，时间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个问题。（点评：时间管理也是总统家的问题啊）。贝拉克一贯不守时，如果先前我还能温柔地取笑他，那现在这真的让人恼怒了。我知道星期四这天让他很高兴。他打来电话报告说他做完工作了终于可以回家时，我能听出他的兴奋。我理解他完全是出于好意说“我在路上了！”或者“快到家了！”有段时间，我把这些话当真了。我给女儿们洗完澡，推迟她们上床睡觉的时间，等着爸爸回来给她们一个拥抱。或者我先让她们吃完晚饭，哄她们睡觉，我自己先不吃，点上几根蜡烛，期待着和贝拉克一起吃。（点评：真有点像自己的样子，乐天的人对时间没有观念）
然后我就开始等，等啊等，萨沙和玛利亚的眼皮开始打架，我不得不把她们抱上床睡觉。或者我一个人饿着肚子等啊等，随着眼皮越来越重．蜡油在桌上滴成了一坨，我的怨气也越来越重。我慢慢发现、“在路上了”不过是贝拉克一贯的乐观主义表达，只是表示他着急回家，但并不能表示他真正到家的时间。“快到家了”不是一个地理定位，而是一种心态。有时他在路上了，但是需要停下来和某个同事谈四十五分钟的话，然后才上车往回赶。有时他快到家了，但是忘了提一句，他要先去健身房快速地锻炼一下。
在我们有孩子之前，这些可能都是小事，但是现在，作为一个做着全职工作的妈妈，伴侣有一半儿时间不在家，自己还要天不亮就起床，我感觉自己的耐心正慢慢消失，最终，到了一个时间点，它直接滑落悬崖。当贝拉克回到家后，我要么冲他发牌气，要么他找不到我，因为我已经关掉家里的每一盏灯，闷闷不乐地睡觉了。（点评：这些感觉写得多么准确而有画面感。上面几段都是写两个人的性别，性格造成的差异。如果不是通过学习和婚姻咨询，他们不会去明白对方为什么和自己不一样）
我们都是根据自己知道的范式来生活的。在贝拉克的童年里，他的父亲是不在场的，他的母亲不断地来来去去。她深爱他，但是并不被他束缚。而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没什么错。陪伴他的有山脉、海滩和自己的头脑。在贝拉克的世界里，独立很重要。这在过去和未来对他都很重要。而我是在关系亲密的家庭里长大的，在我们狭小的公寓里，在狭小的南城社区，我的（外）祖父母、姨妈舅舅、姑姑叔叔都在身边，每星日晚上，我们大家都围坐一桌聚餐。在相爱了十三年后，我们两个需要好好思考一下这些意味着什么。
（点评：上面这段写的就是原生家庭给我们带来对婚姻的理解不同，期待不同）
说到底，没有他的陪伴我感到脆弱无助。不是因为他对我们的婚姻不够投入——这一点我向来是确定无疑的，而是因为我从小在一个所有人都在场的家庭里长大，当有人缺席时我会感到非常失落。我容易觉得孤独，加上还要照顾女儿们的需求，又感到愤怒。我们想要他在身边。他不在的时候我们会想念他。我担心他不理解我们的感受。我害怕他为
自己选择的道路一一而且很明显他依然想在那条路上走下去——最终会压倒我们的每一个需求。在他几年前第一次问我对于他竞选州参议院席位的想法时，需要考虑的还只有我们两个人。等我们有了两个孩子，我才知道答应他从政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当时有了足够的阅历，知道政治对家庭向来不友好。早在高中时，我和桑蒂塔的友谊就让我看到了这点：后来在贝拉克的政治对手攻击他留在夏威夷陪生病的玛利亚时，我再次看到了这一点。
有时，我在看电视新闻或读报纸时，发现自己会盯着那些置身于政始生话中的人一一克林顿一家、戈尔一家、布什一家，还有肯尼迪家族老片，禁不住想幕后的故事是怎样的。他们都正常吗？幸福吗？那是发自内心的吗？
在家里，我们开始频繁且激烈地争吵。贝拉克和我深爱彼此，但是在我们的关系中心好像突然出现了一个解不开的结。我当时三十八岁了，看到了其他人的婚姻解体，这让我想要保护我们的婚姻。我有亲密的朋友经历了让人崩溃的分手，起因都是些小问题，由于没有重视和缺乏沟通，最终形成了无法修补的裂痕。几年前，我的哥哥克雷格一度搬回我们从小长大的公寓，住在我们母亲的楼上，此前，他的婚姻缓慢而令人痛苦地走到了尽头。
（点评：聪明的人总是会看到前车之鉴。看到好友的婚姻，哥哥的婚姻都面临尽头，米歇尔就决定不能听之任之，一定要做点什么。）
贝拉克起初不愿意尝试婚姻咨询。他习惯了思考复杂的事情，靠自己把问题想清楚。坐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让他觉得不舒服，甚至觉得有点戏剧化。他就不能跑到博德斯书店买些两性关系的书吗？我们就不能两个人讨论一下吗？但是我想要认真地谈，认真地听，不是在深夜或者在我们陪着女儿的时候。我认识的几个做过婚姻咨询而且不惮于公开谈论的朋友说，它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为我们预约了市区的一位心理医生是一个朋友推荐的，贝拉克和我去找他做过几次咨询。我们的咨询师，让我们叫他伍德丘奇医生吧，他是一个谈吐温和的白人，毕业于很好的大学，爱穿卡其色的衣服。我设想的是，他听贝拉克和我说完各自要说的话后，会立刻认定我的委屈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在我看来，我的所有委屈都是绝对合情合理的。我后来猜想，贝拉克对他自己的委屈也许也是这种感觉。
（点评：很多人认为心理咨询没有用。认为自己看书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其实不是这样的。需要讲给一个中立的第三方，请心理咨询师看到两个人的感受和需要，就像带你走迷宫一样。带你出来。咨询师也像医生，帮你疗愈，在你最痛的时候陪伴你。）
然而最后，我对咨询这件事有了一个大发现：中间没有认定，没有偏袒。在我们看法不统一时，伍德丘奇医生从不会投票支持任何一方。他是一个有同理心和耐心的聆听者，小心地引领着我们通过自己感觉的迷宫，把我们的武器和我们的伤口分开。当我们像律师一样辩论时他会提醒我们，并精心设定一些问题，引导我们思考为什么自己会有那样的感觉。慢慢地，经过几个小时的谈话，那个结解开了。每次贝拉克和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们都感觉离彼此更近了一些。
我渐渐意识到，我有办法让自己更开心，不必非要贝拉克做某个朝九晚六的基金会的工作。（我们的几次心理咨询也让我看到那是不现实的期望。）我发现，我一直在给自己最消极的部分火上浇油．觉一切都不公平，然后像一个哈佛大学培养的律师一样，千方百计地搜寻证据来支持这一假想。我开始尝试新的假想：也许我可以比以往做更多事，让自己开心起来。我忙于责怪贝拉克把健身这一项加进他的日程表里，而根本没想我自己如何定时健身。我耗费了太多精力，为他能否赶回家吃晚饭而烦恼，结果不管他在与不在，晚饭本身已经不再有趣。
（点评：最后一句话是金句。耗费太多精力在对与错上面，反而忘记了目标就是一顿晚饭。而林肯说过，“80%的人是有能力让自己快乐的。”所以婚姻的问题，需要自己而不是对方去寻找方向）
这是我的支点，我自我救赎的时刻。我像一个即将滑下冰峰的攀登者，将我的镐头楔进了地下。这并不是说贝拉克没有做出调整一一这些咨询让他看到我们以往沟通中的问题，他也在努力改进，但是我做出了我的调整，它们帮助了我，然后也帮助了我们。首先，我下决心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贝拉克和我在同一家健身房锻炼，老板是一个性格开朗、善于激励人的运动教练，名叫科内尔·麦克莱伦。我跟着科内尔炼了几年，但是有了孩子以后，我的日程规律就被打乱了。我在这点上的改变要感谢我无私奉献的母亲，她依然在全职工作，但是主动表示一周可以抽出几天，早晨四点四十五分赶到我家，让我可以在五点钟跑到科内尔的健身房和一位女性朋友一起锻炼，然后六点半回到家，照顺女儿们起床，为她们的一天做好准备。这个新的生活规律改变了一切：平静和力量，这两样我担心自己正在失去的东西，回来了。
（点评：早上5点也要锻炼身体。对自己身体负责的女人！而且有个非常好的妈妈。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妈妈，也至少可以做一个好妈妈。）
在回家吃饭这个难题上，我制定了更适合我和女儿们的新规矩。我们定下时间表，然后严格遵守。每天晚饭时间是下午六点半，洗澡是在七点，接着是读书、拥抱，最后在八点整熄灯。这个作息是雷打不动的，这就把责任放在了贝拉克身上，他要么赶得上，要么赶不上。对我来说，这比推迟晚饭时间或者让女儿们一边打瞌睡一边等着和爸爸拥抱要合情合理得多。这回到了我对她们的希望，也就是我希望她们长大后内心强大、关注自己的需求、不容忍任何形式的老派的男权政治：我不想让她们认为生活是要等男人回到家才开始。我要让女儿们知道：“我们不等爸爸，是他要赶上我们。”
（点评：从被动等待到努力出一片新天地。不要迁就，不要等待，让别人来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