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瘾的路上,我们是谁的猎物?

  烟瘾、酒瘾、毒瘾、赌瘾、网瘾、性瘾……这么多的「瘾」从何而来?又是什么让人陷入「瘾」中无法自拔?「瘾」究竟是法律问题、道德问题还是医学问题?


  面对一系列的疑问,「偶尔治愈」从今日起将用一系列文章进行解析。


  七八岁时,我第一次对「瘾」有近距离的清晰认知,是在一位长辈身上。


  他总自嘲或遭戏谑,「肚子里有酒虫」。


  他并不只在社交场合喝酒,独处时也喝很多,这好像是他维系生活的燃料。许多年过去,我仍然记得他喝到满面通红的样子,不饮酒时双手无意识震颤,以及常常说不到几句话就开始暴怒。


  自然,后来的我已经知道,作为成瘾性物质,酒精自有其影响大脑神经递质系统的方式。会有易感特质一说,家庭环境、社会文化等也会成为饮酒的驱动因素。


  但在当时,作为对「瘾」毫无认知的普通人,是很难把一个嗜酒者条分缕析地分辨清楚,只会将一切打包对待 —— 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没有自控能力、情绪不稳定、生活和工作失意的成年人。


  20 多年后,面对另外一位对酒精出现依赖的朋友,我们像聊任何一种疾病一般,不带道德色彩。


  基于所掌握的神经科学知识,她在酒精中的「获益路径」也越发清晰。


  大脑皮层像盘绕的细胞地毯一样,覆盖了大脑的全部。在大脑皮层中,200 亿个神经元彼此连接,形成最复杂的汇路。每个神经元都有成千上万的连接,它们在其中交流信息,喋喋不休地产生脉冲。


  一个神经元对另一个神经元的影响有两种方式:兴奋或抑制;兴奋的神经元发送谷氨酸(Glu),抑制的神经元发送 γ-氨基丁酸(GABA)。


  当酒精在朋友的身体中积累时,她的大脑皮层同时通过两条途径产生了功能紊乱,一方面乙醇分子让神经元抑制的化学物质受到了提振,另一方面又使得让神经元兴奋的化学物被封口,信息流变得迟滞,注意力、记忆力和感知觉都下降了。


  对她来说,这种「下降」算是一件好事。等待睡着的过程太过煎熬,任何风吹草动都让一个独居者感到害怕。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乙醇分子流入,神经元抑制了外部的一切,清理了大脑环境,那些嘶嘶的、嘈杂的背景声被静音。同时,GABA 的作用便是微调思维和视觉,让它们变得更清晰。


  「我有些晕,但我喜欢这种感觉。你能感受到脑子里是『嗡——』的声音,心脏扑通扑通跳动的声音被放大」。


  她仿佛在清晰地思考,但在酒精清理之后,毫无内容。


  我从 7 岁到今天的看法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好像历史上人类对成瘾认知的演变:


  最早,「成瘾」被认为是一种标记「道德」问题的行为,源于个人性格缺陷,强调精神层面的道德和意志的缺乏。但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在医学生物学的角度,「成瘾」被定义为一种慢性复杂性的脑部疾病。


  同时,成瘾相关的问题又不仅仅是单纯的生物学问题,也并非简单的、老生常谈的多巴胺快乐大法,它的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的运行机制,涉及生物学、心理学,同时还有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此,面对成瘾问题,我们不应简单地施加道德批判或对个体进行惩戒,也不能仅仅仰赖医生或生物学手段。惟有多方共同施力,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让我们上瘾?


  在我们谈论成瘾的时候,绕不开的话题是,什么会使我们上瘾?


  医学界主要将其分为物质成瘾和行为成瘾。后者的提出和研究更晚一些,至今仍存在一定的争议。


  在物质成瘾中,我们常谈论的是精神活性物质(psychoactive substance),它们是指能够影响人类精神活动并产生依赖性的化学物质。大致可分为 3 类,毒品、精神活性药物和其他物质(比如尼古丁和酒精)。


  前两者时有交叉,精神活性药物强调的是双重性,即在临床上用于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当出于非医疗目的获取时,则转化为毒品。


  比如经常用于治疗失眠、焦虑、惊恐发作的镇静催眠药 —— 苯二氮䓬类药物,就具有这种双重性。


  每天,都有大量的苯二氮䓬类药物,如劳拉西泮、奥沙西泮、阿普唑仑,出现在医生的处方单上,被移交到患者手中。


  苯二氮䓬类药物目前在临床各科室被广泛应用,是处方量较大的常见药物之一。但苯二氮䓬类药物的成瘾风险却容易被医生和患者所忽视。



  「是良药也是『毒品』」,深圳市康宁医院成瘾医学科主任医师杨梅这样评价苯二氮䓬类药物。


  尽管相关治疗指南、专家共识都推荐苯二氮䓬类药物应在 2 到 4 周之间短期应用,但实际上长期应用的患者仍较多,成瘾医学科的医生们还遇到过吃了十几年甚至数十年苯二氮䓬类药物的患者。


  还有一些病人,在戒毒、戒酒后大量服用苯二氮䓬类药物,以寻求吸毒饮酒时的欣快感,最终却出现苯二氮䓬类药物依赖,不得不面对戒断「药瘾」的事实。


  「从某种意义上讲,越是好的东西,也就越有可能成为坏的东西」,杨梅说。


  在今天,除了药物和毒品之外,酒精、烟草的滥用问题也十分显著。


  以酒依赖为例,2002 年曾有一个形容,中国每年耗酒量相当于一个西湖的水量。这一数字正在以惊人速度上升。有数据显示,2020 年每年人均酒精消耗量接近 6 升。


  此外,流行病学数据显示,青少年期和中年后期是发生酒依赖的两个高峰阶段。


  吴为,一位中国嗜酒者互诫协会(简称 AA 协会)的成员告诉我们,他在协会听过很多经历分享,大部分人都会提及自己的童年,「我的理解是,比较不幸福」。


  他花了很长时间给我们讲述自己 22 年的饮酒史,曾如何对酒精追逐与渴望。


  即使得知妻子怀孕时,他最大的喜悦不是孩子的到来,而是停酒三个月后,「今天可以喝到酒了」。


  人们走到这个未来的父亲面前,表达祝福。


  吴为举起酒杯,「来,我们喝。」


  成瘾,一种疾病?


  同很多成瘾者一样,吴为起初很难相信自己对酒的渴求是「一种病」。


  即使他开始每天腹泻,也认为「可能是啤酒惹的祸,换白酒就好」。医生说,「手抖也是一种症状」,他的第一反应是「可是我喝到酒就会好啊,就没有问题了啊」。


  人们对酒精等成瘾问题的认识起源于 18 世纪。


  一位签署过美国《独立宣言》的医生 Benjamin Rush 在其 1784 年的论文中提到,自我控制能力丧失是强迫性饮酒行为的关键,而导致控制能力丧失的原因是酒本身,与成瘾者自身无关。


  Rush 的学说催生了「酗酒成瘾是一种疾病」的概念。


  但他和后来者也推动了另一种观念:如果酒精导致了酗酒,以及相关的家庭暴力、斗殴、贫穷和堕落 —— 那么禁止销售和使用酒类就会终结,或者减少这些问题。毒品也被认为同理。


  基于此种社会认知,在 20 世纪初,许多国家开始立法禁止酒精和毒品的使用。但这并未如执政者所预期的,公众的道德水平被提高。相反,高利润的黑市私酒崛起,大量工业酒精被盗。


  为防止盗窃,1926 年,柯立芝政府勒令制造厂家必须向工业酒精当中添加甲醇、汽油等有毒物质。那一年,仅纽约市就有 1200 人因此中毒、400 人死亡。


  这一局面直到十年后才得到改善,酒精及毒品成瘾的治疗机构大量涌现。各国先后成立学术组织进行研究,成瘾相关的神经生物学和遗传学认知也得到极大丰富。


  逐渐地,成瘾医学从起源到成熟,人们对成瘾的认识和治疗理念更趋全面。目前,医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成瘾是一种慢性复杂性的脑部疾病。


  但这一观点近年来也遭遇挑战。


  2015 年,发育神经系统专家 Marc Lewis 提出,成瘾不应被看做疾病。Marc Lewis 本人就曾有多种物质成瘾的经历,包括酒精、海洛因、大麻等等。


  在他看来,毒瘾,是一种需要意志力和动机来克服的行为问题。


  「将毒瘾看作疾病」,Marc Lewis 说,这意味着「你只是个需要听从医生嘱托的病人,任人摆布,失去了戒毒的动力」。


  相较于已经发展成熟的物质成瘾,目前人们对「行为成瘾」仍存在争议。


  2013 年,在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的《精神障碍与统计手册(第 5 版)》(DSM-5)中,首次提出了非物质相关障碍,并将「赌博障碍」列于其中。6 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CD-11)中,将「游戏障碍」归类为「成瘾性疾病」。


  这些举措也遭到了部分人的反对。


  反对者们认为,这可能将无限制地扩大行为成瘾的范围,导致成瘾行为无处不在。同时,将这些社会问题「医学化」,意味着将社会问题变成疾病,可能会人为扩大精神障碍群体的范围。


  对于「游戏障碍」入病,在医学界之外,我们接触到的游戏玩家和游戏设计者也表达出不同程度的担忧,「游戏未必是罪魁祸首,只是我们习惯了将一切问题推给游戏承担」。


  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病学科主任医师郝伟看来,这种批评存在合理之处,由于当前研究受限,一些行为成瘾的病因、影响因素、诊断治疗和预后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但这些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个人、家庭与社会;根据相关研究,从临床表现及生物学角度来看,行为成瘾与传统的药物依赖具有一些共同特征,理应合并为一种疾病类别。」



  汹涌的不只是多巴胺


  鲁丹,一位 25 岁的苯二氮䓬类药物成瘾患者告诉我们,当她情绪失控时,她会一片又一片地吃劳拉西泮,直到焦虑、紧张的情绪被平复,「欣快宁静的感受占据上风」。


  成瘾医学科的医生们见过许多与鲁丹相似的患者。有人甚至一天要吃 40 多片苯二氮䓬类药物,否则就会坐立不安,无法正常工作。也因此,会有人因过量服用药物出现中毒反应。


  许多成瘾者和鲁丹一样,当 ta 们谈论某一种或多种物质对自己的影响时,「快乐」一词出现的频率极高。


  这些精神活性物质(毒品、药物、尼古丁或酒精)进入一个人的身体,通过胃黏膜进入血液,穿过黑暗的通道,直抵分隔大脑与身体的血脑屏障。通过关卡后,这些分子四散开,从脑中的大血管到小动脉,再到毛细血管,最后到脑组织 —— 这里就是一切体验的来源。


  正在接受脱毒治疗的阿片类药物成瘾者。


  脑细胞或神经元吸收这些分子之后,产生了变化。成瘾的科学原理也始于此,即体外分子与细胞产生交流。


  在生物界漫长的进化中,生物具备了一种重要的能力,即能辨别体内外哪些刺激有利于个体生存和种族延续,并对这种经验形成较牢固的记忆。


  凡能使机体产生愉悦和欣快刺激的,就有利于个体生存和种族延续。出现的欣快和愉悦感越高,该刺激就越强,形成的记忆也越牢固。


  当一个人对精神活性物质的渴望在涌动时,多巴胺沿着过度扩张的轴突涌出,离开腹侧被盖区,去往三个主要目的地:


  腹侧纹状体,负责给行为发出指令,集中和释放行为;眶额皮层,多巴胺在此处注入与物质价值有关的细胞;杏仁核,它能唤起一个人记忆中关于物质的画面和气味。


  并不只有多巴胺参与成瘾的构建,几乎所有已知的中枢神经递质都不同程度参与其中。


  早期,一个人的痛苦和渴望能够通过某种物质得到了缓解,但一次又一次,突触变得精细,好像花园里的凹槽,雨水不断冲刷,形成越来越深的凹槽,这条通道越来越凝固和窄化。


  选择减少,对世界的兴趣变窄,只剩下对这种物质的渴望在一遍遍重复。但到了后期,这种快感也会消失,你听到大脑里的声音:「如果想要快乐,你需要更多。」


  许多物质都具备这样的狡猾。我的朋友曾经每天只需 50 毫升酒就能「昏睡」过去,如今则需要 250 毫升才能入睡。


  失控也是成瘾的标志之一。我们接触到的许多成瘾者花了大量时间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但大脑总会败下阵来。


  「每天晚上在默念不喝酒也能睡着,」朋友说,「但总会鬼使神差去喝酒,理由是今天喝了明天不喝。」


  这其中,大脑前额叶皮层正中的弓形组织 —— 背侧前扣带回 ——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掌管着选择、自我监控,受到背侧前扣带回的影响,人们试图抵御住渴望,「不要去拿酒!不要起身!」


  但控制很难,背侧前扣带回不断地工作,以控制不断循环的神经冲动,几乎耗尽了所有的能量供给。如同一个人展开双臂保持半小时,这样简单的动作,起初五分钟很容易,但维持太久,也会耗尽力量。


  于是,在花了许多时间对抗之后,ta 们到底屈服了。


  不只靠医生来解决


  于是,我们在成瘾门诊见到许多精疲力竭的人们,成瘾者和家属。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拉锯之后,ta 们选择向现代医学寻求帮助。


  严谨的医生们自有一套诊断和鉴别标准。


  即使是目前尚有争议的「游戏障碍」,真正达到「入病标准」的人也少之又少。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田成华告诉我们,在「游戏障碍」一词尚未出来之前,2008 年左右,他任当时卫生部网瘾诊疗标准课题组的负责人,曾联合北京 3 家三甲医院精神病专科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医师们进行病程标准的测查,就「病理性上网」制定了极其严格的诊断标准:


  其中包括:对上网是否有强烈渴望或冲动,用于上网的时间是否越来越长,是否出现戒断反应,上网模式是否变得刻板,是否因上网忽视其他的快乐和兴趣等 12 条诊断标准。



  在临床上,医生们也见到许多因玩游戏影响正常生活和学习的患者。


  一个大学生,一个学期没有上课,在宿舍打游戏,甚至忘记吃饭和睡觉,因为挂科严重被学校警告。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每次来到诊室,全程盯着手机,顾不上与医生交流,他来挂号只是因为父亲承诺,来看一次病,就给他买一双鞋。


  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博士后饶一晨曾在 2014 年探访过一家「网瘾治疗机构」,在当时,这家机构还隶属一家北京三甲医院。在里面,除了对孩子进行治疗,还会对家长进行治疗和教育。


  「心理医生们往往提到一点,这些家长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会优先满足自己的焦虑。举个例子,当孩子不愿意去上学的时候,家长提出带孩子去麦当劳,再提出让他上课。其实是家长通过物质的刺激或满足,缓解焦虑,而孩子也会形成一种习惯,更加渴望通过物质的短暂刺激来满足自己」。


  而游戏模拟了一种更加「短频快」的连接,相比现实中通过漫长的学习和竞争获得认可,已经养成习惯的孩子们可能会沉浸在游戏的模式中,通过更短路的方式,随时获得快感和满足。


  「家长们总以为问题是因为游戏才产生的,但事实上,游戏只是承载了这些问题,」一位医生说。在她看来,「游戏障碍」的孩子的背后,大都存在有问题的亲子关系。


  田成华也表示,他所了解的情况是,大部分成瘾孩子的家庭中,父亲角色是缺位的,或者父母对孩子教育理念不一致,亦或存在太过严苛的教育方式。


  因此,常见的成瘾疗法中,除了个体治疗,还有家庭疗法。


  但医疗机构的治疗只是第一步,成瘾者们总会走出去。


  医生们大都见过,有的患者前脚走出医院,后脚就进了酒馆。


  吴为也曾在戒断中心治疗过酒瘾,均以失败告终。对他来说,医生能帮助他身体「脱瘾」,安全渡过生理戒断期,但想要遏止心理对酒精的渴求,抵御「心瘾」,对他而言,更有效的是团体治疗。


  比如在 AA 协会里,他找到了一种融入感和归属感,大家都有共同的身份标签,「一个酒鬼」。



  新西兰奥克兰,一块指向 AA 协会的招牌。


  这是他戒酒的 2129 天,他学会不给自己设置更高的目标,只要保持在「今天不喝酒」就好。


  一位精神科医生提醒我们,不要只看到成瘾者,「不要问成瘾者,为什么是你?为什么只有你这样软弱?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这是一种病。也需要看到,成瘾者的背后是什么。」


  就像饶一晨在调研结束之后,提出了疑问:


  「我们是不是也该反思我们单一导向的教育政策?这种教育体系,让学生感觉学习是『设计得很烂的游戏』。也许,网瘾少年们并不是逃避竞争,可能只是厌倦或畏惧那个看似没有终点的、缺少人性的单一赛道。」


  本文由北京大学药理学博士研究生、执业医师 李阳阳 审核


  撰文:苏惟楚  监制:李晨



  转自微信公众号:丁香医生(DingXiangYi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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