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中国史纲50讲
作者：施展
《中国史纲50讲》它以全世界的视角去解读中国，通过讲述了时间上的四次重要的转型，五个空间坐标点上的互相影响，让我更加地了解了什么是中国。
- 四次转型：商周之变、周秦之变、唐宋之变、古今之变。
- 五个空间：中原、草原、高原、西域、海洋。
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历史的无限魅力。
商周之变：周朝推翻商朝建立了封建社会。周武王说要“宅兹中国”，意思就是说要“住在中国”，在现代“中国”是一个国家的名字，指代具体的土地，在古代所谓“中国”指的是“天下的中央”，也就是全世界的中心。这里的中心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心，而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心。
春秋战国：封建社会非常的讲究礼仪，就算是打仗也是要符合礼仪的，礼在大家都遵守时才有用，楚就不大在乎中原的礼仪，所以打仗的实用性超越了礼仪性。当时有两种技术变迁，铁器和牛耕农业生产技术和竹简这种知识传播技术，导致君主、贵族、平民之间的博弈发生变化，产生了大规模的思想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人的精神基础。
诸子百家：因为礼崩乐坏，所以人们理解慕尼黑的坐标系没有了，这种时候就是思想大爆发的时候。流派很多，但是主要是三种对待传统的态度，儒家是努力回归传统，法家是开创新规范，道家认为这一切都不重要。百家争鸣的终结点是天下的大一统，一旦统一，百家争鸣就会受到抑制。
周秦之变：百家争鸣诸多学说，哪一路更注重提升战争效率，它就会获得政治上的更多支持。法家在这方面最有优势，但是泰国的统一，却让法家的逻辑走到了终点，因为法家讲究战争效率，当秦一统天下后，没有外部，还掠夺谁呢？只能是掠夺百姓，所以很快秦很快走向灭亡。用法家能够征服按理说，却不能用来治理天下。
汉尊道家：汉遵从道家的“无为而治”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刘邦和他的将领谋士是一种合伙人的关系，并有没压倒性力量钳制他们，所以将三分之二的领土分封给合伙巨头。但是历史不会后退，技术已经进步，所以很多法令也被继承，刘邦让重臣和同姓王爷相互制衡。
汉尊儒术：汉武帝有着雄才大略，想从内外两个方向都下重手，所以道家思想不合胃口，法家又会走向秦的下场，所以更好的选项就是儒家，但是具体制度设计还是法家的逻辑，所以形成了内儒外法。
中原草原：中原和草原一直以来保持相爱相杀，相互塑造的关系，纯汉人王朝无法同时统治长城南北。在古代只要是接受儒家文化，并按儒家文化指导生活的人，被视作汉人。儒家文化需要特定人际关系，需要定居，定居前提是农耕，所以儒家帝国在400毫米降雨线修建了长城。中原君主第一重要是继承稳定性，能力只能排第二，所以是嫡长子继承，而草原不容易征税，小部落统治，为保证君主战斗力，所以是兄弟继承。
游牧帝国：游牧帝国的出现正是因为中原的统一，因为中原统一的大帝国垄断了中原市，草原仍然有很多必需品没有正常买来了，那就只有抢，小部落不是中原的对手，所以必须联合成为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才行。
二元帝国：纯粹的中原人无法理解草原，纯粹的草原人也无法理解中原，所谓二元帝国就是在长城以南以中原儒家的方式来统一，统治者身份是皇帝，在长城以北则按草原游牧的方式来完成统治，统治者的身份是大可汉。
豪族兴起：汉武帝的爷爷 和老爸开创了中国古代第一个著名盛世“文景之治”。这两位皇帝的无为而治，有点像今天咱们说的，让“看不见的手”来主导经济和社会。导致民间发展非常富裕，所以汉武帝就想和匈奴掰一掰手腕。战争过于费钱，钱就不够用了，增加税收，百姓只好抛弃家园成为流民，投到地方豪族接受保护。
士族寒族：三国时期是士族和寒族的斗争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是诸葛亮和曹操，代表寒族不断地打击士族，对于诸葛亮来说没有办法，必须北伐，如果不北伐刘备诸葛亮的统治集团的正当性就说不通，外来人跑来占领蜀地是为了中兴汉室。而曹丕背叛了曹操让士族回潮了，所以若干年后士族代表人物司马家上来干掉了曹操家族。
西晋灭亡：西晋灭亡主要是受制于一些无力改变的历史大势，比如气候变迁、中原豪族化、士族的堕落等一系列原因，南北朝的对峙，则使得南朝方向不断努力向外传播文化，以便跟北朝进行正统性的竞争。中华世界就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为草原、中原、海洋三重宏大结构。
五胡乱华：五胡十六国时期不同政权都对胡人和汉人做了不同的处理，并不是简单地就要欺负汉人，能正真建立起政权的人既要懂草原逻辑，又要懂中原逻辑，北魏实现了一些中原草原二元帝国，是一种伟大的制度创新。
大唐盛世：正是这个时期形成的重要的制度创新，都被后来的隋唐大帝国继承下来，于是才有了让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大唐盛世。科举的目的就是要在贵族之外发掘人才，充实官僚系统，替换不怎么听皇帝招呼的贵族。当时出现了比竹简更廉价的知识传播技术造纸术。
安史之乱：唐玄宗为了加强皇权对抗关陇贵族，重用胡人胡将，引发了安史之乱，但安史之乱使中原向江南移民，促进了江南的经济开发，使社会平民化，平民化促进了印刷术的普及，为皇权对抗贵族提供了人力基础，因此让唐朝盛极而衰的安史之乱实际也是促使中原由豪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化的关键节点。
西域高原：第三方就像催化剂，草原和中原之间发生着各种化学反应，催化剂则决定着这些反应发展的节奏，这就是中亚。中亚向东传播文化，自由城邦的属性让中亚在近代以前，在贸易和文明两个方面在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可以说是贸易和文明的中心。在中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极为开放、包容，文化发展水平极高，有着发达的哲学思辨，奠定了后来欧洲的文艺复兴。
草原兴衰：回鹘这样一个草原帝国，由于中亚粟特人的深度介入，它的历史走上了一条不同的路子，并深刻影响了大唐与自身的兴衰。回鹘灭亡也深刻改变了中亚的历史命运。
雪域霸主：雪域高原地理条件特殊，资源极度匮乏，所以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分成一个个小部落。松赞干布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双管齐下，引入佛教来对抗贵族的苯教，控制重要贸易通道安多藏区，压制贵族，维持帝国统一。
五代十国：唐宋之间，中原政权出现了一段分裂割据的历史，也就是五代十国，而五代里面有三代都是沙陀突厥人所建立的。其中后晋这一代，把幽云十六州让给了北方的草原王朝大辽。大辽由此发生了深刻改变，最终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兼容草原和中原的二元帝国制度化了，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为今天中国庞大疆域奠定了古代的制度基础。
大宋帝国：进入大宋，中国从豪族社会进入平民社会，中国古代长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宋朝是啥一一个不长期实行抑商政策的朝代，儒生们也不以经商为耻。宋代的航海、造船、医药、工程、农艺等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宋能够发展的如此富裕而又进步开放，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它拥有中国古代最高的社会自由度，民间的创造力就被充分释放，同时大宋对社会的动员与组织能力相对其它朝代也是最弱的。
变化守旧：王安石认为应该勇敢云创新，守旧没有任何前途。但司马光认为如果连传统都不尊重，那你还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呢？大宋面临左右为难的境地，既需要王安石的改革，也需要司马光的稳健，但却很难找到这两种政策的均衡点。两党之间的斗争也让大宋很快地衰败，在和金进行合作一起抗争辽中占小便宜，结果吃了大亏，最终走向了灭亡。
蒙古崛起：大辽帝国有着二元帝国属性，它有草原视野，这种草原视野让它懂得如何云有效地利用和操纵草原上的部落矛盾，分而治之，它可以非常好地控制草原，但是大金放弃了二元帝国，所以趁着这个机会成吉思汗一下就崛起了，一统了蒙古高原。在这之后要想组成一个庞大的统一稳定的帝国，它必须得是一个二元甚至是多元的帝国，大金用自己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
元朝帝国：要想理解一个超越于中原之上的中国，理解一个作为体系的中国的话，正统性这个问题，同样也是个核心问题。对儒家来说只有修了前朝的历史，才能说清楚自己这个朝代是如何继承了前朝的天命，从而才能让帝国的法统获得一个清晰的表达。但元朝之前有三个朝代宋、辽、金，那到底把正朔放哪呢？所以元朝最后一直没有修成前历。如果政治必须通过宗教或者文化才能获得意义，那就是政教合一，如果政治可以独立于宗教和文化之外获得意义，那就是政教分离。在儒家看来正朔就意味着文明所在，这绝对是广义上的政教合一。
大明王朝：大明的皇帝个人权力比较大，很多为害天下的大太监只不过是戴着皇帝面纱的皇帝个人权力而已。中原的财富、草原的武力、穆斯林的商业能力，几种要素被整合在一起，建立起一个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庞大秩序。这时，伊斯兰世界的白银很短缺，白银在中亚和西亚购买力比中原地区要高得多，于是中原白银进入欧亚西部，于是元朝又发行了纸币，但是政府根本控制不住发行纸币数量，这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结果经济大萧条，导致元朝统治被瓦解。朱元璋推翻元建立明朝，尝试了很多办法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更要命的是遇到了小冰期，北边游牧者南下的压力开始变大，大明内部又民变四起，所以最终亡于大清。
大清入关：蒙古内斗促成满蒙联盟，也就给了大清崛起的机会，蒙古内斗跟藏传佛教的一系列影响有关。蒙古内斗的核心人物是林丹汗，林丹汗有大元传国玉玺，但是林丹汗不得人心，被打败之后打算去横扫雪域高原，战略极有想象力，但是到青海没多久染上天花病死了，伟大战略无疾而终。他的家人无处可去，只好回老家投降了皇太极，并交出玉玺，皇太极于是登基称帝，成为满洲人和蒙古人共同的大汗，满蒙联盟的军事基础就此成立。
大清政治：鸦片战争以前的大清帝国统治有着非常高超的政治智慧，差不多可以被理解为古代中国的最终完成形态。就是说大清差不多把中华帝国所需要的各种要素都成功地整合进来了。进入公元15世纪之后，世界气候进入一个小冰期时代，但对游牧者来说，他们进入了政治上的春天。西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帝国 、印度帝国、大清帝国都是在这一两百年里由游牧者主导建立的。大明的国土面积只是大清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可见从领土的意义上，大清曾经为中国攒下了多少厚的家底。所以大清的疆域极为庞大，治下的人口也极为复杂，所以没有办法用同一套办法吃遍天下，在不同的地方必须发展出不同的统治技术。大清在大辽开创的二元帝国治理技术，发展为多元治理技术。汉满蒙回藏这些次级区域，在大清内部各自起到了其它区域无法替代的作用。汉人为主体的中原地区是大清帝国的财政主要来源，大清统治者以皇帝的身份出现，这是儒家所赋予的身份。在满蒙草原是帝国的军事秩序，统治者以大可汗的身份出现。同时统治者在藏传佛教里获得了文殊菩萨转世的身份。在这些区域通过大清皇帝的多元身份而获得了统一。
郑和西洋：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是肯定不可持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是纯官方行为，而不是民间行为。所以要显示天朝国威，要的是一个派头，而民间行为则是要赚钱，不赚钱就没人干了。由于大明的海禁政策，所以后面不可能有民间的船队跟上。而哥伦布的行为主体起于民间，一群又一群的冒险家到海外去搏机会，多数没成就死了，少数成功了就发大财了，发财的家伙再用这笔钱反过来促成欧洲国家的政治变化。民间贸易积累起巨额财富，失去国家出动海军力量保护民间商人，商人从贸易中的利润拿 出一部分来交税，以便支撑国家这种军事活动。英国人能建立一个全球海洋帝国，是一种无距离信用机制，是双方都认的一个规则，而郑成功他们的共识基础是同乡关系、宗族关系、妈祖信仰等，所以没办法扩展到陌生人社会，所以能扩展到了东亚洋面。
人口太多：中国进入了人口大爆炸式增长，却让中国经济陷入了和中自我锁死的状态。过度膨胀的人口导致出现大量过剩人口，也就是他们没活干或者收不足以维持生活，所以人力成本变得非常低，像能节约人力成本的技术发展就受到了限制，因为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人，人的成本已经是非常低的了，所以很难内生性地进入工作社会。那中国应该如何跳出这个困境呢？那就是加入世界秩序，既然靠中国自身没法出现技术变迁，那就从外部传入新技术，刺激中国发展起工业，然后就能吸收掉过剩人口。然而这样反而人口大还能成为中国的优势。
鸦片战争：英国人往中国输入鸦片导致白银外流，只是鸦片战争的表层起因，后面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国际秩序的变迁。前面美洲日本白银供给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明朝经济及到国运兴衰。这一影响在清朝仍在继续，甚至变得深刻。其外部原因是当时世界白银供给很充足。到18世纪后期，日本再次禁止白银大规模出口，没过多久，发生了法国大革命，很快侵入了西班牙，而美洲白银都是来自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所以世界白银供给受挫。法国大革命结束，拉丁美洲又开始了独立运动，一系列战争导致白银生产迟迟恢复不起来。但当时的局内人看不清这个问题，大清把白银短缺归因于鸦片的大规模流入，最终引发了1940年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兴起之后，大清发现曾经叱咤风云的八旗军队，要对付太平天国已经完全不顶用了，大清经历近百年的和平，中间只打过规模比较小的几仗。皇上只能硬着头皮起用汉族的地方官员，过去绝不使用是担心他们有异心。和太平军打仗时，人们发现冷兵器完全搞不定，李鸿章从洋人手里买了不少洋枪、洋炮，最终用这些灭掉了太平天国，中国的战争从此进入热兵器时代。热兵器最好是可以自己生产，至少也得自己能修理，才能顺畅地应用。生产和修理热兵器是需要比较复杂的生产分工才能做到，这种分工在草原环境下是支撑不起来的，只有在中原地区才能做到。于是可以看到太平天国给中国内部带来一系列深刻变化。太平天国之后，财政秩序、军事秩序、人才秩序，甚至是精神秩序，全方位地转由中原地区的汉人主导了，帝国内部的均衡被打破了。太平天国对中国内部产生了两个深远影响。第一，埋下地方分裂的种子；第二，导致了帝国内部失衡，从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大清也开始重新理解对外变化，重新理解世界秩序，以前如果圆明园被占那就相当于亡国了，但是大清没想到，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愤然没打算灭亡大清，而是要签订条约，大清由此见识到了国际条约体系。
收复新疆：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大中亚可以分为东西两个亚区域，东边就是中国的西域，西边就是今天中亚几个斯坦国。俄国和英国在中亚的博弈，就是大陆帝国和海洋帝国争夺势力范围，确立边界的一个过程。俄国想深入欧亚大陆，通过中亚南下威胁到英国重要殖民地印度，英国肯定不愿意，印度是英国成为海洋帝国最重要的一个力量基础，两国在中亚争夺多年，最终达成妥协，形成了一个缓冲国阿富汗。从东西方向上的博弈，可以看出中国在世界上独特的位置，就是海洋帝国和大陆帝国的中介位置。新疆是怎么丢的呢？大清在19世界中期被太平天国闹得没精力去认真经营边疆，结果被一个来自中亚的冒险家阿古柏抓住了机会，在1865年趁乱侵入新疆。俄国眼看着阿古柏势力扩张，便在1871年派兵冲进北疆最重要战略地区伊犁，但俄国并没有说要割走这里，而是说代大清管理，等日后大清收复新疆还归还给大清。俄国本身对土地有一种宗教般的痴迷，那为什么对伊犁抱着这样和中暧昧的态度呢？第一是因为俄国根本没想到大清还能收回伊犁，第二个是俄国当时正在想办法控制今天中亚几个斯坦国区域，所以把阿古柏的我敌意都转移到自己身上来，这个实在是不划算，所以把大清拉上，分担风险。后来左宗棠想要收复新疆，但是缺钱，只能向汇丰银行贷款1500万两白银，大清没想到的是自己和英国打仗失败了，半推半就地加入了世界秩序，却让帝国获得一种全新的自保能力。整个海洋世界基于多年的远洋贸易和工业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资本秩序，以中国为中介，转化为向失序的大陆深处投放秩序的历史过程。对于英国来说中俄两国分治中亚远远好过俄国一家独占中亚，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也愿意支持中国收复新疆。于是中国成为联系海洋与大陆的必须中介性存在，是一种海陆枢纽性的存在。在肩负这个历史命运的时候，中国在不自觉中成为了海陆枢纽。这一历史地位只有中国能够承担起来，因为要将海洋方面的资源转为向大陆深处的秩序投放，这个中介者必须具胡超大规模性，否则根本没有能力。而中国的中介性地位，正是通过融入世界而被激活的。
南洋华人：中国历史是在一个草原中原海洋三重结构中展开，而帝国就是在过渡地带形成起来的，在古代是草原和中原的过渡地带，在这他们获得重要治理智慧。比如大唐，大清，以草原和中原为基础，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然后向海洋传播自己的文化。到了近代这个过渡地带就是南洋了。它是中近代转型需要的，最重要的政治智慧来源。海外华侨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开枝散叶，能够建立遍及整个南洋，一直扩散到美国日本欧洲的庞大网络，最基本的载体是宗族关系。同时宗族关系也限制了南洋华人的政治地位，因为中国人口膨胀，华人劳工极度便宜，土著接受不了，白人也觉得华人帮会打打杀杀是潜在的秩序扰乱者，因此产生了很强的排华欲望。共同的屈辱，产生一种身份感，各种苦难转化为一个意识：如果我们有一个强大中国，你们将会获得保护，孙中山的革命努力，在海外华人当中获得了大量支持。
英国秩序：英国这个国家很特殊，同时有着国家性和世界性。当年拿破仑称霸欧洲大陆，发现搞不定英国，于是宣布大陆封锁政策，要把英国封锁欧洲大陆的市场之外，英国马上搞了个反封锁，把欧洲大陆封锁于世界市场之外，最终反倒把法法给困死了。想要主导世界秩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这个国家内政与外交层面高度打通，外部世界有什么变化，都能迅速地反馈，转化为内政层面的调整。英国能很好的适应海洋经济。英国是大社会，小政府，社会通过发起政治议题，通过议会制定相关政策。从而通过政府来保护海外商人，所以，近代历史上的英国国家利益是什么，就要问英国商人利益是什么，对于商人说，就是寻找稳定市场，扩大贸易规模，减少管理成本，所以大英帝国的扩展逻辑就是，在19世界末以前除印度特例在海外，只要有可能就不占领土地，只占领一些重要贸易和海上交通据点，直到19世纪末期，其他欧洲国家开始大规模抢殖民地，英国也才开始主动占领殖民地，免得被其他列强占了，所以英国统治成本上升了。同时英国就希望中国能够稳定，这样才能最有利于自己，为了确保这些利益，英国帮大清进行内政层面的改革，名得中国市场乱成一团。英国俄国日本在中国是不一样的手段。
俄国秩序：俄罗斯帝国是第三罗马，想要帮助人类完成救赎，俄罗斯觉得自己承受着最深刻的苦难。苦难首先并不是一种物理事实，而是一种心理体验。苦难在俄罗斯人的眼中被审美化，不是一种悲惨的命运，相反是一种珍贵的礼物。这样一种精神结构使俄罗斯在历史上总是能在绝境中奋起，在绝望中获得胜利。与苦难相伴的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深刻的不安全感，所以从16世纪开始大规模对外扩张，对俄国来说对外扩张是一种首先使命，并非英国一样的商业利益，所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日本秩序：日本和前面的英国俄国都不一样，化没有自己强大的原生文明，只能向外部学习，早期是向中国学习，后来又向西方学习，所以日本始终有一种精神焦虑感。日本更早地向西方学习思想和技术，终于了摆脱了中国对自己的精神压制，但是又落入了西方人的精神压制当中。巴黎和会日本想要提议的“种族平等”也被驳回，日本举起“大东亚主义”的旗帜，欲与西方的白人一决高下，而决战需要更多资源，于是征服中国成为了日本的首要目标。在民族主义的时代，征服一个国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日本征服中国注定是失败的。
民国法统：法统不仅仅是西方政治学概念，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政治秩序想要稳定 ，都必须讲究法统。比如《论语》里讨论如何治理国家时，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下锅”，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中国古代法统归皇上，到了现代共和国，就要以人民的名义了。民国法统第一个来源就是“五族共和”，因为在辛亥革命时期，有一名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鞑虏就是少数民族统治者。这是章太炎的观点，杨度不太同意，认为中国人民应该是大清统治下的所有人，革命成功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完整地保住大清领土，否则国家真的可能被列强瓜分掉。民国法统第二个来源是《清帝退位诏书》，诏书用了天命的说法，这就相当于一次特殊的禅让，因此民国获得了继承大清的资格，获得了正统的名义。
巴黎和会：国际秩序在一战之后列强关系重新洗牌，美国和日本大赚，贡法遭到严重削弱，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全部崩溃。另一方面国际秩序观发生了变迁，从现实主义转向理想主义。一战末期出现理想主义理念，认为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并不能保障和平，一种符合道德的、公正的国际秩序才能保障和平。威尔逊认为民族的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才能和平，列宁则认为战争是因为阶级矛盾，应该全球革命。这两种思想都对中国的内政与外交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威尔逊主义主导了巴黎和会，中国作为一个弱国，长期处在现实主义环境中，巴黎和会的口号一喊出来，中国一下就把命运的期望调的非常高，再加上中国代表团是由几个人联合组成，彼此不信任，对外谈判非常不利，这种情况下能挣回来一些就已经很有本事了。
民族主义：列宁主义促成国共合作，列宁主义不公是一套意识形态，还是一套史上前所未见的、超级有效率的组织模式。国民党并未接受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只是接受了它的组织模式来改造自己，发动北伐，横扫了各种北洋军阀，迅速统一了大半个中国，要不是日本在中间插一杠子，就直接打到北京甚至东北了。在北伐过程中，曾经紧密合作的国共双方却在1927年分裂了，国民党眼光内向，直接从西方借用了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内在多元、高度复杂的超大规模的国家，用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实际上是搞不定的。是无法解释什么是大中华民族的，和五族共和也存在冲突。国民党外交上，去访问印度，英国不愿意中国过多掺和印度的事，怕中国人会跟印度人联手把英国人赶走，蒋介石知道英国人小心思，然后赌气式的做了一些行为，比如拒绝见丘吉尔，要求英国释放被软禁的印度领袖，还访问了英国殖民地加拿大，这就完全无意义地得罪了英国，意味着男民政府无能力真正理解中国现实和国际大格局。
货币战争：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有着复杂的联动关系，但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是没法被外部世界整体性地把经济拉动起来的，结果就导致了中国社会与经济的二元撕裂，这一撕裂状况刚好对应于国民党、共产党这两种革命路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两个党进行的两种不同的货币战争。两场货币战争的结局，从经常的角度也说明了，中国必须先完成政治整合，才能让自己以真正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释放出自己的优势。国民党的民族的主义方案由于无法真正完成政治整合，于是处理经济问题上同样无法找到全乱的着力点。
普世主义：共产主义为中国带来了全新的组织机制，也带来了全新的视野格局，它为中国打开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使得中国在面对少数民族和国际秩序问题的时候，都有国民党打不开的脑洞，就有了全新的处理办法。在面对国内认为汉满蒙回藏的被压迫阶级都是一家人，要共同反抗各族群尤其是汉族的压迫阶级，既承认了汉满蒙回藏的差异性，又在阶级政治论证了它们的统一性。而面对国际，毛泽东在各种谈会中多次谈到“中间地带”，“中间地带”有两个，欧洲日本澳洲发达国家是一个，亚非拉等不发达国家是一个。后来毛泽东在1974年全新阐述“三个世界”的说法，获得了完整表达，美苏第一世界，西方发达国家第二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中国在60年代一度外交局面极为危险，到70年代却一下子成为全球所有大国当中战略灵活度最高的国家。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清楚了自己的国际定位，既不属于海洋秩序，也不属于大陆秩序，而是独立于它们的第三存在，成为海陆中介或者说海陆枢纽的国家。
中国经济：人们过去对高速发展的“中国奇迹”给出的解释是，中国的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但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西方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带来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外包必须同时满足效率与弹性这两个彼此矛盾的要求，因此必须要有大规模供应链网络的存在，才有能力承接外包。中国的土地财政的发展，刚好使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发展起来了，使得供应链网络获得成长空间。土地财政与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在时间上刚好重合了，中国经济于是发生了令人想不到的成长。中国的经济奇迹，完全是依托于世界大势而成。我们无法脱离世界经济秩序来讨论 中国问题，同样也无法脱离开中国的影响力讨论世界经济秩序的前景。中国的崛起导致了世界经济秩序一个极为深刻的转型。
世界经贸：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使得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领取区，是终局性的，是很难被取代的。这进一步带来了全球经贸结构的转型，从“中心-外围”结构，转成“双循环”结构，中国是双循环结构当中的连接枢纽。中国与西方的博弈关系，又使得过去的外围国家获得了新的发展可能性，中国崛起因此而具有了更加伟大的世界意义。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秩序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不发达国家的拉动，同样体现在发达国家上，不公公体现在经济层面，同样体现在政治和社会层面。
美苏冷战：冷战时代，美苏各自撑起了海洋和大陆的秩序，中国则作为第三方力量，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后冷 战时代，海洋秩序还在，大陆秩序瓦解了，外部世界必须向大陆世界投放新的秩序，人类秩序才能稳定下来。这个新秩序的投放者只能是中国。因为作为秩序的投放者，必须与大陆世界有紧密的经贸往来。而在这个时期，西方与大陆世界的经贸联系变得微弱了，只有中国与大陆世界和西方世界都保持着密切的经贸联系。因此，后冷战时代的中国，成为输出秩序的必要枢纽。这种枢纽位置，符合中国真正长远的国家利益，同时，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中国的国家利益来源于普遍主义。
美国国债：中国崛起其实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西方创新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正是西方世界接动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世界温水煮青蛙一般地慢慢陷入危机当中。中国借钱给西方也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经济崛起，也就是双循环的第一循环。西方国家在最近几年遭遇到这一系列困境，都是技术变迁所导致的失衡，但通过经济发展，拉动新的产业，可以消化掉这种失衡，但是新拉动出的产业却不在西方本土而在中国，导致了西方世界如今的危机。西方的失衡没办法通过自己来消化，必须在与中国的互动过程中，在一个更大的国际治理框架下，找到消化的办法。这需要中国与西方都要在观念层面发生深刻变化，才能突破当下困境。
伊斯兰教：伊斯兰世界在现代化的路上，面对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面对着民主制与世俗制的矛盾，面对着资源匮乏的困境。这些困境有可能刺激伊斯兰教当中教人决不妥协的那一面表现出来，再叠加上近年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于是恐怖主义就成了严重的问题。伊斯兰世界很多地方，首要的需求并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反恐。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使得我们的国家利益必定是世界性的，所以中国必须从全球视野，而不能从民族的主义视野思考问题。必须打开眼界，从全球着眼，才配得上这个国家。
非洲地区：非洲国家的饥荒一般发生在撒哈拉沙漠附近，而在热带非洲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饥荒。热带非洲的自然条件太好了，老百姓靠天就能养活，香蕉树，芒果树等，长得漫山遍野，稍微动动手就能吃到，然后就可以唱歌跳舞，在那里有最开心的一群人，所以热带非洲的问题不是饥荒，而是贫困。非洲的农业资源、林业资源、水利资源、旅游资源都是极为丰富的，因为非洲国家欠缺资金、技术、基础设施以及有效的管理。对于非洲来说，完全有可能发展出发达的第一产业，然后直接跨入有本土特色的第三产业，照样能获得现代化。双循环结构当中，由于中国经济独特的拉动将就，使得第二循环里的国家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发展机会，中国与配方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着深度合作的空间。在所有这些过程中，还能反过来使得中国国内很多不容易化解的困境，获得新的解决空间。
碳的排放：碳问题是超越了双循环结构的，对所有国家都有普遍影响的事情。欧洲作为主要推动者，在国际上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气候谈判，但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成果，原因在于，谈判的议程设置和谈判各方的实力结构并不匹配。碳实力包含两个要素，首先必须能排，其次必须能减，两个要素都具备的只有中美两国。中国替全世界生产，也就替全世界排放，进而能替全世界减排。以此为基础，气候谈判会展开大为不同的议程，这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中国的国际责任所在。
世界枢纽：中国因为加入了世界秩序而获得崛起。由于超大规模性，中国的崛起将深刻地改变，乃至重新定义世界秩序，而新的世界秩序也会反过来重新定义中国。究竟中国是谁？世界是谁？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互动过程中，持久地生成着，演化着。中国作为世界枢纽，作为世界秩序的基础要素，只有在一个宏大的格局当中，才真正地能够实现自身。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传承，作为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也只有让自己和视野和精神格局，上升到世界的高度，才配得上它的精神内涵。所谓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切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