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劫诗歌：强盗也爱阅读

   一则《唐诗纪事》中的故事，指证了诗歌在凶险境地的存活指数。

     诗人李涉喜欢写一些通俗诗，诸如“江城吹角水茫茫，曲引边声怨思长”等等，李涉在九江皖口时遇群盗，盗问其名，同行人说是李博士，盗首说：“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李涉乃欣然书一绝句。

     一面是强盗风雅与诗人潇洒相映成趣，一面是强盗爱诗而视钱财如粪土的反讽关联他讽之趣，这一幕双重的小喜剧隐约透露出述者的重大希冀：一个关于诗歌的乌托邦社会。

      按李涉诗作水平，在唐朝诗人中显然列于“非著名”，而“非著名”诗人的作品依然能在民间流传，可见诗歌与生活的密切关联，可见民众对诗歌的需求程度；另一位“非著名”诗人张若虚一生仅有两首诗歌留传于世，依数量来论，实该算“小诗人”。然而，其一首《春江花月夜》横篇孤绝，几欲盖过整部《全唐诗》。诗中阔大浑圆之处，李白不能及，澄净通灵之处，王维不能及，深情工巧之处，李商隐不能及；后人著文每当引用元、白、韩、柳、刘、贾等人诗作，必先冠以“大诗人”前缀，恐是中了“数量决定论”的流毒。殊不知《春江花月夜》这一首敻绝深沉之作，对一个诗人一生而言，对整部《全唐诗》而言，对一个时代而言，能够有一首，都已万幸。

     超数量、超水平、超大规模的诗歌供给，导致了唐代社会整体对诗歌质量的需求节节攀升，诗歌迅速与庙堂、宫闱、江湖、民间、青楼产生密切关联，并形成了以诗歌为隐形市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随着诗歌写作激烈竞争的加剧，中间暗战叠起，诗歌崇拜的高峰恰好成为诗歌工具化（衰败）的开端。

     王维为求显达，假扮乐工入宫向公主直呈诗作，从此在朝中打下了入仕的印象高分；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元稹，为确立新乐府的文化山头而贬低李白、独尊杜甫。在担任监察御史之际，因嫉妒李贺诗才，以谗言致李贺终身无法入仕。韩愈以诗骂元稹“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也暗合了杜甫的口气“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早年对李商隐颇多器重的令狐楚，与白居易、刘禹锡同朝为官，宦游生涯中颇多唱赞酬和。令狐楚诗作平平却颇负一时之盛名，新诗一成即在大小宴会上命乐工配曲演唱。刘禹锡赞令狐楚“新成丽句开缄后，便入清歌满座听”，真不知是说他天真好客如孩童，还是喜欢他诗歌的新鲜热乎，倒是直言不讳的白居易悄然闭紧了嘴，在一旁自顾微笑。

     诗歌崇拜的极至，在晚唐终于诞生了李贺的殉道式写作与贾岛一派的受难式写作。李贺写诗的亡命气焰，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却哪敢撞上这不要命的；在湍急的诗歌激流中，聪明如贾岛、姚合者，瞬间悟透了李白写诗需要才气，李贺写诗需要心气，剩下的必由之路也只能是力气了。循此门道，作品质量姑且不论，单是论作诗的艰苦，亦足以在社会市场与诗歌江湖中笑傲一番。贾岛一马当先，写下了“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姚合立即高唱“欲识为诗苦，秋霜在心头”。后来的诗人方干，本有才情，却也要学人振臂高呼“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一个“破”字实在是将贾纸糊的神龛戳了个稀巴烂。贾岛一派关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的诗歌哲学，大苦大智，以致南唐一些诗人将贾岛之像供于龛上，尊其为“诗佛”。到了南宋，几个诗人还将贾岛、姚合视为写作鼻祖，尊称“二妙”。

     唐代诗歌运动的浩大阔烈，不仅造就了诗歌群星与诗歌巨星，也培育出了古往今来最为广泛的诗歌大众，而在巨星周围，除了元稹之辈的阻挡江河万古，贾岛等人的奋勇当先之外，也形成了“大树底下不长草”的景观：即诗必言李、杜，后来的诗人纵有佳作，也只能颓然于散兵游勇之列，真可谓“时势造就诗人”。

    李商隐本与李白各著一风格，却偏要被按头伏首称“小李”，以此区别于李白这个“老李”，殊不知盛唐得盛诗易，而晚唐得佳作难。晚唐诗人李益，诗风壮大与绵密并织——“微风惊暮坐，临牍思悠哉。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来”，这首《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将王维、李商隐的佛、庄意味巧妙融合，自然、含蓄而隽永；“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这首《喜见外弟又言别》，直取李白远游顿悟，后续杜甫沉郁哀叹。李益的整合、创新型写作，令后人在编写李白诗歌全集时，错将其之作品归于李白名下。

    历经了陈子昂、李白式的知识分子驱动，杜甫、白居易式的民众驱动之后，唐诗纷纷接受了贵族、文人、民间趣味的引导与雕琢，最终浑圆合一，获得了刚健的骨骼与充盈的血肉。而当唐诗在宫闱、民众以及诗人内部产生竞争又同谋的市场关系时，利益驱动已经昭然若揭。利益逼使唐诗退出了历史舞台。

    公元9世纪末的一天，诗僧贯休在给吴越王贺诗中写道“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光寒十四州”， 吴越王素有称帝野心，见此诗先喜后又不满，要求贯休将“十四州”改为“四十州”。

    诗人断然拒绝了这个关于利益改写诗歌的要求，并且声称“州亦难添，诗亦难改”。

    贯休的拂袖而去，展现出诗歌与隐形市场的冲突加剧，也最后宣告了唐诗的朴素立场。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江湖离散，不久以后，低眉浅酌的宋词终于接管了唐诗的最低纲领，并在那些更为怅惶流离的岁月里，为人们带来了风月与词语间的相互挠痒、按摩与嬉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