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上午，坐在国家图书馆明亮宽敞的阅览大厅里，宁静闲适，享受着多年未有的纯粹阅读的感觉。手里翻看的两本书，都是印数不超过1000册的个人诗集，刊印于上个世纪90年代，目前市面已经基本绝迹。国图也将其归为基藏书，只能阅读不能借出。两本诗集，一本是选集，一本是全集，总共收录旧体诗词共600余首。它们的作者是巩绍英，五十年代中后期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
为了写巩绍英，这一年多来，我通过网络等渠道大致爬梳了他的蛛丝马迹。他首先是一位历史学者，在人教社主编了新中国第一套自主编写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后来调去中华书局任副总编辑，再赴南开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去世前又被任命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在他53岁去世之前，给世人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历史学者身份。其次，他还是经历过抗日烽火的一名老兵。从17岁从军，一直到27岁安排到地方作行政领导，他在山西晋东南的抗日根据地浴血奋战了八年，后来又转战东北大地参加了解放战争，戎马倥偬十余载，是真正领略过枪林弹雨的人。仅仅这两个身份，一段人生就足够丰富光彩了。但是最让巩绍英这个名字饱满生动的，还是“诗人”这顶桂冠。
从十五岁正式有诗作见于记载，一直到离世前一月，近38年间，巩绍英创作600多首品质上乘的旧体诗、词，传世流布。无论是早年浴血沙场，还是解放后出入政府、机关、大学课堂、国家博物馆，巩绍英一直捏着自己的诗笔，随时赋成新篇，收入诗囊。无论他的社会身份怎样变换，“诗人”这个身份总是如影随形地紧跟着他，这是他灵魂和气质的天然成分，谁也别想剥夺。
抗心存国脉 奋袂逐星轺
辽宁阜新清河门镇，这是一个位于辽西走廊上的小镇。地处东北三省、蒙古高原西部地区进入内地的交通要道之上，大批的物资、货物在这里集散转运，是20世纪初期商业比较发达的一个集镇，“装不满的锦州，拉不败的清河门”。较为发达的经济和交通，也就促使本地文化教育水平较高，普通民众对于时局的感知和反应也更为敏感。巩绍英就出生在这个关外小镇上。
巩绍英的祖父巩常龄，是位传统文化修养较高的商人，也做过短期的私塾先生。常年在外经商的经历，使得他头脑灵活，见识清通。巩绍英的启蒙教育，就是由这位老人完成的。他一边在镇上读小学时，家中的祖父就坚持对他进行了系统的国学教育。和千百年来中国村镇的所有耕读家庭一样，小孩子似懂非懂的摇头晃脑吟诵着“子曰……之乎者也……”，一旁的老先生手握戒尺，循循善诱。在巩家的三个孩子中，这个老二天资格外聪颖，对古文诗词的兴趣也十分浓厚，深得祖父的喜爱。不到13岁，他就系统学完了“四书”《诗经》《尚书》《礼记》《纲鉴》《论衡》》《古文观止》等国学课程。这些书籍中，大部分是千年科举考试必读的传统儒家经典。长期以来，它们曾沦为八股取士、束缚性灵的工具，为人诟病。但科考取缔之后还有人对它们孜孜以求，则旨在传承、吸纳传统文化之精粹。尽管“五四”运动以来，砸烂“孔家店”，废止“经学”教育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息，但在这个塞外小镇上，一位满清遗民却依然执着地把这份祖先的智慧结晶传递给子孙后代，他认为这是一名中国人的文脉和精神基因。
诗文写作，是中国传统文人表达思想情感的基本方式，也是自幼习得的基本功。由于个人性情和天赋的差异，每个人的诗文造诣又会千差万别。由于天分很高，巩绍英很小就会写旧体诗，而且悟性极强，进步迅速。从十五岁第一首存世的诗句看来，他对旧体诗的格律、用典、技巧和意境的把握，已经相当自信和纯熟。但在他自己的意识中，十五岁才算开始真正写诗，因为这一年他开始自己选择人生的道路。诗，就是应该用来纪录属于自己的人生。这一年，是1935年。
1935年的中国，东北广袤的黑土地已经沦为敌手四年之久，三千万东北同胞成为伪满傀儡政权的臣民。华北数省的上空也弥漫着越来越浓烈的战争阴云，而整个中国却是内战不息，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巩绍英自小生活的清河门镇，似乎还是一如既往的喧嚣热闹。“得得”不休的马蹄，卷起滚滚不息的尘土，一群群日本军人和马队如入无人之境。还有来来去去的“伪满洲国”的大小官员们，在日本军队的监视下虚张声势地发布各式政令。中小学校的课堂里，添了不少东洋口音和异域文字。三民主义的课本和孙中山挂像被扔进了垃圾堆，一部二十四史被强迫遗忘，代之而起的是一部臆造的女真－满洲国史。校园里唱着《满洲国歌》，悬挂日本国旗和日本国旗和红蓝白黑满地黄的“满洲国旗”。亡国奴的沉重枷锁，压在每一个有良知、有血性的东北人心头。诗人特有的早熟和传统儒家的家国、民族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想，使得巩绍英相比同龄的少年，更加敏锐而深切地感受到这份屈辱。
故园东望尽胡尘，蒿目还忧九鼎沦。
忍看衣冠长左衽，耻同鸡鹜作陪臣。
——《燕京》二首之一，1935年
在清河门镇来往的外乡人中，总也不时看到三五成群的青年学子，他们风尘仆仆、眼含悲愤，操着黑龙江、合江、吉林、安东、察哈尔、热河等各地口音，他们晓藏夜出，小心躲避着日本宪兵队、密探和汉奸的阻截，一心只想突破山海关，逃回到那片尚未沦陷的关内国土去。镇上的人们都用同情和钦慕的目光，注视着这批热血的青年，称呼他们为“流亡学生”。在每个东北人家庭都扛着沉重的“亡国奴”枷锁，苟且的存活时，唯有这些无牵无挂、敢作敢为的年轻人，可以成千上万地离乡别土，摆脱殖民地“奴化”的教育，跋山涉水地去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这一年，十五岁的巩绍英也做了一名东北流亡学生。他偷偷逃出了家，跟随着络绎不绝的流亡大学生们，一路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北平古城，并考入了这里的高中准备继续自己的学业。但这时候的华北局势，战争一触即发，岂能容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十二月九日，北平各高校、中学数千名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投降外交，反对内战，动员全国民众抗日救亡，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巩绍英瘦小的身子，也出现在热血喷张的游行队伍中，用嘶哑的喉咙高呼着口号，周围是他操着东北口音的乡亲，还有来自天南地北的同胞。随后，他又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组织，在华北数个城市巡回演讲，宣传抗日救亡。这时候，一个战士的激情在诗人心中被点燃，并且愈燃愈烈。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回到课堂，去作一个充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他的青春应该在抗击侵略者的战场上燃放。他决意从军。
“黑山白水铁骑横，又闻虏骑入燕京。
万人怒吼神州沸，半壁沦亡巨厦倾。
桑梓同心复旧壤，工农携手结新盟。
少年得受吴干剑，直跨东溟戮海鲸。”
——《一二九运动感怀》，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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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年的夏天，打定主意的巩绍英潜回了家乡。他不再躲躲藏藏而是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正式对父母坦承了自己的打算。面对这个稚气未脱，不满十六岁的儿子，父亲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清楚就此一别，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和自己、家人很可能就是天各一方，生死两途，但他从儿子那与年龄不相符的坚毅眼神中，知道自己的阻拦是无济于事的。果然，巩绍英正告家中，同意他走，可以给他带些钱粮和衣物，路上少吃一点苦。不同意也拴不住他的脚，只不过自己多吃一点苦头而已。话已至此，去意已决，十六岁的小勇士全身灌注着正义和气节，无所畏惧。临行前，年近八旬自幼疼爱他的老祖父，热泪纵横的抚摸着他，无限伤感的说“小孙孙，你这一去，是再也无法见到爷爷了”。果然，在他去家十二年间，祖父和父亲都先后撒手人寰。
十六岁的小诗人，挑着简单的行囊踏上前程未卜的征途，惆怅和依恋地打量着这即将久别的故土，心底无比的悲凉，翻腾着无法排解的激愤。塞外秋色来得格外紧迫。中秋未到，大地已经是一派肃杀和枯黄。默默流淌的大凌河两岸，人迹稀少，旷野里的村庄萧条不堪，偶尔有几缕炊烟有气无力地攀上茅草屋顶，很快被“日日”劲吹的北风撕扯得无影无踪。远处，起伏的医巫闾山正被落日笼罩了一片惨淡的血色，山前的日本军营里隐约传来“呜呜”的号角，“嘶嘶”的战马啸鸣。医巫闾啊，你贵为我华夏的“五大镇山”之首，今日怎么沦为异邦的马厩，你庇护下的辽东儿女正在倭酋的奴役下，恸哭呼号，你又可曾听得见呢？
“莫洒新亭泪，忍听胡马骄！
抗心存国脉，奋袂逐星轺。
呜咽江城笛，凄凉吴市萧。
欲寻屠狗客，不向武陵飘” ——《别家》之三，1936年
医巫闾、大凌河，还有这片我挚爱的热土，你们等着我再次回来吧。为了挽救那奄奄一息的国之命脉，我就要出发了！
少年初脱颖，百里试铅刀
巩绍英与共产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结缘，是从“一二九”运动开始的。和大多数爱国学生一样，对于腐朽的军阀派系和耽于内战、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之后，大家把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通过亲身参与“一二九”运动，巩绍英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这点。随后的时间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并与东北流亡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暗地接触，听他们介绍革命书刊，介绍党的性质、组织原则和秘密活动方式。在眼界大开的同时，也使他有了强烈的组织归属感，渴望早日加入到这个朝气蓬勃的集体中。
再次出关的巩绍英，梦想能够奔赴心中自由民主的圣地——延安。为此曾远赴西安等地，寻找进入陕北苏区的联系人和通道，但最终都无功而返，“溪深无路入桃源”。在北平艰难地徘徊了一个冬天之后，他终于寻觅到了加入抗日武装的另一条途径。在当时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在多方力量的动员和制衡下，与共产党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于是，以薄一波为首的一批山西籍共产党员便进入山西太原等地，以公开的身份组建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团结社会各界的抗日力量，并加紧训练军事干部，逐渐组织了一支人数达数万人的“新军”。这支军队最初结构较为复杂，有阎锡山军阀部队中的旧式军官，也有八路军派来的军事干部、政工干部，也有大批像巩绍英这样的东北流亡学生、热血青年。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华北各省很快大批沦陷，这支军队坚持在山西东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展开了殊死抵抗，在八年抗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而在承受了大量牺牲和反复斗争之后，这支军队后来终于并入了八路军的作战序列，真正成长为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
巩绍英自1937年“千里从军”加入了这支抗日队伍，很快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部队长期在山西南部的太岳山区、沁水流域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由于他文化素养较高，又是共产党员，因此长期担任着基层部队的政工干部和文教宣传工作。正是由于这样的身份，他有机会听到和看到战争中许多慷慨悲歌的人与事，并有条件用传统旧体诗词的形式记录下来，成为后人品味那个特殊时代的宝贵素材。
自古以来的战争都是残酷的，给人类生存带来无穷的苦难。但对于思绪敏感的诗人来说，急风骤雨的战争场景又是刺激创作灵感的绝好环境。从盛唐时代的高适、岑参边塞诗，到南宋岳飞、辛弃疾、陆游等古代大诗人的笔下，都能听到那金戈铁马碰击出来的千年绝响。在巩绍英的诗歌创作历程中，战争时代的这十几年是一个活跃期。阅读他这个时期的近百首诗作，篇篇激昂慷慨，苍凉悲壮，文笔典雅老到，跳脱清新。有的描写战争的惨烈豪壮，有的赞颂战士的英勇坚毅，有的写战友间的生死之交，有的写军民间的鱼水情谊，有的写战火硝烟中的相思和离恨……。他以史诗般的手笔描绘了八路军抗日的第一次大胜仗——平型关大捷。
“……
五亿寒星瞻斗极，三千义旅渡盟津。
昆阳一战人心奋，海角山峤赤帜新。”
——（欣闻八路军北上抗日并祝平型关大捷）
诗中所用的两个历史典故十分贴切，以武王伐纣，于孟津渡黄河借指八路军东渡黄河抗日，以东汉刘秀在昆阳大破王莽军队来借喻八路军以少胜多。要知道，这是出自一个十七岁少年的手笔，这种对历史信息的熟稔于胸，信手入诗，显示了诗人非凡的早慧与成熟。
残酷的战争使得生死界限模糊，转瞬之间，昨日还情同手足的战友就幽明两界。这种巨大的感情跌宕，时时让诗人的内心世界承受痛击，禁不住要用笔为战友们留下一个个青春的剪影，寄托自己的哀思和怀念。这一时期，他仅悼念战友的诗作就有十几首，也从侧面体现了战争的血腥与残酷，人世的无常。来自辽宁安东（今丹东）的孔文乞是诗人的好友，牺牲前数日曾来信要一床布被，未及送到，他就牺牲了。巩绍英悲怆不已：
“……
久病扶鞍逢寇镝，短衾和血葬残阳。
怆然欲挂延陵剑，山阔水深恨渺茫。”
这是对抱病投入战斗的青年英雄的深切悼念，自己未能及时送上被子的悔恨，吴国季札向卒然离世的徐国君主墓前挂剑以示追思的著名典故，都十分恰当地融入这短短的诗句里。对于不到十七岁就在军中病逝的少女董坚，诗人的悼念则又多了几分轻柔的温情和哀婉的怜惜：
……战垒萧萧谁是伴？几点青磷。小聚便相亲，笑语温存。嫦娥还向月中奔，戎马匆匆长忆汝，隔浦秋云。”（浪淘沙－悼董坚）
美丽的少女啊，笑容宛在耳畔，你的离魂却已经幽幽飘向天外。战马不能久驻，我只能匆匆瞥你一眼，又要奔赴沙场。长眠的漫漫黑夜，谁与为伴，只有那荒野外点点磷火。在这样的诗句中，少了几分革命战士无畏生死的豪情，更多的是一位诗人对鲜嫩而美丽的生命过早凋谢的无限感伤。
艺术家总是抑制不住要传递出美的感受。作为一个气血充盈的青年军人，一个天性敏感的诗人，巩绍英也不时在战争的废墟中发现美好的瞬间，比如爱情。那些在战火和死亡的夹缝中绽放的爱情小花，往往如电光火石，美好而短暂。这些瞬间有的来自他本人痛切的感受，更多则来自他敏锐的观察和捕捉。
“……。隔墙乍露一枝红，春风里半含芳萼。银笺细字，绮窗笑语，愿订丝萝密约。霜戈铁马佐戎身，怕辜负桃花颜色。”
年轻战士在山村老乡家养伤，一位邻家姑娘对他暗生情愫，书信往来，一吐衷肠。但残酷的战争却注定无法成全这段美好姻缘。诗人用极其简约的文字，勾勒出来这段爱情插曲的始终，展示了旧体诗词独特的语言魅力。寥寥数句，却蕴涵着纯情、凄恻、哀婉，让人怦然心跳，湫然动容。
1945年，让中华民族付出巨大代价的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共两党了结多年恩怨的殊死搏斗又燃战火。作为八年浴血战争中历练出来的干部，并且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政治干部，巩绍英很快就被上级委以重任。他辞别了曾经生死与共的那片土地和人民，“一丘一壑别应难”，从山西调回东北，随军过长城，经承德、义县、沈阳转战辽北。三年解放战争中，他主要领导地方游击战争和土改等政治工作，先后曾担任昌北县（今辽宁昌图县）县委、奈曼旗委、四平市委的书记或副书记，仕途上一帆风顺。1950年，他被任命为辽北省（后合并入辽宁省）文教厅厅长，享受行政9级党内高级干部待遇。这时候，他才刚刚年过三十，可谓位高权重，少年得志。
饱经百年战乱的中国人终于迎来和平，千疮百孔的东方古国开始了百废俱兴的建设，这一切都让巩绍英由衷的欣喜，他为自己亲身参与和见证了这场伟大的民族复兴而自豪。他的诗歌创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如同激荡的黄河越过崇山峻岭进入平缓辽阔的平原，战争时期的慷慨悲怆一变为胸襟开阔，气韵安详，色彩繁复。
“万树桃花拥玉堂 春风一路马蹄香……，
霜鬓老儒晨课细，丫鬟小史夜书忙
三十九县弦歌盛，队队朱衣舞上痒”
这首诗名为《辽北、辽西视学路上》，是作者在省文教厅厅长的任上所作，走马巡视一路，无论城市、集镇还是乡村，所见尽是新生中国基层教育事业的欣欣向荣，教员竭力，学童用心，一切都预示着一个崭新世界的良好开端。诗人心中难掩的兴奋和激动，不亚于唐朝孟郊描摹科举高中、跨马游街的意味：“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沧海骊珠谁许探 连霄剑气终难歇
巩绍英骨子里是一位诗人，但他似乎认为“写诗”是只属于个人空间的自由。作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他一向是积极入世的，但不是以“诗人”这个身份。在国势飘零之际他选择做一名战士，当国家安定、弦歌四起的时候，他更愿意选择做一名人文学者。
巩绍英自小对文史的兴趣就十分浓厚。他的嗜书如命、苦读不辍，是有口皆碑的。幼年时有赖祖父的悉心教诲，无论在诗词歌赋方面，还是在文史学术方面，都打下了不错的底子，其后则专靠自学。自少年从军后，他的战马背上常常驮着书，当别人在行军途中或战斗间隙里休息时，他则躲在树林下或河岸旁打开书本了。“战地摊书我更狂”，是他从军时代学习生活的自白。有时候骑在马背上，还在披览当时条件下能够搜集到的各种文史著作，读得着迷，不觉就掉在行军队伍的后面，部队不得不派人去寻找。上世纪50年代，他在繁重的行政、业务工作间隙，通读完了一部二十四史，这在整个史学界也是非常罕见的。
从个人旨趣来说，巩绍英不是很愿意担任管人、管钱的行政领导工作，而更愿意从事纯粹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因此，50年代初期他的工作岗位几经变动，最初担任辽北省文教厅厅长，再到东北师范大学担任研究部副主任，1954年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分工领导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应该说，这样的调动经历基本是他个人比较理想的路径，事业和个性逐渐达到了吻合。1952年，他从省文教厅长的位置上卸任，去东北师范大学工作，如释重负，心情十分的舒畅：
“解组翕然一叶身，故乡山水暂留宾。
……
提衡四载知辛苦，舞雩归来更几人。” 《1952年冬返义县中学与旧日师友话别》
在厅长的位置上“提衡”四年，虽然有职有权，但他却更向往解下印绶之后的一身轻松。“舞雩归来”是《论语》里孔子所向往的一种洒脱超然的生活境界，也是巩绍英自己憧憬的人生理想。从东北师范大学再次调往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编写当时全国近一亿中小学生的历史统编教科书，这既是巩绍英喜欢并擅长的专业领域，也是一副很重的业务担子。在新中国奠基之初，加强对于中小学生的马列主义价值观、历史观、世界观的塑造，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1953年，中央专门为中小学教材成立了语文教材问题委员会和历史教材问题委员会，统一来协调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巩绍英，作为党内自己培养起来的专家学者，当然被委以重任。
1954年2月早春时节，巩绍英又回到了自己少年时投身革命的起点－北京，来到故宫城墙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心潮起伏，踌躇满志。
漂泊红尘，曾驻处凤皇城阙。何从记，十年烽火，万山风雪。塞马长嘶陇上草，霜翎拂辽天月。乍归来，重理旧诗囊，心潮热。
……
沧海骊珠谁许探，连霄剑气终难歇。……”
《满江红》，1954年
这时候的人教社，正从全国调集了一大批（约200多人）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优秀教师，集中编写新中国第一套真正自成体系、符合新型意识形态的中小学教材。所以，出版社中一时名家、学者云集。就历史学科来说，有年过五旬的宋史专家陈乐素先生，也有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得意门生——历史学家汪笺和王永兴，还有当时崭露头角的青年历史学者邱汉生、齐世荣、苏寿桐，都是后来中国史学界各个分支赫赫有名的人物。巩绍英时年33岁，是社里最年轻的副总编辑，分管历史教材，也是这一群无论年龄、资历、学历、师承门第都远高过他的历史学者的领导者，可否胜任？巩绍英自幼文史基础扎实，自学不辍，虽非念过大学，但在学识修养、学术能力上是拥有一定话语权的。而且，作为参加革命十几年的老党员、老干部，他在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掌握上是有着独特优势的，这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是非常重要的一项领导素质。
在1954－1956年的三个年头中，巩绍英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编历史教材这项重要任务中。他对编辑室的专家、学者极为尊重，发挥所长，协作共事，以友相待，以身作则，很快与编研人员结为同志与密友。在他的团结和组织下，经过两年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比预计的计划提前完成了教科书的编辑与出版。这个集体中的不少人，和他都成为终生的好友，有的还是诗词唱和的知音。比如邱汉生，这位专攻政治思想史的专家，人教社编审，在巩绍英去世二十年后还深情的回忆和评价：“在巩绍英的领导下，编辑出版了新中国第一套历史教科书，得到史学界及历史教师的赞扬。他史学理论修养深邃，尤长中国古代史，治学勤奋，利用工作间隙，读完了二十四史，这在史学界也是罕见的。”
历史教材一向都是很不好编的，尤其在社会主义新型政权建立初期，如何认识和评判中外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其实都是折射着一个“马克思主义史观”的问题，人们都在小心翼翼的探索。写史的人，不仅要有很好的史学修养，还要有理论造诣，高度警觉的政治敏感，是需要有胆有识的。作为第一代新中国历史教材的领导者，巩绍英在这个领域留下了很深的足印。1956年《历史教学》刊载了由巩绍英主笔，署名“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部”的文章——《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工作中的几个原则问题》。文章系统、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有关总体把握中国史的“历史分期”、“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历史基本线索”、“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中外关系”等九个基本问题。在文章发表之前，这篇文字是经过中央历史教学问题委员会严格审查通过的，是具备“中央决议”性质的一种共识。尽管名义是规范“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原则，却为后来大中小学教材、社会各界所广泛和长期遵循，有的至今还有深刻影响。
巩绍英在历史学上的造诣和见识，很快就被学界所广泛认同。1958年，他与社内的陈乐素、邱汉生等人专家一起被聘请为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参加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的国家项目。这一年，这是中国各条战线上掀起“大跃进”极左思潮的一年。对于历史研究也提出了很多头脑发热的口号。在“厚今薄古”的旗号下，有的人提出要 “打破王朝体系”、“打破框框”、“打倒帝王将相”等口号，几乎要彻底否定、删除古代史和历史人物。巩绍英是比较清醒的，他发表了《历史教学改革中几个认识问题的商榷》一文，有针对性提出：“重视近代史和现代史，也重视古代史，使古为今用，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而不是存今废古，割断历史。”又说：“正确对待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把历史看成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具体人物的活动所构成的，具有丰富、生动的内容的一门科学，而不是抽象的社会学公式。”在那个时代能有如此的理论勇气和真知灼见，是难能可贵的。离开那个时代，是很难理会其中蕴意的。
这段时期，巩绍英在工作之余依然作诗填词。而且进到北京城之后，身边交往的几乎都是文化修养很高的知识分子，在诗文创作、驱遣文字、营造章句上可以找到更多同伴。这个时期他与友人相互唱和的创作明显增多。在人教社中，他的诗友有社长叶圣陶、红学家张毕来、历史学家苏寿桐等，毕生唱和最为频繁的则是邱汉生。此外，他还以娴熟的技巧来唱和毛泽东、郭沫若、胡乔木等政界诗词大家公开发表的诗作，不卑不亢，尽显才子风流。但从大多数诗词的内容上来看，相对战争年代那些慷慨悲歌、至情奔泻、璀璨夺目的文字，和平时期（主要是文革之前）无疑少了几分光彩。那些娱乐升平、唱酬、记游、怀古、读书之类的题材，歌者日众，即使技巧远胜平庸之作，但肯定不如战争时期的篇章那样不可重复、不可替代、触人心扉。
当然，这并非是诗人“江郎才尽”所致，而是他所处的“高位”和周遭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容他像战争年代那样任意挥洒“我手写我心”了。尤其是1956年之后从“胡风运动”“反右”开始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越发淤塞了诗人的情感之河，而且让他的立身之处也日益局促难安。
一直到1973年去世之前，巩绍英都对那些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政治斗争，不甚热衷甚至逃避，这使他吃了很多苦头。他在南开大学的学生、历史学者刘泽华后来评价说：他一直有一个难以解开的结，就是所谓“党性”和个性关系的矛盾问题。我非常赞同，作为一位优秀的诗人，他的本能就是要随时奔涌至情至性。失去了真情、勉强挥毫的诗人，是无法写出精彩华章的，1949年之后的郭沫若就是一个例子。但巩绍英作为一名“老革命”，担负着领导职务的高级干部，在那个特殊的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下，又注定是难以自我解脱的。
在轰轰烈烈的“胡风运动”中，巩绍英身为单位党的领导人对这场运动竟视有若无，要他与身边的“胡风分子”谈话、交锋，他推诿再三，不得已草草几句而了，于是有“搪塞”之责。他以“既无经验，也无信心”为由，数次提出辞去运动领导人的职务，都遭到拒绝，并给予口头批评。更为严重的是，他竟不顾形势说出这样的话：“要我领导搞历史课本，我拼命也要完成任务；要我领导运动，我就躺倒。”今天如何看反胡风运动？姑且不论，反正胡风和“胡风分子”是平反了。巩绍英的话说得太早了，在当时他的言行也犯了大忌，用古代的话，这是“抗旨”，于是遭到党内撤职处分(撤去社党委书记一职)，行政降级（9级降至10级），通报国家机关。
从巩绍英这个时期的诗文中可以得知，自1956年一直到六十年代初，他自身的业务基本上处于半停滞状态，在政治上也自觉不自觉地不断“边缘化”，几年间不停歇地进入党校学习，从事义务劳动、下放劳动锻炼。尽管在此期间，有关领导多次要巩绍英出任相当重要的领导职位，不仅仅是为了落实政策，也应该说是一种钟爱，因为他实在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他都一一谢绝了。他曾经说，“别人要升官，我自己要丢官”。在那个革命热情日益趋于全民癫狂的年代，巩绍英选择了自我放逐，为了保住心灵那一块渺小的净土。
1963年，巩绍英被调往中华书局担任副总编辑，政治上依然受到排挤。1964年，他主动申请调出京城，到天津的南开大学历史系做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算是暂时摆脱了“行政缰索”的纠缠。1953年他从东北师范大学奉调入京，十年之后又回到了大学校园继续历史研究和教学，心情稍稍有所宽慰，诗笔下也多了几分禅意和灵动。
“十年不识灵山路，鹫岭云深，碧海波深，闲却禅关一片心。
拂衣重上青莲座，贝叶经新，桃李枝新，散尽桃花不著尘。”
——《采桑子—1963年9月5日南开大学历史系第一次授课后有感》
利用大学里较好的学术环境，在教学之余，巩绍英抓紧时间对自己钟情的古代政治思想史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到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的几年时间，他撰写了近二十万字的文稿，先后刊登于《人民日报》《南开大学学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等刊物。这些文章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把握具有高屋建瓴之势，每篇文章都上下纵论数百年，脉络清晰，知识渊博，显示了大家风范。但是，这份片刻的安宁显得是那么奢侈和不合时宜，1966年的狂风骤雨很快把巩绍英一退再退的最后一隅静土，涤荡殆尽。
征途留得凌云草 且当山经海志看
十里燕园尽是红，如何天外遁孤鸿？
素车常负平生谊，金匮忽停九仞功。
屈子怀沙宁汶汶，扬雄投阁太匆匆。
幽魂能续西窗话，扫榻焚香永夜中。
——《哭汪篯之一》，1966年
这是1966年6月，巩绍英赋诗悼念曾经同在人教社历史编辑室工作过的朋友——汪篯。当年，汪篯已经是北京大学最有成就的教授之一，才气逼人，正当盛年。在陆健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汪篯：他虔诚地加入了共产党，并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历史，是陈寅恪门下将马克思主义和恩师的治史路子融合得最好，在当时隋唐史研究上最具才华的一位学者。但就是这样一位在党内“又红又专”的专家，在59年反右运动中受到了批判，精神和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1966年5月，更为猛烈的“文～革”爆发，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策源地，到处都是大字报攻击、抄家、批斗的革命行动，的确是“十里燕园尽是红”。但汪笺却如惊弓之鸟，惶恐不可终日，竟在一日深夜于家中自杀身亡，如一只孤鸿悄然遁世。
在这“全国江山一片红”的热潮中，巩绍英所在的南开大学也自然不能幸免。他被勒令离开讲台，图书被收缴封存，人被关进牛棚接受改造。一夜之间，似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人人可以践踏之”的最低贱动物。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凌辱下，不少人选择了和汪笺一样以死抗争，如作家老舍、如翻译家傅雷夫妇。但从战争年代枪林弹雨中“打熬”过来的巩绍英，在那个特别的年代表现出来特别的坚韧和顽强。面对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混乱时局，他心怀重重忧虑，但绝不轻言弃世：
客少蜗居静，终宵风雨多。
寒烟笼晓日，积涝隐青螺。
俯仰明无愧，苍黄挺不阿。
南针长在握，沧海片帆过。
《丙午杂诗》1966年
在这一点上，巩绍英不服输的“战士”脾性又显现出来，虽受尽种种屈辱，但自问“俯仰明”无愧，坚守着年轻时代就选择的信仰“南针”，一定能够等到一个云开雾散的明天。在那个“人妖颠倒”“人人自危”的年代，人性“恶”的一面似乎都被肆意放大了，人际之间的信任和真诚成为稀罕之物。这时候，巩绍英身上还保留的“迂直“热忱”“达观”就显得尤其可贵。“文～革”初期的批斗会场，红卫兵让“牛鬼蛇神”们自报身份，大家为少吃苦头都报以恶名（比如“牛鬼蛇神”）。问及巩绍英，他答道：“共产党员!”音未了，劈手一记耳光；再问，依然如故，又是一记耳光。如是多次，打人者悻悻而去。1967年巩绍英出外旅游被红卫兵抓回来，又遭到批斗，他若无其事，手中还摇着扇子，斯文地说：“看看祖国的山河比看武斗好吧!”有人上去把他的扇子夺走撕烂，他又斯文地说：“有理慢慢说，不要撕东西吗!”文～革中不说假话者不多，巩绍英当属不多者之一。
“牛棚”给巩绍英提供结识新朋友的机会。过去，一些人因他是“高干”而仰视之，多少有些距离。而今才知道他不只是铁骨铮铮，还是一位人情味十足的血性之人。有些大教授在劫余之后，心事茫然，他劝慰他们往前看，尚有来日。对“少年”则多方鼓励，他特别关心一位“小牛”(后来已是知名的数学家)，伸出友谊之手，结为忘年交。一位有成就的中年学者被迫害致死，留下孤儿寡母，又被下放农村落户，回校无落足之处。巩绍英当时已到北京工作，他得知后，主动将自己的房子借给可怜的母女暂住。那时的孤女，如今已是有成就的学者，忆及此事，不胜感激！
诗人是需要固守真性情的，人性一旦被扭曲和禁锢，真正意义上的诗也就没有了。文革期间的抄家、偷窥、告密成风，很多知识分子也都惜墨如金、三缄其口，更不用说作诗了。巩绍英恰恰相反，在他一生自认可以流传的600多首诗作里，偏偏有300多篇就是创作于这个时期，也就是他人生的最后六七年中。这些诗词，大部分又都是记游诗，涉及全国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近百个城市和景点，巩绍英皆足勘目验、一一亲历。
文～革砸烂了日常生活的秩序，教学和科研已经被迫停滞。昔日的大学教授、知识分子们被隔离、审查、批斗、下放干校，在百无聊赖中耗磨生命。巩绍英寂寞难耐，索性抛开“造反者”的监管，柱着一根拐杖，戴顶旧帽，游走于山水之间，一路走来，一路写诗。当“红卫兵”在浙江的富春江边发现他的踪迹并将其押送回校，他的诗囊已是满满当当了。只要革命小将们稍一松懈，他又毫不犹豫地再次踏上旅途。那些年，他尽可能地利用各种交通工具来加快旅行效率，火车、汽车、轮船，作为行政十级的高级干部，他还不止一次使用乘坐飞机的“特权”。用女儿巩如梅的话说，每月两百多元的高工资，除一部分补贴家用和买书之外，大部分都让他用来四处旅行了。
在写给家人的信中他解释，到处旅行是为了自己解放自己，游山玩水是“历史研究业务计划的一部分。……充实一下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印证一下古代军事、政治、文学等资料，也看一看各地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建设的情况。”应该说，在这些特殊的年份，巩绍英失去了做一名学者的“空间”，只好把全副身心寄托在行走、思考和诗歌创作上。造化弄人，让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七年里，去无奈地做一个纯粹的诗人。
面对壮美无比的自然山川，凭吊悠悠华夏的历史遗迹，诗人的心灵暂时得到了几分自由和宽慰，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古城，他潇洒地写下：
正是烟花三月时，春光未尽晓钟迟
乌纱掷去风流在，长忆扬州老画师。
——（扬州杂咏 之四）
但在这看似“风流潇洒”的背后，又藏着几分悲凉和幽愤。作为一名为建立新政权浴血奋战过的老党员和正直的革命者，他对于身边的纷纷攘攘难以视而不见。他想做纵情山水、了无牵挂的徐霞客，却又像心忧社稷、至死不渝的陆游，总难以抑制要按剑悲歌：
万里归来诗满囊，杨花扑面毂尘忙
闲抛紫阙云雷篆，学做玄都山水郎
竹杖芒鞋霞客健，秋风明月放翁狂，
摩挲三尺青蛇铗，一曲悲歌天地苍。
《答邱汉生同志 二首》
几年频繁的出游，他自称“三载悠悠湖海客”，“万里归来，几叶新诗耐剪裁。满园明月，一片冰心添皎洁”，他以这样的心境，这样的姿态，在看似无所作为的“极左”年代尽情挥洒着自己的诗才，也进入了他诗词创作的鼎盛时期。内行人都评价，巩绍英晚年的诗作是一支富矿凝集的矿脉，佳联警句，丹青画笔，哲人幽思，真如喷泉“不择地而出”。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成为当时国家政治生活少有的一件大喜事，心有所动的巩绍英写作了一首《浪淘沙－忆徐福岛，为中日复交作》，足见其从容舒缓、潇洒自如的大手笔：
“海上有仙山，云水漫漫。片帆吹去武陵源，地近蓬莱春不老，物外田园。
往事逾千年，无限波澜。秋空洗净月儿圆。一瓣樱花天山落，日近长安。”
仅这首词而言，艺术境界的高度是少见的。上阙以“徐福东渡日本”的古老传说，回顾了中日两国人民久远交往的历史。下阕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国、日本，也没有一个字提到友谊、邦交，但读者却对“一瓣樱花天山落，日近长安”心领神会，“中日复交”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跃然纸上，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1971年起，巩绍英为了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环境，先是借调后正式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又回到了古都北京。1973年11月28日，他在天津短期讲学期间，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在生命的最后两三年，他开始对数十年来创作的600余首诗作进行有意识地修改、校订、编汇成册，按体例分类，以时间排序，为后来正式出版诗集奠定了重要基础。或许因为常年体弱多病，他心中预感时日无多，于是抢在死神来临前整理好自己平生的诗作。由于种种因素，学富五车的巩绍英身后并未留下一部学术著作，这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非常遗憾的。但所幸的是，后来人可以在那些跳跃灵动的诗行里，领略他并不漫长却异常丰富、传奇的人生阅历，触摸他真挚、鲜活的内心世界。
作为诗人，最终依然是以一个诗人的姿态，巩绍英的生命将久远地驻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