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公燕祥走时品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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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日，87岁的邵公燕祥安详地离世于夜间。

　　书架上，他的十几本书悄然而立，有的细细地读过，有的只是翻翻，有的光是买来，但我知道，这个人会长久地存活于读者的心里。几天来，将它们一一拿在手中，浏览，再一本本参差地摞于书桌的左侧，静静地观看。想着这样一个“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诗人与思想者，他的良知，他的胆识，在我们当下，是那样的珍贵。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邵燕祥散文选》自序中，邵公这样自述：“这里入选的……该是二十世纪最后20年和二十一世纪最初几年中，一个像我这样的中国大陆作者感情的潮汐，脉搏的跳动，他的记忆和思辨，他的困兽犹斗和他总是期望破蛹而出的翅膀的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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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在这十几本书里，诗集只有两本——花城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邵燕祥诗选》(收入《忍冬花诗丛》)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邵燕祥诗抄·打油诗》——我还是认为，他的诗的分量要重于他的杂文与散文。而在他的诗里，仅三首长诗《金谷园》、《最后的独白》与《五十弦》，就可以奠定他在中国当代诗史中的地位。《最后的独白》，塑造与再现了斯大林的妻子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的痛苦、反叛与自杀。她的苦源自当时整个苏联民众的苦难，“乌克兰的粮仓成了饿死者的棺椁”;直接的死因，则是暴君连自己的妻子都要役做奴隶、并践踏她做人的尊严，“你竟敢吆喝/嗨，你，喝一杯!”;当她举枪自杀的当尔，有着这样的“独白”：“我憎恨你/像你憎恨世界/就是最柔弱的蓓蕾/也不在粗暴的叱令下开放”!她反抗的枪声响过一年之后的1933年底，那个伟大的曼德尔施塔姆，就冒着死亡的危险，写下并公然朗诵了讽刺与刻画斯大林的诗篇《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自己的国家》，“他的粗胖的手指像蛆虫那样肥腻……/那蟑螂般的大眼睛含露讪笑”。

　　而《金谷园》，当然是将感情与思索，投向一位中国女子、1700多年前的那个悲剧的绿珠。绿珠的死是必然的吗?“那是乱世，杀人如草的年代/那是生命得不到珍惜的年代”;邵燕祥只将热爱与同情赠予这个悲凉的女子，“一万朵落花也没有这样重/坠楼的不是落花，一个沉甸甸的生命”，“一颗闪现又委弃在荒烟蔓草的明珠/诉说千百万被蹂躏的草根的无辜”。这是邵燕祥的伟大之处：他于长期人性迷失与丢弃的专制历史长河中，发现并唤醒人类赖以维系与前进的根本：自由与让爱滋养的人性。正如林贤治在《中国新诗五十年》一书中对邵燕祥所评：“在这里，历史成了隐匿的现实……这些诗篇，表现了一种鲜明的民间性、人民性和民主性。”由55首短诗组成的长诗《五十弦》，仍然是写给一位深爱着的女子，而且仍然是呼唤自由与让爱滋养的人性。“在失去了一切的自由以后/我是幸福的

因为/我还能自由地想你”(第10首)。他的短诗，也有着同样震撼人心的力量。像《读〈太阳树〉诗画卡》，“而北方的白杨/任青(清?)冷的月光/把影子钉在坟场/……不能长久地默然垂首/对国殇”;像这本诗选集的最后一首、写于2010年6月的《放风筝的孩子，哪儿去了?》：“天没有老/可放风筝的孩子哪儿去了?/”

　　就是那本小32开本又薄到只有208页的《邵燕祥诗抄·打油诗》，也有着独特的价值，与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并峙为中国当代诗歌的两座旧体诗之岳。因其旧体诗的“小众”样貌，而有着更大的自由度;而写作之时的私下心态，更显露出心上的真思真情真性;当杂文生不逢时的时候，这些诗却将杂文的风骨与锋利、以及嘻笑怒骂，培植于诗歌之中，更让旧体诗生发出新的生命来。他将周树人的哀怒，龚自珍的风雷，熔铸于一处。既是压抑生命的喷发，又是“在市井和草野间行吟”(自序)，当然也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从而也证明了心在曲折回还的幽途上所能到达的远方。“嗤点众山皆右派/一峰独左好风光”，是对历史的回顾又是对现实的警惕;“一呼众诺金銮殿/万马齐喑青草坡”，这是《咏史》;“长空万里书何字/鸦雀无声雁有声”，当然是赠于那个写过《第二种忠诚》的人了;“一枝苦辣酸咸笔/销他中外古今愁”，是夫子自道;“已经痛定犹思痛/曾是身危不顾身”，是贺赞写过《思痛录》的韦君宜八十大寿;“世事惊心驰烂污/文章信笔竞雌黄”，“干戚如今舞亦难/独来独往困刑天”，“从今谁复补苍天/梦里星芒坠百千”。那首被大家传诵的《戏咏五次文代会》，特别让人喜欢，我读时都出了笑声——

　　尽是作家艺术家，出恭入定静无哗。不愁百万成虚掷，安得金人似傻瓜。已验几回诗作谶，可知何日笔生花。掌声拍报平安夜，大会开得很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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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公生命的后半程，是以写杂文随笔散文为主，留下了可称硕丰的创造，也大多因“不合时宜”而在寂寞的文坛留下深刻的印记。以他的资历、名气与对真理不停顿地探索精神以及凛然的风骨正气，为他设起了一道无形的安全阀，也成就其言他人所不能言不敢言之言。作家出版社2005年将邵燕祥的《我的心在乌云上面》一书列入“当代散文大家精品文库”出版发行，代序中邵公就谈到了坐飞机升在云彩之上，与纤尘不染的碧空融为一体，甚至看到过一个大大圆圈的彩虹。其实，在乌云之上的这颗心，也如顾准一样，是从理想主义蜕变并站实在经验主义的境遇中，也就高屋建瓴般将脚下的现实看得透彻，也就篇篇言之有物，并屡有独立的创见。

　　郭沫若文革时写《李白与杜甫》，后来人们说他这是跟风之作，因为毛泽东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郭便紧紧跟随。邵燕祥对此有更加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对于一个在文革中失去两个爱子的郭沫若而言，他不可能仅仅为了跟随会耗熬生命的最后岁月去写一部书。邵燕祥更进一步认为，郭沫若与李白性情更接近，浪漫与入世，褒李是发乎内心;而对于杜甫的贬抑，“表现出的略嫌矫情的鄙视和偶尔流露的怜悯，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有几分夫子自道的成分”(花城出版社2008年出版邵燕祥《教科书外看历史·关于晚年郭沫若》)?他的晚年跟风以致痛失两个儿子，都会在他的心上引起深切的又是无法道于人的痛苦与反思，当然也就对于那个在战乱中还要巴巴结结追寻皇帝的杜甫，有所怨损了。自己的反思甚至忏悔既然无法表露，那就间接地写进《李白与杜甫》这本书里吧。同是2008年，上海远东出版社为邵公出版了《旧时船票》。我喜欢这部著作，全是与人、书有关，行文离纯粹的散文更近，而且人有汪曾祺、钱钟书、巴金、严辰、穆旦、冯友兰、公刘、方成、黄裳、辜鸿鸣以及外国人普希金、纪德等。不过，让我连续读了两遍的，却是一篇三四百字的短文《狗屁文章》。文中说陆文夫的太太将文夫与文夫朋友们在报刊上发表的东西，统统称为“狗屁文章”，如某某又有一篇狗屁文章云云。邵公赞赏陆夫人对作家与作品的“平常心”，邵公还有点“沾沾自喜”，因为这位陆夫人说“邵燕祥的狗屁文章还不错”。狗屁文章，却又让邵燕祥“聊以自慰”，为什么呢?邵公在结尾处说：“窃以为，‘狗屁文章’，毕竟胜于‘马屁文章’。”也许，不写“马屁文章”，这是一个作家或者一个写作者的最低底线。

　　《无权者说》，是邵公2000年一年的收获，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入选“瞻顾文丛”第一辑。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是邵燕祥元月2日写给诗人昌耀的一封信。身患肺癌的昌耀，已经进入生命的倒计时，诗人的燕祥以一颗诗心写下坦诚与温暖。他说“你肉体上的痛苦，我无法分担;但愿以我的心灵，为你向一个新远方送行”，他说“你在颠簸了21年之后，所幸赢得了又一个21年……你无愧为一个真实的诗人……你得到了诗的真谛”，他说“你的生命长存在你的诗中，你的诗将在知音者心中长存”，他在信的最后说“在你告别你我都不无依恋的这个世界的最后日子里，我和你的朋友和读者陪伴着你”。这是邵公从北京电话打到青海省人民医院，与昌耀通话后写下的信。3月23日，“诗人中的诗人”昌耀，便跳楼赴死，《一十一枝红玫瑰》是他的绝笔。赴死之前，他一定收到了邵公的信，赴死时的身躯里，也一定存留着另一个诗人心上的温暖与热度。邵公进入“火烈鸟文丛”的是《奥斯维辛之后》，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开头第二篇是《希特勒焚书六十周年》，1933年5月10日午夜，“大约两万册具有世界声誉的德国和外国作家的作品付之一炬”。邵公记下了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在焚书现场所讲的话：“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这本书的倒数第三篇是《那遥远的磨坊》，记载着19世纪德国威廉一世的故事。威廉一世继承了腓特烈大帝所建的无忧宫之后，发现宫殿前有一个磨坊十分碍眼，让人通知磨坊主他要买下;面对磨坊主的拒绝，威廉一世恼怒之下强拆磨坊;磨坊主将威廉一世告上法庭，法庭判决威廉一世重建磨坊并赔偿磨坊主的损失——故事并没完，这个曾经恼怒强拆的威廉一世，竟然服从判决，还称赞法官与磨坊主“此吾国最可喜之事也”。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可故事竟是历史真实的一页。

　　真正以随笔成书，是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邵燕祥随笔》，纸张特别差，估计我是买到了盗版本。且不管它，读进去也就忽略了盗版与否。书中有一篇《痞子文学》，喜悦于孙犁的《记邹明》，并心服于孙犁的“不媚俗，不趋炎，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但似也不得‘开心颜’”。不得开心颜的原因之一，就是孙犁在《记邹明》文中所揭示的文艺“日渐商贾化、政客化、青皮化”。还有一篇切中时弊的“三咬论”《蛇咬、狗咬与贼咬》，贼咬即是中国特色的人咬，也是鲁迅“吃人”的一种。

　　中国文联出版社聪明，以邵公的一个名篇又是一句名论作为书的名称——《我代表我自己》。这篇文章写于1991年的1月，里面的话虽是常理常态的大实话，却因触及根本一时让人过目成诵：“谁又能代表我呢?……我以为，我只代表我自己，而且只有我代表我自己。代表我自己的代表权，是没有人能替代的。”确凿得如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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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拥有三卷本的邵燕祥文集，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146万字，分别是《人间说人》、《梦边说梦》、《史外说史》。这套书并没有通读，只是翻翻，却也知道对于想了解中国乃至世界1980——1995年间事情的人，这套书是不妨细读的。如那个在苏联斯摩棱斯克以西的卡廷森林杀害了波兰1·5万名军官与知识者的惨案，1943年被纳粹德国发现之后，关于凶手一直在苏联与德国之间你推我诿。最终，1990年，苏联还是发表声明承认惨案就是当年斯大林下令苏联警察干的，尽管斯大林说过“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也不管用(《史外说史·卡廷纪念碑》)。再是庄严钦定的史书，也挡不住时间的讪笑与恶作剧。

　　《人咬人》一文收入《人间说人》一书，从《水浒》孙二娘的人肉包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吃人”，一直捋到该文写作的1986年。邵公之意，当然还是在当下，讲出了21位改革者被人咬被人告的窘况。

　　这三本书中，我更喜欢《梦边说梦》，更空灵曲折，更激扬顿挫，更有冷静表象下的热血沸腾。他说“中国历代的读书人，同被压迫的妇女，包括风尘女子，命运上有相通之处”，如孔尚任《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头破血流，那溅出的血迹，点染作桃花”(《“嘲风月，弄花草亦不易》)。在《呜呼!冷漠、苟安与自欺》里，则直接拍了桌子：“自欺、自慰、自在于苟安中，我们，自称中国知识分子者，将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末世文场》主题就是鲁迅《引玉集后记》中的一段话：“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这些话鲁迅写于1934年1月20日夜，被曹靖华1947年4月引用于“苏联文学丛书”《城与年》的后记里，等到邵公因购得《城与年》一书再予引用，已是1989年的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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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曾写过《邵燕祥的打油诗及范滂这个人》。本来有邵公的电话，当时曾想寄过去就教于他，可是想想也就作罢，觉得写作是个人的事情，不用牵扯其他。如今他走了，我更加单纯地读他并写下了以上的文字，算作对于这样一位于中国当下与未来都有着大关系的人的纪念。

　　（写于2020、8、1——7日，期间大雨时急时缓不见停歇的意思。）

　　作者简介：

　　李木生，著名作家，散文家，诗人，高级编辑。1952年生于山东济宁农村，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曾出版诗集《翠谷》、传记《布衣孔子》、散文集《乔木森森》等。散文集《午夜的阳光》获山东省首届泰山文艺奖，散文《微山湖上静悄悄》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散文《唐朝，那朵自由之花》获中国散文协会冰心散文奖，作品入选全国各种选刊、选本、大中小学读本及初、高中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