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0月26日，满洲现首例鼠疫病例。
连续的人员死亡伴着四百里加急奉报震惊清廷。
12月18日，清廷下诏派遣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伍连德赴东三省。
对于这位马来西亚籍华侨的抗疫故事已经讲得太多了，本文不再赘述。
实际上，这位赴任满洲的全权总医官，所面对最大问题是如何指挥抗疫？
这便涉及中国近代史强制检疫制度的推出⋯⋯
同治十一年(1873)从马来半岛传来霍乱，蔓延东南沿海。
好在疫情并不是太重，传统中医中药冲到抗疫一线。
各家药房纷纷研制“普济消毒饮”和“霍乱急救丸”，配合中医治疗，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疫情。
光绪九年(1883)，奉天又发生了霍乱，
这一次，严重到了一周内死亡上万人之多。
对于如此凶猛的疫情，人们已完全束手无策了。
公共卫生防疫在当时的大清帝国完全是空白，
而作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公共卫生举措，检疫制度在西方（包括日本）已开始流行。
当时的检疫制内容大体包括清洁、消毒、检疫和隔离。
大清帝国检疫措施和制度的出现，是以瘟疫的流行为契机的。
1873年清海港检疫的开端，针对的就是东南亚的霍乱流行，
1894年的粤港鼠疫、1899年营口的鼠疫、1902年华北等地的霍乱，都对晚清检疫的推行起了直接的促动。
1911年东北鼠疫的大流行，为促成大清检疫的全面实施的突破口。
但是，检疫举措与中国传统社会观念及习俗多有抵牾，
最早接受这一观念的仅仅是近代社会的精英。
甲午战争以降开眼看世界，让社会对“卫生”日渐推重。
受国家职能和实际行政能力的影响，清代国家在疫病应对上基本是缺位的。
清政府很少有在制度上对疫病救疗提供的法律依据和实际指导。
但不可否认，此仍为朝廷没有界限、模糊职能的一部分。
清代统治基层治理基本上以政府加民间自治为主导。
在疫病防控上既有临时性也有日常性，比如延医设局、施医送药以及建醮祈禳等等。
民间社会力量特别是乡贤，往往在其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对瘟疫的应对，地方各种行会的丝绢、铺捐的慈善行为，是的重要经费来源。
稳定而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总是缺席。
宣统二年底，东北发生了特大疫病，学名称为肺鼠疫。
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二(1911年1月2日)，在沈阳南满火车站发现“死倒”。十天之内，仅奉天就有15人死亡。
这时吉黑两省已死亡近4万人，相当于两省总人口的1.7％。
东三省总督锡良急请盛京施医院院长司督阁组成奉天委员会。
很快，确认疫病是外来性传染源。
从沙俄中东铁路传到日本的南满铁路，感染必见死神，
由于毫无防疫措施，鼠疫急剧扩散。
防疫委员会将检疫重点放在了铁路上，决定排查对每一个过往旅客。
这时刚从英国来奉天的医学博士亚瑟・嘉克逊肩负为每位旅客进行体检排查。
1911年1月23日，27岁的他在排查超四百人后已感染了肺鼠疫。
两天后，这位异国医者带着仁心倒在奉天的雪地上。
他为筹建奉天医科大学而来到盛京，
1912年3月28日，奉天医科大学建成开学，铭刻下这个永远怀念的名字。
奉天委员会即奉天防疫总局，设于省公署内，
是最早的鼠疫防治机构，内设细菌研究室、病理研究室、检疫队等。
其下设省城防疫事务所及乡镇防疫事务所共50余处防疫机构，
分别负责检验、隔离、施医、焚烧、掩埋、消毒、堵截、清洁卫生等工作。
大疫之下需强力执策，委员会甚至强制日本人停止南满铁路运行。
同时关闭通往北京的铁路，在城郊建起六个隔离营。
经过几个月的持续努力鼠疫在全省被扑灭了。
4月3日在奉天召开国际卫生大会，这是中国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
历时25天，有12个国家的34位代表参加，
讨论应对特殊疫病的防疫和根除制度，专家赞扬取得的成果。
数千年封建王朝从来都将防瘟视为救荒之政。
但此救灾与防疫与近公共卫生相距甚远。
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卫生行政制度始于清末新政时，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大北关成立奉天巡警总局卫生科。
警察管防疫虽然外行，却是国内通行的改革之举。
春秋施种疫苗，禁鸦片烟及防疫工作，先后办防疫病院、看护医学堂、官立戒烟所等，
防治的传染病为霍乱、肠伤寒、鼠疫、痢疾、斑疹伤寒、白喉、天花、猩红热八种。
但是，清末有些新政是让列强们拿着枪逼出来的。
一个有趣的事是：东北鼠疫时，清廷引进了“检疫制度”。
但真正处理检疫事务的却是负责外交的外务部。
清政府是以紧急外交事件的方式来开展检疫、防疫措施的。
实行这套卫生制度，是防止给外国人提供口实，借机进行军事干涉。
防疫制度系统规划出台是民国之后的事情。
1918年，奉天同善堂种痘局制定预防天花《引痘保护法》。
次年将春秋两季定为种痘期，在省城设固定接种点，另派巡回接种人员。
当时的奉天城每年引种者达2500名左右。
盛京施医院创建者司督阁曾感叹的对疫病无预防的情况，已完全改变。
1920年，日本满铁卫生科在沈建立细菌检验所，1924年扩建为防疫所。
1929年1月，奉天省政府颁布《传染病条例及种痘条例》。
4月末，奉天市政公所设立《疫情报告制度》。
九一八事变后，奉市卫生机构被日本人控制，法定传染病规定为十种。
民间永远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1905年日俄战争后，有四五万难民涌入沈阳一度引起瘟疫。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派救护队来奉，训练了数百名救护人员。
宣统元年(1909)，日本人在大十字街北建立“奉天赤十字病院”。
这个防疫机构主要服务对象为日本侨民、移民。
宣统三年(1911)由北京上海红十字总会在奉天抚近关小河沿三义庙旧址创办，
一成立便有会员近千人，经费由政府拨给两万元。
附设医学校及红十字医院各一处。开展战地救护、难民收容、灾害救济等。
1913年11月，中国红十字会专门医学学校成立，有教员5人，学生50人，
奉天涌现一批防疫专业人员，但三年后却因经费断绝而解体。
1915年，中国红十字会奉天医院在德盛门外成立，以卫生救急、防疫恤兵为宗旨，
所有医护人员一律实行义务制，每年诊治病人两万人。
作为一个外来防疫组织，红十字会以其专业性渗透到奉天，
在民间防疫上与传统中医药行会齐头并进。
1929年，沈阳曾流行霍乱、伤寒、猩红热等多种传染病，
沈阳中药行当仁不让，以最快速度发放大量“卫生宝丹”、“观音救苦丹”、“清瘟丹”等中成药，遏制了疫情。
1932年7月～10月，沈阳市内又发生霍乱，至10月15日疫情发病76例，死亡39人。
公共卫生意识在政府与社会中的逐渐生长，
防疫制度体系的完善，疫病发生的频率变低。
在疫病与人类双方数千年的搏斗中，人类一直都是防守方。
而数百年来最好的防疫就是隔离，
政府、社、医者、民众都渴盼着突破，却无从确定时间表。
也许，人们已站在一个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