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会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读大学，但是没想到一跑跑来广州。一直想念的汉语言没有念成，反而去读了意料之外的社会工作。2010年入学，2013年进行分散和集中式实习，2014年毕业，拿了初级证书，后入社工机构，做自闭症家长社会网络支持项目。
因为在东莞的实习以及这次项目的经历，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协助那些处在困境中的孩子。为了寻求一条路径，误打误撞去了家庭教育机构。带父母成长营、青少年夏令营，再到后来，不认同机构老板的价值，也不认可他的产品，离开了社工行业，自我的价值感无所依附，于是决定又回到社工行业，去学校做青少年抗逆力培育项目，项目做到两年半，吃和睡出了严重问题，打包东西回家休息，2018年年底，获得中级社工证，也拿了两个荣誉，但是也离开了社工行业。
一直以来，我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适不适合做社工。我是什么品质，社会工作这个行业需要什么品质的从业人员。我能想到画面和瞬间就是很多次做完活动，巨大的价值感和失落一起袭来，带完一场活动后，我会反复思考哪里没做好，以后该如何改进。停不下来的思考，让我脑子里一直像是有跑马灯转个不停。这种状态会持续两三天，吃不下睡不着。
尤其记得当时住在龙华弓村的时候，做完自闭症项目中的一场活动——八月生日会，我极度疲惫，极度劳累，精神高度紧绷，活动带完了，回到住处，我却放松不下来。满脑子一直在想，哪里没做好，为什么没做好，以后该如何改进。那些声音就像是在旁边指指点点的围观群众，一直在提意见，一直在表达不满，而我却不能让他们停下来。我睡不着，怎么睡也睡不着，后来在想，累一点是不是好一点，于是就开始做卫生，擦落地玻璃窗。即使处在那样的状态里，我都没有想过停下来，换个工作，再找出路。我依然觉得只有这份工作才能实现我的价值，只有从事社会工作，才有可能探索到一条路径，让那些不被正确爱着的人寻找到治愈的方式。项目做完，机构调我去一个新社区做主任。当时机构副总开车带我认识并熟悉工作站的领导。记得很清晰，回来的路上，我严重晕车，副总请我吃东西，我完全咽不下去，看着即将入夏的陌生的街道，又难过又绝望。然后，我让那个副总别载我了，我自己下车找找路回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过早地思考人生意义这个课题，导致我一直认为做家庭治疗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才是真正能够解救很多受苦灵魂的工作，它是值得我投入的，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家庭治疗师，去传播正确的家庭教育的知识和技能，让孩子能够被父母好好地爱护。可是我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协助那些困境中的家庭和孩子，太多太多的负能量会向我涌来，我能接得住吗？我能化解得开吗？一项工作很有意义，就一定要由我来做吗？
时至今日，我才逐渐明白，专业、职业和事业这三个概念完全有可能是三个毫无关联的独立概念。误打误撞学了某个专业，不代表以后就适合从事这个职业。学法律专业的人，不代表适合做律师。学师范专业的人，不代表适合做教师。学心理学的人，不代表适合做心理咨询师。每个职业有它的岗位特点，这些特点不会因为你学了这个专业而一定适合。
而且，我也逐渐明白，助人的行业，尤其像警察、律师、心理咨询师、医生和社工，专业第一课不是学专业技能，而是要学会自我保护。这些要么是医治心灵的工作，要么是医治身体的工作，从业人员更加需要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进行作业。如果没有这个意识和能力，为了助人、为了伸张正义，将自己全副身心投入，而不懂得保护自己，结果轻则陷入疾病，重则丧失生命。
“帮助受虐待的孩子或者处于危机边缘的家庭要求很高，加之很多机构的官僚主义，令其成为一种压力巨大、一天到晚忙不停的职业。维拉德说：'有一种文化认为，要想干得好，就要付出努力，常常要做出牺牲。由于社会工作者跟需要帮助的人打交道，不付出很大牺牲恐怕是很难的。'”
我不知道自己的焦虑和抑郁跟学社会工作，以及从事社工行业之间的关联度有多少。但是，我逐渐意识到，助人真的是一件很难很专业的事情，是一项复杂、高难度技术活。从事社工行业，做一名专业的社会工作者，需要的是冷静、理智、理性的分析思考和判断能力，来求助的服务对象提出的问题，能不能帮，该怎么帮？作为一名社工，我能做到的是什么？我所在的团队能支持的是什么？我能链接到的资源是什么？哪些需求，我是可以提醒协助的？哪些问题是在我能力之外的？社工不是救世主，不是神，社工也不过是一个职业、一个行业，社会工作者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如果因为专业教育让社工学生具备了高远的救世主情怀，但是又没教会他们思考自己的专业能力的边界在哪里，这样的专业教育只会伤害他们。
说到这点，想起的是在BZ做社工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轮番看四点半课堂，有个胖胖的小男孩很磨蹭，写作业不专注，当时针对这个问题，我挺想开个案，协助这个孩子，于是主动找她妈妈聊，后来不知为何，聊多了两次后，她妈妈就开始跟我聊她的夫妻关系，聊她被丈夫家庭暴力，聊到她找钱在老家修房子等等，聊走投无路要离婚等等。彼时的我，刚23岁，对于这样的问题，根本手足无措。看到挣扎在泥潭里的家长、非常不快乐的她的儿子和即将分崩离析的婚姻关系，我不知道怎么办。在聆听她的遭遇的过程里，我自己也极度悲伤和无助。或许很多问题探究到底，是制度的问题、是风气的问题、是道德的问题，而一个年轻的社工，一个一心想要助人的社工，在面对如此宏大又无能为力的局面时，她能有的选择是什么？
那么年轻又那么懵懵懂懂，学了点皮毛的心理学概论，学了点皮毛的家庭社会工作，学了点皮毛的项目管理，刚出社会，自己还没活明白，就遇上了服务对象五花八门的问题，最终发现自己无法解决或者问题无解，那种对人、对生活的绝望怎么能不影响到社工呢？
所以，对于社工来说，学会自我保护、了解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甚至，不论任何职业，都要学会自我保护。分辨哪些自己可以做，哪些做不了，对自己的能力、对事情的判断，有一个客观的认知，这是第一重要又紧急的事项。如果不考虑这些，就很容易耗尽自己，像蜡烛一样燃烧尽自己对专业的热忱。
我一直认为社会工作是一门情绪劳动的工作，需要付出同理心，学会换位思考，以平等、尊重、接纳的态度对他人。社工还需要强大情绪平衡能力，分得清自己的情绪和对方的情绪，分得清自己的处境和对方的处境，不会因为对方的困境和负能量而让自己受困。
来求助的服务对象，常常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定的情绪问题，这些情绪问题需要梳理，需要厘清，在聆听陪伴同理支持的过程中感受对方的感受，又不被对方的情绪所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能分得清那些情绪是因服务对方而起的，哪些情绪是因为自己未被处理好的情结而起的，就很重要了。
同时，协助求助者的第一步是建立专业的信任关系，协助对方释放情绪，描述事实，在劳动过程中，要准确回应，要情绪支持，要链接资源，要看到改变的可能性，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这里面的情绪付出全部是真心实意的，这就要求社工要付出真情实感地回应和支持需要支持的对象。社工还要做到，自己的情绪不被服务对象的情绪所影响。
做自闭症项目的时候，八月生日会，记得很清楚，跟机构创始人一起去采购，买回来一些雪碧可乐，我不知道自闭症的孩子喝了它们后会兴奋，导致当时懊悔不已。包括给自闭症孩子的家长们开读书小组、情绪支持的小组，谈到那些家长叩遍无数幼儿园校长的门，想要一个融合的环境让孩子能去幼儿园读书，谈到他们有些人背井离乡，辞了公务员的工作带孩子进行康复治疗，谈到权益无法保障和制度的缺失，她们无助地流泪，我也忍不住哭泣。
而且我发现，其实很多社工从业者和老师们，并不是表里如一的，做着助人的工作，但是也欺软怕硬，不能公平正义地处理事情，甚至很多机构压榨社工、一些社工损害同工利益等等，这样的现象层出不群。这样一个有爱、提倡关怀弱势群体，相信每一朵鲜花都又盛开的理由的专业，行业内的人却无法在同僚合作中实践专业伦理，那怎么保证他们能够公平正义为服务对象提供协助呢？
最近每天晚上跟姑姑聊天，开始不断地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其实并不适合读社会工作专业，也并不适合做从事社工行业。一直以来，我以为自己是适合的。因为我想要治愈自己，也想治愈自己的家人，想要治愈家里不被正确爱着的亲人，想要治愈家族里不被正确爱着的孩子。把自己当成了美丽善良的救世主，有一个美好的动机，想要协助到一些人。但是却忽略了自己的品质，是否适合从事这样的工作。
念社工专业以及从事社工行业工作期间，我身心不适的症状，一直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做学校项目的时候，一对夫妻一起对孩子拳打脚踢。那个画面对我内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导致我严重失眠了很久很久。这些不舒服，一直在提醒我自己，我消化不了那么多负面情绪，我处理不了那么多的无能为力的负面能量我不适合做社工。虽然我很想，这件事情也很有意义，但是我的身心无法承受。不做社工，不从事自己最想做的意义的事情，不代表自己没有价值。做社工，做自己觉得最有意义最能助人的事情，不代表自己有价值。我们都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不会因为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而有价值感，所以我可以放下对价值感和意义感的执着了。只是去体验生活。所以慢慢要跟人和解，怎么跟自己和解呢？就是要无条件地爱自己呀。看到自己跟一些人、一些工作、一些事情、一些物品的关系，看到自己的特质，正面的、负面的，看到它们、接纳它们、允许它们存在，拥抱自己的每一个选择以及每一个选择带来的不同道路，相信这一切都为让自己“看见”自己，拥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