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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之于当今只是一种普通的饮品，似乎只流行于老干部或是油腻的中年大叔群体，而且地位也愈发的不稳定。比如说我吧，最近就对“保温杯里泡枸杞”很感兴趣。
即便是在物质生活不甚丰富的古代，尽管也有高人雅士号称“宁可百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但是茶的地位和重要性其实也没那么高。一方面尽管茶的起源众说纷纭，但饮茶这种生活方式流行起来，却是南北朝甚至隋唐以后的事情，远远晚于同为古代中国三大特产的丝绸和瓷器；另一方面茶并非古代中国人的的生活必需品。一个典型的证据就是自汉武帝刘彻创立官营制度以来，一直被官府严格垄断的生活必需品中，最主要的品种是盐、铁和酒。茶虽然偶尔也会被穷疯了的统治者纳入官营清单，但却是时兴时罢，原因之一就是受众规模有限，官府从中捞不到太多钱而已。
事实上在古代中国，茶叶一直是被上流社会或是不愁吃喝的士人所推崇的一种奢侈品，在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都饿着肚子的老百姓根本消费不起。直到后来对外贸易盛行，茶叶突然间取代了丝绸和瓷器成了“出口创汇”的主力军，才被官府重视而再度官府专营。比如揭开中国近代史大幕的那场鸦片战争，其实就与茶叶贸易有关：自18 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茶叶每年向英国输出达1800万斤，货值几乎占到出口总额的9成，而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价值差不多就是茶叶贸易的一个零头。巨额的贸易逆差，使得欧洲的贵金属严重短缺，诱发了金融危机，缺德带冒烟的英国人便想出了个向中国输出鸦片，以平衡贸易逆差的坏主意。
又跑题了，赶紧扯回来——在古代中国，茶叶只是种奢侈品。但是在中国的周边，尤其是对于世居于西北两个方向的游牧民族来说，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导致茶叶对他们成了“刚需”。可问题是茶叶这玩意在高原、大漠和草原根本无法成活，只能同盛产茶叶的中原王朝进行贸易换取。茶叶贸易的盛行，一方面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无数的纠纷和冲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改变了历史。
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茶马古道”、“茶马互市”就因此而来。而相对比较生僻的“以茶驭番”，因为明朝统治者的自以为是和想当然，遭到了惨痛的失败，所以在今天被提及的就比较少。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以茶驭番”。
背景：夏夷贸易中，铁锅是“刚需品”，茶叶则是“必需品”。
在我们的印象中，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史其实就是一部与游牧民族的征战史，那些凭借着快马、弯刀、利箭不断骚扰甚至侵略中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蛮夷”们，就是一群强盗和匪帮。
其实“蛮夷”们也觉得委屈。因为文明落后、地理气候恶劣以及物产匮乏这三大因素，使得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尤其是物产匮乏这一条，经常让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所以现实迫使他们不断向南、向东迁移，以寻求和温暖、繁荣尤其是物资极大丰富的中原王朝贸易以自存。当然要是换不起或是换不成，难免要做些“没本钱的买卖”。
事实上从夏商时期的獯鬻到北宋的女真崛起之前，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反复争夺的基本都是塞北、西北及其附近的土地——理论上是属于夏夷之间的灰色地带，甚至要刨根问底的话，这些地盘还应该算是游牧民族的传统势力范围。游牧民族即便是偶尔杀入中原，也是抢掠一番便随即退走，目的在于财货而非土地，想成为中原之主更是异想天开（两晋南北朝时的情况不同，五胡其实是内附的少数民族，当时的塞北之王先后是柔然和突厥）。
只不过两宋之后中原王朝成了战五渣，游牧民族发现“鸠占鹊巢”的成本远低于贸易和抢掠，所以才有了蒙元和满清的入主。
说到夏夷贸易，其实游牧民族一直处于极其弱势的一方，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穷。
游牧民族能与中原王朝贸易的产品有什么？无非牲畜及其肉、皮、乳等衍生品而已。那么游牧民族想要从中原换回什么东西呢？那就太多了，比如粮食、布匹、药材、书籍等等，几乎任何中原出产的货物他们都有需求，哪怕像破车轮子之类没人要的垃圾，都被当成宝贝。在中原地位低贱的商人，一旦进入草原大漠就会成为部族最为尊贵的客人，各部甚至负有保护之责。如果有胆敢攻击、抢掠商队的，都会被视为所有部族之敌，会遭到群殴甚至灭族的危险。
需求众多也有急缓之分，比如游牧民族最急需的货物之一就是铁器。说到铁器可能有人就会想当然的联想到兵器，其实这是想多了，因为游牧民族最需要的铁器其实是铁锅：
“且铁锅为虏中炊煮之日用。每次攻城陷堡，先行摉掠，以得锅为奇货……廷臣之议，谓锅系铁斤，恐滋虏打造之用，殊未知虏中不能炼炒。生锅破坏，百计补漏用之，不得巳至以皮贮水煮肉为食，此各边通丁所具知也。前虏使欲以破锅换易新锅，情可知矣。”（《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一十七·为遵奉明旨经画北虏封贡未妥事宜疏》明·陈子龙）
比如被明朝视为奇耻大辱的“土木堡之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被视为是“一口铁锅引起的血案”——在明英宗限制瓦剌人朝贡的规模之前，瓦剌使团曾在一次出使回程中采购了6万多口铁锅，平均一个瓦剌人要背20多口，真真让人感慨古今擅背锅者，实莫过于瓦剌人也……可以想见他们对于铁锅的需求有多么旺盛。可是在瓦剌人被限制朝贡后，铁锅很快就不够用了，以至于一个叫杨铭的锦衣卫指挥使在出使瓦剌时，也先直接以铁锅缺货为由发出战争威胁：
“你每为大道理来，不曾来作反……有我这里差去买卖。回回把我的大明皇帝前去的使臣数内留下了。我每奏讨对象，也不肯与。我每去的使臣，做买卖的锅、鞍子等物，都不肯着买了。既两家做了一家，好好的往来，把赏赐也减了……因这等，我上告天，会同脱脱不花王众头目每，将你每使臣存留，分散各爱马养活着。我领人马到边上看一看，比先大元皇帝一统天下，人民都是大元皇帝的来。我到边上看了，大明皇帝知道我回来，打发你每回去。”（《正统临戎录》明·杨铭）
之后就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明军数十万精锐灰飞烟灭，明英宗被俘——早知如此，白送也先几万口铁锅又算个屁事？大明朝就算再穷，也不差这几万口破锅吧？
虽然瓦剌人脾气暴，为口铁锅就能大打出手，可“不得巳至以皮贮水煮肉为食”也能凑合。可要是没有茶叶就真不能忍了，因为那会要命！
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游牧民族的食物主要以肉类、乳类为主，虽然具有热量高的优势，但也易引起油腻、消化不良等问题。长期的单纯以肉类为食必然会影响身体健康，所以他们对于去油促消化有着现实的需求。而茶叶里面富含生物碱和茶多酚，其促进食物消化、降血脂、醒脑提神、去腥膻等作用很早就被古人发现：
“（茶）滋饭蔬之精素。攻肉食之膻腻。发当暑之清吟。涤通宵之昏寐。”（《茶赋》唐·顾况）
而这种功能被游牧民族发现之后，他们就再也离不开茶叶了。对于中原人来说，茶叶是饮品，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茶叶就像汉人的油盐酱醋一样，就是一种必需品。
其二，还是因为肉食这种单一的食物来源，使得游牧民族普遍缺乏维生素。维生素是人体所必需的物质，对于人体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健康有着极为重要作用。如果人体长期缺乏维生素，容易导致肌肉乏力、食欲减退、精神不振等问题，因此生病甚至死亡并不是稀罕事。比如在早期远洋航海的过程中，水手容易染上败血症而大量死亡，就是因为长期吃不到新鲜蔬菜导致维生素摄入不足造成的。
这对于中原的以谷物、蔬果为主食的农耕民族来说从来都不是问题，可不会种地的游牧民族就不行了，幸好能够拯救他们的还有茶叶——茶叶中富有维生素、单宁酸等成分，含量比很多水果都要丰富。茶叶弥补了游牧民族缺乏果蔬营养成分的问题，因此他们一旦沾上这种东西就再也离不开了。
其三，对于生活条件艰苦、物质缺乏的游牧民族来说，茶叶还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神药”。因为游牧民族的生活条件艰苦，卫生状况尤其糟糕，而且缺医少药，感染疾病是常有的事情。茶叶具有一定的杀菌、消毒的作用，可以有效的杀灭口腔、血液和肠胃的病菌，抑制病菌感染。此外，中原王朝供给游牧民族的多是粗劣的茶砖和茶饼，却恰好具备保存时间长、不易腐坏的优点，对于缺乏固定水源而且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来说，简直是再适合不过的万能神药了。因此出现了酥油茶、马奶茶等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饮茶方式。
故而游牧民族对于茶叶的需求尤在其他物资之上，甚至被夸大到了没有茶就活不下去了的程度：
“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官茶间徵课钞，商茶输课略如盐制。”（《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
由“茶马互市”发展而来的“以茶驭番”是个好政策，但好政策往往是被自己人废掉的。
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间的贸易往来自汉初便已有之，当时称之为“互市”（魏晋后改称“交市”，但隋唐后又改了回去）。不过当时茶叶在中原也尚是一种小众商品，自然难以纳入“贸易清单”，不过这种情况随着饮茶习惯的流行，在中晚唐时期发生了变化：
“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刘）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煑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膳夫经手录》唐·杨晔）
到了北宋中晚期，随着茶叶在东南地区的大规模推广种植，年产量达到了2千多万斤、茶岁课“得五百六十九万贯”（《宋史·卷一百八十三·志第一百三十六》），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柱，于是宋朝君臣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茶马互市。因为北宋面临严重的国防危机且严重缺乏军马，不得不向吐蕃、契丹、党项等部族高价买马，导致财政压力很大：“蕃、汉多互市其间，因置买马场，凡岁用缗钱十余万，荡然流入敌境，实耗国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八·嘉佑八年》）更重要的是，大量的铜钱流出，形同资敌：
“盐铁使王明言：‘沿边岁运铜钱五千贯于灵州市马，七百里沙碛无邮传，冬夏少水，负担者甚以为劳。戎人得铜钱，悉销铸为（兵）器，郡国岁铸钱不能充其用，望罢去。自今以布帛、茶及它物市马。’从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太平兴国八年》）
这样一来，既不直接危害国防安全、货源充足又为游牧民族喜爱的茶叶，就成了交换马匹的最佳替代品，于是茶马互市就此兴起。
明朝立国以后，对银铜等贵金属无感（以大明宝钞取而代之）、尤喜实物税的明太祖朱元璋，天然就对茶马互市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充满好感，于是延续了宋朝时的政策：
“洪武初，定令：凡卖茶之地，令宣课司三十取一……於是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万斤。设茶马司於秦、洮、河、雅渚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馀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
而且老朱还赋予茶马互市以更加高大上的战略意义，那就是“以茶驭番”：
“当是时，帝（朱元璋）绸缪边防，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尝谓户部尚书郁新：‘用陕西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四川松、茂茶如之。贩鬻之禁，不可不严。’以故遣佥都御史邓文铿等察川、陕私茶；驸马都尉欧阳伦以私茶坐死。又制金牌信符，命曹国公李景隆赍入番，与诸番要约……洮州火把藏思囊日等族，牌四面，纳马三千五十匹；河州必里卫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纳马七千七百五匹；西宁曲先、阿端、罕东、安定四卫，巴哇、申中、申藏等族，牌十六面，纳马三千五十匹。下号金牌降诸番，上号藏内府以为契，三岁一遣官合符。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门，运茶五十馀万斤，获马万三千八百匹。太祖之驭番如此。”（《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
老朱雄才大略，用国内非必需品的茶叶换来了堪称冷兵器时代国之重器的战马，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如果这一制度能够维持下去，大明朝毫无疑问将不必再为缺乏马匹而困扰，假以时日想必也能训练出一支具有一定规模、装备精良而且战力堪与蒙古、女真一战的强大骑兵。
毕竟这样一支骑兵就算再费钱，也不会贵过为了维持“九边”防御、最终把明朝财政活活拖垮的庞大支出吧？更何况有无数活生生的例子已经证明，对付机动性极强的游牧民族，单纯的防守没有任何意义，唯有以骑制骑、主动进攻才可致胜，方能重现强汉盛唐时扬威域外的荣光。
“有明定制金牌差发，假市易以羁縻控驭，为制番上策。”（《钦定四库全书·甘肃通志·卷十九》）然而还有无数活生生的例子也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上策”，最终将其破坏掉大都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
从永乐朝中晚期开始，由于“茶禁亦稍驰，多私出境”，导致茶贱马贵，曾有过碉门茶马司用8万多斤茶才换回70几匹瘦马的记录——这还得了？皇帝火大，于是下旨搞起了严格茶禁的运动。而这种指令性的运动往往只能起到暂时性的作用，茶禁很快再度废弛。
茶禁废弛的根本原因其实出在明朝内部。
一方面是明中前期承平日久，危机感的丧失导致制度上的懈怠。比如洪武年间规定每年的3到9月，朝廷月遣行人（掌传旨，册封、抚谕等事）4员巡视各地茶马司。所以这6个月里就要有24个行人往来不绝于途，还经常在出差途中碰头，可见检查之严格。到了宣德年间，一月一遣就改成了三月一遣，需要出差的行人也就剩下了8个，估计想再“往来旁午”难度就有点大了，如此一来的巡视效果也可想而知。各地茶马司也跟着上梁不正下梁歪，经常以“茶少”为由消极怠工，“番人”是否以马易茶全凭自觉，根本懒得去管。
而且朝廷中的权力斗争也经常导致茶政朝令夕改，令人无力是从：
“景泰中，罢遣行人。成化三年命御史巡茶陕西。番人不乐御史，马至日少。乃取回御史，仍遣行人，且令按察司巡察。已而巡察不专，兵部言其害，乃复遣御史，岁一更，著为令。又以岁饥待振，复令商纳粟中茶，且令茶百斤折银五钱。商课折色自此始。”（《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
再加上吏治败坏，贪污贿赂盛行造成私商愈发无法控制，而且最终完成彻底败坏茶禁“临门一脚”的，居然还是明朝皇帝：“后武宗宠番僧，许西域人例外带私茶。自是茶法遂坏。” （《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
“以茶驭番”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府专营的方式违背了市场规律。
“等价交换”是商品贸易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从诞生之始便带有强烈政治动机的“以茶驭番”政策，必然受到官府的严格控制。而明太祖老朱虽然是个精擅权谋的政治高手，但显然对经济一知半解，所以等价交换什么的基本不在他的考虑范畴之内。
“以茶驭番”政策的基础在于明朝的统治者认为可以通过控制茶叶贸易制服夷狄，如果放任民间贸易就会造成“戎羌放肆”。这种无视经济规律的做法直接体现在茶马比价上，洪武初年规定河州地区“凡上马每匹（换茶）四十斤，中马三十斤，下马二十斤”（《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六》）。这与前朝每匹马动辄能换数百甚至上千斤茶的比价相去甚远，自然遭到了被残酷剥削的“戎狄”的强烈不满，不得不在洪武中晚期将比价增倍。此后茶马比价虽屡经调整，但也未改变马贱茶贵的总趋势。
明朝君臣控制茶马比价的初衷自然是好的：“将茶价涌贵，番人受制而良马、亦有不可胜用者矣。”（《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六·梁端肃公奏议五》明·陈子龙）但实际上并未在财政上带来多大的好处，反而触及了游牧民族的根本利益。毕竟这种官府专营贸易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和不平等性，游牧民族在其中处于完全弱势和被压制的一方（毕竟他们能卖出的商品只有牲畜）。尤其是明政府经常出于自身的政治意愿或是彼此的外交关系，肆意提高茶马比价，尤使后者深受其害。于是“戎羌”对此的报复，除了不定期的武装骚扰、劫掠以外，就是寻求私商交易，给茶马专营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明初国力强横之际，游牧民族面对不平等的茶马贸易除了隐忍之外并无太多选择，不过明朝在永乐之后国势中衰，他们便更多的选择与价格、质量尤胜官营不止一筹的私商贸易，使得“以茶驭番”实际上流于形式。
有人会认为“马贱茶贵”的政策固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对于国内茶农必然是有好处的。但实际情况非但如此，反而把茶农给害惨了。
川陕地区自宋代起就是主要的产茶区，而且距离西北边境较近，所以是官府茶马贸易的主要供货区。从明初开始，官府就不断招募流民在此开荒种茶，使得当地茶园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不过官府对于茶叶的垄断和无限量征调，使得茶农非但无利可图，而且纷纷亏损破产，比如宣德年间一个四川茶农的遭遇：
“本户旧有茶八万余株，年深枯朽，户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给役于官，欲培植无力，积欠茶课至七千七百余斤，郡县责征，急则逃散矣。嗟乎，所产者，非茶也，乃祸之尔。”（《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六》明·王圻）
特别是到了明中期以后，茶马司日益腐败，官员徇私舞弊成风，官商勾结走私贩私司空见惯，使得茶农的处境更加艰难，不得不以粗茶、劣茶滥竽充数，而将上等茶叶盗卖给私商，使得官茶的竞争力日趋下降。不仅如此，还造成了官茶积压。再加上管理不当，造成了大量的官茶腐坏，仅嘉靖十三年，“以至积久腐烂，如近日监察御史刘希龙，所奏烧毁者三茶司共二千万二千余斤。以价计之，则不啻数万两之多。”（《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六·梁端肃公奏议五》明·陈子龙）
明朝想“以茶驭番”，“番人”也不是傻瓜——尔予我以劣茶，我还尔以羸马。也算是公平合理，童叟无欺。
明朝在律法上对于兴贩私茶有着严格的规定：
“反兴贩私茶，潜在边境，与蕃夷交易，及在腹里贩卖与贡回还夷人者，不拘斤数，知情歇家牙保，俱发烟瘴地充军。”（《明会典·律例五》）
而且随着私茶贸易的泛滥，刑罚进一步严厉：“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处以极刑。”（《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但无奈私茶之利已经大到了让人无视律法的程度，根本禁无可禁。
前文曾提到洪武年间驸马都尉欧阳伦因私贩茶叶，被他老丈人朱元璋砍了脑袋，连带着倒霉的还有知情不报的陕西布政使。这一方面可见明初查禁私贩之决心，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私贩茶叶的利润已经大到了让皇亲国戚无视国法的程度。
随着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边备松弛，明政府对于茶禁的管理愈发的力不从心，民间私茶交易几乎将官茶挤出了市场。
对此明政府唯一能拿出的措施，只能是顺势开放民间茶马贸易。不过朝廷中仍不时有恢复“以茶驭番”这一祖制的呼声，加上政争不绝，于是朝令夕改之事常有。不过此时已经不是明初，“戎羌”不再畏惧大明的国威，于是就出了大乱子。
写在最后——清河堡之战，昭告了“以茶驭番”政策的寿终正寝。
万历元年，主持朝政的张居正决定再度打击民间私茶，便以皇帝的名义发出了一道暂停茶叶贸易的诏书——请注意，张居正并非想要断绝茶叶贸易，而是为了惩治私商和不法官员，可这份诏书造成的结果却是使得塞北的蒙古及女真各部的茶叶供应完全断绝。
早已不可一日无茶的蒙古人和女真人顿时炸了营，纷纷上书要求明朝重开边禁。而且在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放弃和平的努力，比如王兀堂——这个在史书记载中“与它酋异，不抢掠明边，颇守法”的建州女真首领，便向辽东巡抚张学颜提出，只要开放清河的茶马互市，他自愿“请得纳为质子”。结果连这样的要求都被明政府断然拒绝，绝望的蒙古人和女真人在札萨克图汗的号召下结成联军，攻打清河堡。
明朝守军自然拼死抵抗，这一仗断断续续的打了三年，其结果是明守将裴成祖战死，明政府宣布重开茶市，于是无心恋战的蒙古和女真联军瓦解，清河堡再次成为茶马边贸的重镇。
一切似乎重新回到了原点，其实不然。经此一事，尤其是主张“禁私茶、兴官茶”的张居正死后失势、还差点被万历皇帝朱翊钧鞭尸以后，明朝再也无人重提“以茶驭番”，仿佛这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从此直到明亡，边贸中便只有私茶而无官茶。
明朝的“以茶驭番”之策就算是无疾而终了。
《明史》对此做过总结：
“明初严禁私贩，久而奸弊日生。洎乎末造，商人正引之外，多给赏由票，使得私行。番人上驷尽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番得茶，叛服自由；而将吏又以私马窜番马，冒支上茶。茶法、马政、边防於是俱坏矣。”（《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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