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珪等人组成“整人小团队”
元丰二年（1079）四月二十日，苏轼到达湖州。
在杭州做通判时，苏轼来过湖州，这个风景优美的“鱼米之乡”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
这次回来，除了照常的游山玩水，他还在酝酿着一个个计划，希望能为当地百姓办些实事。
一切看似岁月静好，然而，一场政治灾难已经悄悄来到了他身边。
苏轼在地方工作的这几年，朝廷的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当年变法派和反对派的大佬们，一个个离开了朝廷。
王安石被两次罢相后退居金陵，不再复出；韩绛和吕惠卿，四年前被罢官；韩琦、欧阳修已经去世；司马光一门心思写书，不再掺和政事。
主角们都退场了，朝廷却并不消停，大家越玩越嗨，从刚开始单纯的政见之争，慢慢演变成要弄死对方的残酷政治斗争。
当时朝廷有两位宰相，吴充和王珪。吴充对于变法问题保持中立。而王珪，没什么政治主张和才能。
当时大家亲切地称他“三旨”宰相：请圣旨，得圣旨，传圣旨，是皇帝的贴心传声筒。
从熙宁到元丰，朝政跌宕起伏，朝臣更替频繁，王珪能像万里长城一样屹立不倒，凭的就是一身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过硬本事。
但这样一个平庸之辈身居高位，就老怕别人威胁到自己，见不得有才华的人冒出来。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通过一系列操作整倒了参知政事元绛和宰相吴充。
他又和权御史中丞（御史台代理长官）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里行：见习）何正臣、舒亶等人搞了个小团队，团队宗旨：干倒一切能威胁到他们的人物。
李定这帮人是靠着拥护变法才获得朝廷高位的，名声小，根基不牢。
但是变法派的核心人物王安石、吕惠卿都已不在朝廷了，变法派成了朝廷中的弱势群体。
他们整天提心吊胆，深怕神宗没人可用时，就开始使用反对派人士。像司马光、苏轼这样的反对派要是被重新重用，自己的位子恐怕就保不住了。
所以，他们眼睛擦得雪亮，像雷达一样密切监视着反对派的一举一动，一有机会就进行攻击。
李定他们的小心思王珪自然看在眼里，他们最终手牵手走到了一起，为了共同的利益：打倒反对派，巩固自身地位。（更多内容关注公众号：沈公子）
二、苏轼幸运当选被整对象
那么问题来了，先打倒谁呢？抽签决定吗？好像不太严肃。
评委们经过一番热烈讨论，最终决定把这宝贵的名额留给苏轼，理由之充分竟让人无法怀疑有黑幕：
第一，苏轼在反对派人士中，名气大，声望高。
苏轼早在二十一岁就高中进士，名扬天下。
而且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一哥，很多有名的文人都纷纷投到他门下，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力。干掉苏轼，就干掉了一大帮反对派！
第二，宋神宗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
神宗很喜欢读苏轼的文章，每次吃饭时，只要停下筷子阅读，不用说，那肯定是苏轼的诗文或奏章。
有时读着读着，就忍不住拍桌子感叹：“奇才！奇才！”而且苏轼在杭州、密州、徐州当官，政绩突出，深受百姓爱戴。
特别在徐州，苏轼在抗洪抢险中表现抢眼，宋神宗非常高兴，亲自下诏对他进行了表彰。
第三，在反对派中，苏轼对新法抨击比较狠。
虽然这几年一直在外地做官，但苏轼不是省油的灯，时不时给皇帝上反对新法的奏章，讥讽新法的诗文也写了不少，这不仅给变法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还得罪了不少人。
就这么一个有名气有声望，老是抨击新法，但皇帝又十分喜爱的人物，说不定哪天神宗一拍脑门把他调回京城加以重用。
苏轼从来没给过这帮“新进”人士一个肯定的眼神，要是上台肯定会给他们一些颜色看看。
在他们眼中，苏轼就是一颗定时炸弹，留着就有隐患，必须坚决拆除！
三、“整人小团队”轮流轰炸苏轼
那怎样才能拆掉这颗炸弹？李定等人开会讨论，苦苦思索，也想不出苏轼有什么把柄。
不过苏轼喜欢写诗作文，里边有不少讥讽朝政的，那就给他安个“讥讽新法，愚弄朝廷，训斥皇帝”的罪名。
这么严重的罪，都可以剁成肉酱了。小人们纷纷为自己的机智拍手叫好，只是动手时机还没成熟。
他们在等待着，等待着一根导火索的出现。
机会终于来了。苏轼到湖州上任后，按照惯例写《湖州谢上表》感谢皇帝，这篇谢表发表在朝廷官报上，大臣们争相阅读。
李定等人拿着这谢表，读得津津有味，两眼放光，他们从中找到了不少茬：
苏轼说湖州“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这不是在抱怨朝廷没重用他嘛！
“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这是在正话反说，变着法子表扬自己！
“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这明显是在摆老资格，向朝廷邀功请赏！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民”，“新进”是当时的政治敏感词，代表飞速升迁的无能之辈，苏轼竟敢这么嚣张地鄙视朝中的官员，难道朝堂上的大臣是一群只会搞事情的饭桶？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经过周密的计划，一场围剿苏轼的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某元丰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出场。
他上奏神宗，还带上一本当时流行的苏轼诗集作为罪证。
奏章中说苏轼的《湖州谢上表》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还指责他坚持作恶，死不悔改，诽谤朝廷无底线。
但凡有水旱灾害、盗贼出现，苏轼一定会甩锅给新法，还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对苏轼这种恶毒的人，朝廷一定要加以严惩，给天下一个交代。
七月二日，舒亶第二个出场。
他把苏轼的《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作为罪证献给了宋神宗。
他说苏轼的诗文处处都在讽刺新法、愚弄朝廷，在朝廷内外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皇上为救济贫民发放贷款，苏轼讽刺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皇上颁布新法让百官学习，苏轼讽刺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皇上为发展农业兴修水利，苏轼讽刺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皇上实行官盐专卖，苏轼讽刺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总之朝廷一有新举措，苏轼就劈头盖脸给你一顿批。这是人干的事吗？
再看看他写的《湖州谢上表》，摆明了是在讥讽时政，这些言论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大家都愤怒得很。
舒亶希望宋神宗立即把苏轼抓起来，严加惩处，给天下臣子树立一个反面典型。
最后，这场围剿战中的王牌选手御史中丞李定登场。
他七月三日上奏皇帝，直接放出大招，指出苏轼的四大死罪。
第一，苏轼这人不学无术，名不副实，只是踩了那啥中了进士。像这样一个无能的人，却动不动诽谤朝廷，皇上宽宏大量，不治他的罪，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他却坚持作恶，死不悔改，该杀！
第二，古人说，对于恶人，先教导，如果不听，那就杀了他。皇上等他改过自新那么久，但他还是不听话，一直讥讽朝廷，该杀！
第三，他那些讥讽、诽谤朝廷的诗文，虽然没什么道理，但很容易影响舆论，让人不听皇上的法令，该杀！
第四，苏轼作为读过书的人，应该知道侍奉皇上要讲君臣之礼，诽谤皇上那是要杀头的。但他因为自己的私利得不到满足，公然诋毁皇上的名誉，这是明知故犯，该杀！
一连四杀，谁招架得住？在此要为李定竖起大中指，他真的是个陷害大师。
要干掉一个人，他不把自己放进去，而是把那人和最有权势的人物给放在一起，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自己坐收渔翁之利。
宋神宗一连数天接到好几份言辞激烈的起诉书，所有的舆论枪口都对准了苏轼，他必须得给众人一个交代了，于是下达圣旨：“将苏轼诽谤朝政一案交给御史台调查处理。”
四、苏轼被抓
李定等人接到圣旨，击掌欢呼，立马物色人员捉拿苏轼。经过一番精挑细选，他们选择了太常博士皇甫遵。皇甫遵带着他儿子和两名御史台小兵马上出发。
最先知道朝廷拘捕苏轼的是王诜，他是当朝驸马，和苏轼关系十分要好。听到这个爆炸性消息，他大惊失色，立马派人通知南都的苏辙。
苏辙被晴天霹雳后，派人火速前往湖州通知苏轼，希望能在皇甫遵到达之前，让苏轼有个心理准备。
皇甫遵一行人像是打了鸡血，一路马不停蹄，日夜兼程，苏辙派出的人根本赶不上。
幸好到润州时，皇甫遵儿子生了场病，耽误了半天。最终，在皇甫遵达到之前，苏轼知道了这个消息。
七月二十八日，皇甫遵等人到达湖州。皇甫遵二话不说直接闯入公堂，站在大厅，两名士兵站在他左右，一副傲慢凶恶的样子。
哦，我的上帝，瞧瞧这架势，这是要干嘛？苏轼心里有些发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
他和通判紧急商量对策，通判说：“事已至此，没办法，还是出去见他们为好。”
“那是要穿便服出去？”
祖通判说：“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罪名，穿官服吧。”
于是，苏轼穿上官袍官靴，手拿笏板，来到公堂，祖无颇等其他官员都站在苏轼后面。
皇甫遵板着个脸，一言不发，成功把紧张的气氛给搞起来了。
苏轼硬着头皮先开口：“我惹恼了朝廷，你今天来，一定是来赐死，让我死也没有关系，只希望能和家人告个别。”
皇甫遵这时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倒还没有这么严重。”
祖无颇问道：“您一定带了文书吧？”
皇甫遵问道：“你是什么人？”
“代理知州祖无颇。”
皇甫遵这才将文书拿出来，打开一看，就是封将苏轼革职进京的普通文书，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皇甫遵催着苏轼立马上路。苏轼和家人告别，妻子王夫人泣不成声。
苏轼心里慌乱而悲痛，却假装镇定地安慰起妻子。
他给妻子讲了一个故事：宋真宗时期有个隐士叫杨朴，擅长作诗。真宗很感兴趣，就召见了他，问他会作诗吗，杨朴说不会，真宗问：“那么，你临行时有人作诗送行吗？”杨朴说：“没有，只有臣的老妻写了一首绝句：
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宋真宗听后哈哈大笑，就把杨朴放回去了。
苏轼故作轻松地对妻子说：“你能不能也像杨朴的妻子，写首诗送我？”原本哭哭啼啼的王夫人被逗笑了。
然而一个轻松的笑话改变不了残酷的现实。
苏轼要被押往京城了。为了路上有人照顾，妻子让长子苏迈一路跟随。
两名士兵用绳子把苏轼粗鲁地绑了起来，此时此刻，这位名扬天下的世界级天才文人正如同鸡狗一样行走在路上，一路上老百姓看了，都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苏轼刚被押走，御史台就令下抄苏轼的家，搜查他的所有诗文。当时苏轼的家人已经坐船前往南都去找苏辙了。
然而官府派出大批人马在宿州强势拦截了船只，然后一顿野蛮的翻箱倒柜式搜查，把全家老小吓得魂都快没了。
看着眼前凌乱的一切，一向温顺的王夫人火气上头，气愤地说：“这都是吟诗作文造的孽啊，写诗到底有什么用处，把我们吓成了这样！”
于是一气之下，她把家中残存的手稿一把火给烧了个精光。
文明有时就这么脆弱，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可能留下永远的遗憾。
苏轼出了湖州城就坐上了船。船行不久，大家在太湖鲈香亭边停宿。
那天晚上，月明当空，微风阵阵，苏轼望着清冷的月色和茫茫的湖面陷入了沉思。白天发生的事，简直就像是一场梦。
也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罪，到时候审理起来，估计会连累很多亲朋好友，如果我现在两眼一闭，湖里一跳，那不是一了百了，万事大吉了？
于是，他起身走到船边上，准备纵身跳下，可是他又想起了自己亲爱的弟弟。
兄弟俩感情那么深，如果自己死了，那弟弟很可能也不想活了，这不是害了他？诶，使不得使不得。
凭借丰富的内心戏，苏轼成功把天给熬亮了。
五、不择手段的野蛮审问
苏轼被押送到京城后，直接关进了御史台牢房里。
御史台是北宋最高监察机构，四周种了大量柏树，乌鸦经常来闲逛，所以又称为“乌台”或“柏台”。
宋朝法律规定，官员犯法，大案件由御史台处理，小案件由大理寺和开封府处理。苏轼这案子是皇帝亲自审批的，妥妥的大案。
审讯一开始，审讯官员就问苏轼五代以下有没有誓书铁券。
誓书铁券是什么券，是买东西可以优惠的那种吗？
不是！那是皇帝赐给功臣及其子孙的一种特殊诏书，具有免死功能。
苏轼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小康家庭，哪来这么强大的背景，自己能走到今天，靠的是实力。
只有在审讯死囚犯时才会问免死券，很明显，李定这伙人早就把苏轼内定为死罪，只要拿到证据，再逼苏轼承认，这事就算圆满成功。
那从哪里去获得证据呢？李定等人本着严谨务实的态度，把市面上已经出版的苏轼诗文集全部搜集了起来，精挑细选大概一百首他们认为的问题作品。
后来，又向各地方政府发出通知，凡是手上有苏轼诗文的，全部交出来，谁敢隐瞒就收拾谁。
大家都很害怕，连一张小纸条都乖乖上交，当时光杭州一个地方就上缴了数百首。苏轼可能是行走的写字机吧。
他们拿出问题作品，一首一首审问苏轼。
一开始，苏轼只承认《山村五绝》有讥讽时政的意思。御史们不满意，他们软硬兼施，用尽各种手段对苏轼进行逼问，直到苏轼承认他们的曲解。
苏轼在杭州写过《八月十五看潮五绝》，其中第四首：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这诗原本只是说皇上有圣旨，禁止弄潮。但舒亶他们脑回路清奇，硬说这是在攻击宋神宗兴水利。
苏轼也懵了：我去，这都可以？！
他说诗歌后两句意思是：东海龙王如果明白皇上爱惜百姓、禁止弄潮的旨意，那应该把沧海变成桑田，让弄潮儿有地可以种，不必为了奖励而冒险。
听到这样的说法御史们就不乐意了，猛拍桌子，一口咬定苏轼不老实，连续逼供两天，苏轼身心俱疲，只能按他们的意思承认了。
这样残暴的过程，在审问中一次次上演着。
苏轼在监狱
他们还反复追问苏轼和哪些人有诗文往来，方便到时候一锅端了。
苏轼不想连累朋友，坚决说没有。后来御史台把与苏轼往来密切的人都叫到官府进行盘问，苏轼最后没有办法，只能承认和别人有诗文往来。
这一查，发现和苏轼交往密切并写过讥讽文字的大臣竟然有数十人。随着案件的不断审问，牵连进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朝廷大臣们都不敢询问这案子，深怕一不留神把自己给搭进去。
整个朝廷被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着。
一天，大臣们在崇政殿外等待上朝，李定忽然来了句：“苏轼真是个奇才！”
您这是啥意思啊？大家都不敢搭话，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过了一会儿，他故作镇定地说：“即使是二十年前写的诗文，一问起来，都能清清楚楚答出来，这不是奇才么？”
说完叹了口气，大家依然都不吭声，场面陷入二度尴尬。
从八月二十到十月中旬，审了将近两个月，苏轼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折磨。
那些没有底线的小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用尽各种卑鄙残忍的手段。
当时有个叫苏颂的大臣被人诬陷入狱，关在苏轼隔壁的牢房，他亲耳听到御史们对苏轼的各种惨无人道的对待。他写到：
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虐待，让隔壁的犯人都听不下去了。
名扬天下的文学大师，此时此刻，在一群小人面前是如此的无力和狼狈。
六、是要被处死了？
我们有必要搞清楚，苏轼的诗文真的有在抨击新法、讥讽朝政吗？真的严重要到杀头的地步吗？
我们可以大致把他的诗文分成四类：
第一，确实是在讥讽新法。
第二，讥讽时政，但并不针对新法和皇帝。
第三，反映水旱之灾、百姓疾苦的诗文，但被归为讽刺新法。
第四，和新法毫无关系，纯粹是被歪曲诬陷，而且这一类是占大多数的。
这么一看，苏轼确实写了一些抨击新法、讥讽朝政的诗文，但那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苏轼作为一个喜欢写写写的文人，在诗文里抱怨了几句，说了些刻薄的话。
虽然对变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无论如何没严重到要杀头的地步。
漫长的审讯终于结束了，苏轼写了两万多字的供状，御史们整理后交给皇上，控告苏轼抨击新法、讥讽朝政的罪名成立，神宗只要签个字，这案子就结了。
苏轼神情有些紧张，独自坐在牢房里，等待着最后的判决。
苏迈每天给狱中的父亲送饭，两人私下约定，平时只送蔬菜和肉，如果有什么不测就送鱼。
一天，苏迈出城去办事，委托一个亲戚去送饭，但他没告诉亲戚父子俩这个约定。这位好心的亲戚看到苏迈老是送蔬菜和肉，决定给苏轼改善一下伙食。
特意做了一条鱼给送了进去。苏轼一见是鱼，两眼一瞪，脸色大变：看来是要处死我啊！
他心头一阵悲凉，绝望地靠在墙壁上。这时的他想到了家里的妻子和孩子，想到远在南都的弟弟苏辙。如今要和他们永别了，心情格外沉重。
他颤抖着写了两首诗给弟弟，其中一首提到：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遗子由二首》）
子由啊，如果有来生，我希望还能和你做兄弟！至于我死后，埋哪儿都成。
看看这话说的，像是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
七、各方开始营救苏轼
面对苏轼遭受陷害，外界就没有一点反应？
就没有人敢站出来替苏轼说几句话？
这个世界会眼睁睁看着一个心系百姓的文学天才被一群小人置于死地？
还好，人间自有真情在。
苏轼入狱后，杭州、湖州的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连续几个月为苏轼做法事，祈求上天保佑苏轼平安。
苏轼在狱中知道了，热泪盈眶，他嘱咐家人，死后把自己埋在杭州、湖州这一带，做鬼也要感谢两地的百姓。
除了民间自发开展一系列救赎苏轼的活动外，一些官员也开始冒着风险替苏轼说公道话了。
七月中旬，从王诜那里得知苏轼即将被捕的苏辙，连夜写了一份奏章给皇帝，请求皇帝能宽宏大量，自愿解除现有官职，只为换哥哥一命。
苏轼押送途中路过南都，退休大臣张方平知道了，二话不说上书营救。
此时的张方平已七十岁高龄，这辈子做官做到了副宰相，他一直把苏轼兄弟当做自己的孩子。老人写奏章希望赦免苏轼，然而当地官员不敢转给皇上。
没办法，他只好让儿子张恕特地赶去京城投递。张恕性格怯懦，犹豫之后也没敢投出去。后来苏轼出狱，读到这份奏章，快惊掉了下巴。
张方平在开头就说苏轼“实天下之奇才”，劝宋神宗要爱惜人才啊。可苏轼为什么会获罪？不就是因为太有才，名气太大了么！
你现在偏偏强调苏轼是奇才，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嘛，幸好张恕怂了没投。
看来，有时候怂不见得是件坏事。
其实，对于苏轼这个案子，神宗自己心里也很矛盾。
一方面，苏轼口无遮拦，讥讽新法让他火大。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欣赏苏轼才华，不想轻易伤害他。
而且祖上也有“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规矩。神宗可是一心要做流芳百世的明君啊，如果违背祖上规矩，随随便便杀人，恐怕会留下不能容人的臭名，让后世人耻笑。
一天，宰相吴充陪着神宗，吴充突然问到：“陛下觉得魏武帝（曹操）这人怎么样？”
神宗回答道：“不值一提。”
吴充说：“陛下平时都是以尧、舜这样的明君为榜样，当然会鄙视魏武帝。但像他这样多疑好猜忌的人，还能容忍当众击鼓骂他的祢衡，陛下您怎么就不能容忍一个说了几句怪话的苏轼呢？”
面对这灵魂拷问，神宗有些措手不及，心里发慌，说：“朕...朕也没其他意思，就是想弄清楚一些是非罢了，很快就会放了他的。”
那时神宗的祖母曹后病重，神宗每天退朝后都会去看望。他心中郁闷和焦虑，曹后全都看在眼里。
一天，她拉住神宗的手问：“皇上为什么这些天都不高兴？”
神宗答道：“国家现在处境艰难，变法也还没看到效果，有个叫苏轼的臣子老是写一些诗文嘲讽朝廷。”
曹后问：“是二苏兄弟中的那个苏轼？”
神宗一脸惊讶，忙问：“祖母怎么知道他俩名字？”
曹后说：“我记得有一年仁宗皇帝制举考试后回到宫里，高兴地说：‘朕今天给后代选了两名宰相，一个叫苏轼，一个叫苏辙’。”
曹后问这两人现在在哪儿。神宗说苏轼正关在监狱里呢。
曹后说：“因写诗而坐牢，开国百年来还没这样的事。我已经病很久了，不能再有冤屈的事发生，以免损伤天地中和之气。”
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神宗连忙答道：“听祖母的。”
没多久，曹后病情恶化，神宗决定大赦天下为曹后续命，曹后说：“不必赦天下凶恶，只放了苏轼就够了。”
八、死里逃生，被贬黄州
十月十五日，神宗下令大赦天下，苏轼暂无生命危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但谁知李定这伙人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快飞了，急得又开始想阴招。
这次是王珪出马。
一天，他忽然对神宗说：“苏轼对陛下有不臣之心。”神宗一脸疑惑，说：“苏轼是有罪，但对朕还不至于如此。你怎么知道的？”
王珪马上拿出苏轼在杭州的一首咏物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他指着诗的后两句，不怀好意地说：“陛下是天上的龙，苏轼不求天龙，而求于地下的蛰龙，这是妥妥的有二心啊。”
神宗说：“这文人写的词怎么能这样理解？他不过是歌咏一下桧树，和我有毛线关系。”
当时还是苏轼好友的章惇，也看不下去了，在一旁辩解：“龙不仅仅是天子的象征，也可以指大臣。”
神宗点点头，又说：“自古称龙的多了去了，你看孔明不是天子，但自称卧龙呢。”
王珪摸摸脑袋，觉得好有道理，竟无言以对。
章惇对王珪这样歪曲苏轼的诗很有意见，退朝后，一把拦住他质问：“你是不是想让苏轼家破人亡啊？”
王珪说：“这是舒亶说的”。
章惇讥讽道：“舒亶舒亶，舒亶的口水难道也吃？”
遇到挫折的小人们，发扬永不放弃的精神继续上书。
李定在奏章中要求神宗千万不要赦免苏轼，只有重判苏轼才能给天下一个交代。
舒亶更是丧心病狂，要求神宗将没上交苏轼诗文的一帮老臣给统统杀头。
好在神宗头脑比较清醒，知道他们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就在这时，早已退隐金陵（今南京）的王安石上书神宗，说：“哪有在圣明的时代杀有才华的士大夫的？”
作为宋神宗非常器重的老同志，王安石的话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神宗决定赦免苏轼。但他还是很好奇苏轼肚子里是否真的藏着一些事情。
于是派了一位太监悄悄潜入狱中，搞了一个小测试。
一天夜里，苏轼已经熄灯睡觉。忽然牢门打开，一个人走了进来，他把手里的包往地下一扔，倒头就睡。
苏轼心想：这应该是新来的犯人，不管了，继续睡觉。不没多久就鼾声如雷。大概凌晨两三点的时候，那人摇醒苏轼，连声说：“贺喜学士，贺喜学士！”
苏轼张开双眼，一脸蒙圈，问：“什么情况啊？”
那人只说：“你安心睡觉就好。”于是拎起包马上走掉了。
第二天，那个新“犯人”向神宗报告：“苏轼昨晚举止坦然，睡得很香，鼻息如雷。”
神宗听了很高兴，对旁边的人说：“朕早就知道苏轼心里没藏什么事。”
十二月二十八日最终判决出炉，苏轼因“诽谤朝政”的罪名被贬任黄州团练副使。
其他和本案相关的官员，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其中王诜被削除一切官职爵位；苏辙贬官筠州；司马光、张方平等人被罚钱。
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过程是如此让人揪心和气愤，好在最后结果不算坏，苏轼捡回了一条性命。
从入狱到出狱，苏轼被整整关了一百三十天，这一百来天受尽了摧残和折磨。
现在，苏轼迈着并不算轻快的步伐，走出了那该死的监狱，久违的灿烂阳光，久违的清新空气，久违的阵阵微风，久违的人群鸟声，这一切都太美好了。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也不想去追究谁对谁错了，重要的是向前看，如何把接下来的日子过好。这是历经磨难的苏轼出狱后的态度。
虽然写诗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但他发现现在写起来更有感觉了。
于是，苏轼忍不住又提起笔来，一口气写了两首。看看其中一首：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
写完这两首诗，他放下手中的毛笔，摇了摇头，苦笑着说：“我真是无可救药啊！”
典型的好了伤疤忘了疼！
作为一名犯官，不能够像之前那么随意了，他得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去到人生的下一站黄州。
苏轼会和黄州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大难不死的苏轼，会有后福吗？
我们下一章再说。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