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冯内古特《五号屠场》
1960年代，是一个全球理想主义普遍高涨的年代。在全球心中有改变之火的志者都以高昂姿态奔走呼号，希望以激进乃至暴力的行动，发挥强主体作用试图破除旧世界令人无法忍受的一切时，冯内古特默默以戏谑的笔调，不动声色地写下了频频说“So it goes”的《五号屠场》。这部作品始于一场战争（二战德累斯顿大轰炸），汇合到美国反战浪潮中，结束了另一场战争（越南战争），与美国主流文化浪潮呼应成为60年代成为“美国文化的中心”，他本人则成为一代美国人的精神领袖。
全书包括两个板块，其一是作者叙述自己如何写成这部小说，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思想，其二是小说的正式内容。分析重点自然落在小说的正式内容上：冯内古特找到了解构局部战争的独特写作方式——引入主人公的“脱开时间链”与特拉法玛多星球（另译“大众星”）人时空观的科幻元素，把传统书写战争的宏大叙事与战后的伤感叙事转化为主人公任意穿梭的叙事碎片，在这其中以特拉法玛多人的时空观为主要观念，用深刻的麻木与滑稽，完全消解传统战争的荣耀、正义等元素，消解传统人生困境中的宗教救赎元素，把冰冷的世界用黑色幽默包裹起来，在主人公无所谓的戏谑语调中，在叙述者“无所谓”的叙事语言中走完了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前中后三段时期，堪称无声而振聋发聩。
一、元小说与元叙述特征
（一）形式解放与文本整体性
冯内古特丝毫不像传统写作者一样对情节藏着掖着，以求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一套流程。他在第一章的元叙述当中就已经把写作材料、写作动机，想表达的思想以及献给谁的原因、故事高潮出现在何处等等全部公之于读者(甚至在第二章开头就把“小说梗概”给基本写完了)，但已经“剧透”的结尾鸟鸣，依旧能够给读者带来极大的心灵震撼，足见冯内古特营造小说艺术手法的高妙与对自己创作的勇于尝试和高度自信，这点在他的元叙述中有时称自己这本书为“著作”也有体现。鸟鸣在染上荒谬色彩后，就不再是简单的生物声音，而是对这场大屠杀与战争行为的空前质疑。他借助科幻元素解放了自己的叙事形式，能够随心所欲地穿插情节，在一件事与另一件事的呼应上，在元写作内容与写作内容的呼应上，达到自己心中更合意的表达效果。
在有元小说特征的部分，从献给的人来谈写作，并且作者与老战友之妻玛丽·奥黑儿结友的部分中，在相当尖锐的创作观念与作家偏见矛盾中展现，是一种非常新颖而又能很有针对性讲出作品中心思想的方式。再者，用出租车司机的一封祈愿和平的来信来引出作者对他的认同——一男一女，作者尽力显现出了“平民对战争自有深刻认识”（类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为后文创作中的扑朔迷离的一切问题找了回答的坚实依据。这样两块文本起到了互文的效果，一边是现实世界，一边是小说主人公比利随机时空的世界，却丝毫没有割裂感，没有令人迷惑之处，就在于作者协调好了整体理念，并在后文以特拉法玛多“新教”“背叛”整体理念中，实质上更重地敲响了他想要表达的理念的警钟。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在小说主人公比利的世界里有时发生了一个事件，作者就会强调“当时我在那儿”（有时强调老战友也在）。作者的“在场证明”给小说增添了可信度，让读者深切体会到作者经历战俘生活时内心活动的复杂，增强了整部小说的整体性，与后文比利同样的话呼应，虚构与现实的双重质疑展现出对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却被掩盖或无视的严厉控诉。
（二）写作者的多重身份
冯内古特的许多小说中都有基尔戈·特劳特这个科幻作家，可能与他之前常常被当成非严肃作家甚至不被当成作家对待有关。他在作品当中既以“我”作为自己的代言且有时将自己安插在情节中作为一个目击者，以比利作为主人公经历情节，但总会在剧情里加上一个“基尔戈·特劳特”以引入更多这个虚构人物写作的科幻小说梗概，来应和小段的主旨表达（这在冯内古特《囚鸟》中也很明显）。这个虚构人物也是作者的化身，可能是作者对自己不受待见的“科幻作家”身份的“气愤认同”（你们当我是科幻作家/不当我是作家，那好，我就标榜自己是科幻作家/不受待见的作家），也可能是作者写作习惯的表现（冯内古特一生的创作风格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另有一名对这位基尔戈进行推荐的陆军上尉罗斯沃特，也可以看作作者的化身，他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已经包含了“生活中该知道的一切”，但又说“现在已经不够了”，随后推荐科幻小说，暗含了作者对用科幻形式表达荒谬现代性这一开拓性的写作观念。还有一次“小说是否已经死亡”的电台节目讨论，借一些高谈阔论者反映小说受众与庸碌“专家”的认识浅薄、思维迟钝或肮脏，且对人不尊重的社会现状，尤其是写作受众现状。
通过这种多重身份的写作，作者显得在文本当中“无处不在”，好处是文本的思想随即和作者关联紧密，作者时时刻刻能够引导读者、干预读者的状态，以更好达到自己的写作目的；坏处是一旦读到，有一种“又要科幻寓言了”的既视感，也许作者应该再尝试新的表现形式，而非保持自己的写作习惯，毕竟开拓创新才是作家持久生命力的最重要保证。
二、局部战争与战争人物互见
(一)“怯场状态”的主人公
比利这个人物形象对传统战争小说主角形象有巨大颠覆，他处在“脱开时间链”的新时空观之前与“脱开时间链”但未接受新教之前两个时间段时，一直处于“生命的怯场状态”。这也是作者写作的新时空观，在其中他几乎没有展现出作为主人公该有的任何主观能动性（整体形象是完全无法把控人生走向，根本不作出积极努力进行命运抗争）：战争中，他最大的特征就是稀里糊涂，甚至对自己的生命也毫不在意。前者表现在他成为幸存的游兵时“晕头转向”，不知道自己身处战争中的哪个位置，在后文身上着了火后知后觉或者被铁钩勾住只会徒劳挣扎；后者表现在被射击但未被命中之后，他“礼貌地站在那儿，再给狙击手一个机会”（这是他对战争法则的理解），这个细节完全能够证明同行的韦利所深知的“比利不会做出任何反应来拯救自己的生命”。看起来他有阿甘的拙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本就是个没法适应残酷军旅生活的“娃娃”；他性格平和，不发怒，受过较好的教育被嘲笑也不以为意；他身体羸弱，不顾自己但不希望拖累他人，被拖着走时让队友先走不必在意自己；他愚蠢友善地配合敌军媒体的摆拍，似乎展露出美军最为贫弱的一面。作品中有一句精简的概括：“比利其实根本就不喜欢活在世上”。
另一方面，他处处不受人待见。韦利和人结伴的理由是“找一个比自己更不受待见的人，再找理由揍他一顿”，比利无疑是绝佳人选。比利这样一个淳朴老实得“不懂事”的人，在战俘列车里以为哭哭啼啼叫喊哭泣被所有人厌恶，而这不过是一个平凡人对战争最真切的梦境反应罢了。这与后文科幻小说的机器人文段中的“没有人因他投掷凝固汽油弹对他反感，但他的口臭则让人难以原谅。后来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人们欢迎他来到人类中间。”揭露了美国人总是伪善或敏感地看到一些小毛病，而在抵制它们的过程中忘却真正的罪恶这样一种异样的社会现象与变态的价值观念。
(二)各色战争狂人的癫狂表演
1、韦利——虚荣的施虐分子
他成为流兵的原因就异常令人不齿：帮队友放炮未命中目标反而暴露了自己阵地的位置，随后害死了全部的队友。他与人交往的范式是“一种疯狂的、充满性和谋杀欲望的关系”，和人讲述的尽是残酷的刑具与残忍的刑罚，骨子里与其父亲相承续了人性的施虐恶性——正对战争的胃口。战争中，许多情况下的惨案（德累斯顿大轰炸也许就是如此）正是士兵中这样的施虐恶性造成的，这是人的以牙还牙甚至变本加厉的本性之一，也反映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这样的“恶”为根基开展的，自然消解了战争宣传里人性为善，匡扶正义的政治属性。
在另一个层面，韦利是一个极度虚荣，脑子满溢战争英雄想象的人。在已经成为流兵的情况下，他胡乱忙活，“隐约感觉到自己是个领头的”；准备了哨子，等晋升了才会给人看；把自己和另外两个侦察兵当成“三个火枪手”，希望能获得奖章……在成为俘虏以后，他依然在推卸自己的那部分责任，且根本察觉不到敌人没有善待俘虏（他自己）的责任，反复强调说是比利害死了他。这方面的书写与塑造，自然消解了战争宣传里团结友爱、英雄主义的政治属性。
2、“疯狂鲍勃”——无人演讲的军官
这名军官一直想让部队里称他“疯狂鲍勃”，记住“疯狂鲍勃”，自顾自专注地想着“战后全团聚会”，可在场的许多俘虏里，只有一个人隶属他的部队。这说明他并不会打仗，把整个步兵团的兵全部拼光了，幸存者所剩无几。可他只想着战争的荣光，能给自己带来“无人不晓”的威名，在战场出名、在战俘营出名、在家乡出名。他的死，暗示了在战争中，这些统统不存在，存在的只有死亡。
后文还让比利在恍惚中复述这句话，夸张地表现出这些话在战场中荒谬至极而令人印象深刻。这样的人物，自然消解了战争宣传里的荣归故里的政治属性。
3、坎贝尔——叛变祖国成为纳粹
他疯狂地想要召集“自由美国军团”以征战俄国。在当时，俄国与美国是同盟，他的眼里却只有“消灭共产党”。作者借老教师德比之口，阐发了老一辈美国人心中关于美国自由正义伟大的自信和骄傲，以及对于纳粹瘟疫的不齿与愤恨，换来的却是“坎贝尔笑了”。这里的笑，笑的是为虚伪的美国理想献身的、不该死却死在战争中的、埃德加·德比一样的正常人，自然消解了战争宣传里为国捐躯的政治属性。
这里也能够由小见大，参战的大部分是一些处在青春期末端心智不成熟的真实的孩子，一部分是看不清世事残酷虚伪的“大孩子”，那这场战役的“光荣”究竟在哪里？这些人算得了什么？牺牲与胜利算什么，死于德累斯顿大轰炸的数万军民又算什么？局部的战争才能真正看到战争的本来样貌，这不过如作者的好友所说，本质是对不参战者的机率屠杀与“把娃娃送上前线去送死”而已。
三、新时空观叙事的探索
作者非常清楚读者的接受能力，他在元叙述阶段就把科幻元素概念阐明了，方便接下来小说中的自由发挥。
自比利第一次在寒冷环境的一棵树下“脱开时间链”后，叙述就开始在他一生的任意一个时间段穿梭翻飞，其中也包括时间翘曲里的特拉法玛多星球生活。这给了作者极高的写作自由度，相应的，也极度考验作者驾驭文本的能力。作者采取的“观念指导叙述与语言”有许多模式与特征，下面尝试进行总结与分析。
（一）严酷与温暖的剧烈对比
比利在作为战俘冲洗消毒的时候，在恶劣的俘虏生活条件中忽然被拉回到孩童时期，母亲在给他洗澡，擦干。前者环境中是“烫人的雨点”与“冰冻的脊髓”双重苦难折磨，后者环境是“充满阳光的房间”，比利“咯咯地笑着”。时空突转，能够产生强烈鲜明的对比，极尽写出战争中俘虏生活的苦难难忍与战争中的卑微个体追求和平幸福生活的渴望。
（二）国家与小家的双重压抑
在听到坎贝尔的作品内容之后，比利在书中数落美国人种种劣根性的文字朗读中昏昏睡去。他也许是不关心，也许是不愿听。但在此之后的时间跳转到他的鳏夫时期，又面临女儿“以爱的名义让他尊严扫地”的数落，并不是真正的关心，而是把电暖炉开到“可以烤面包的温度”。在文本中，除了“谁也不会娶的妻子”、极少数几位朋友和曾经的一条狗，比利根本感受不到其他人对他一丝一毫的温暖，甚至连亲生女儿对他都大大咧咧并不真正在意。这样的巨大压抑下，他只好逃到特拉法玛多那样一个异乡去，去过“动物园”的生活。时空突转，能够给人物提供一个“逃离”的渠道，让他不去面对那些压抑的瞬间，转到人生中稍微好过些的时光里。这种手段与特拉法玛多人的观念契合，也增强了小说的“观念指导叙述”特征。
（三）多线情节碎片化并进
作者把比利的生平揉碎了，将他在时空里抛来抛去，但总体上看，如果试图把碎片拼接好，除去部分极小的片段外，每一个分线情节即便不是有头有尾，也是基本完整的，尤其是着重叙述的比利从流兵到战俘再到德累斯顿大轰炸一线。
这样写作有诸多好处，譬如影视叙事中也有这样分线推进的模式，只不过那样多是同时进行，而在《五号屠场》中是不同时段的“同时进行”。它能够帮助作者找到不同时段中相互应和的事物，如“上帝赐予我……的永恒智慧”一段的反复出现，理发店四人组与大轰炸时四名看守的身影交叠，让人感受到宗教的毫无力量与战争在参战人员精神上的恐怖印象十分深远。这一点最明显的是比利毫无征兆的落泪，实际上所谓“毫无征兆”就是战争后遗症的表现。它也能够实时像万花筒一样看到主要人物不同时期的变化，包括心理与行为两方面，更鲜明地展现人物的根性（难改变的本性）与意识（可完善的属性）变化，展现人物性格在不同情境中的各个侧面，像拼图一样将人物的碎片拼凑起来，使得人物形象生动而个性鲜明。譬如罗斯沃特是个陆军上尉，给比利推荐基尔戈的科幻小说，可能读者会以为他人类社会具有远见卓识，从1948年跳到1964年，我们发现这个军官的信“像个十四岁孩子写的的”，造成了人物性格的强烈反差。
（四）面对无常的“So it goes”
例句：我写作的时候，熬夜熬着熬着猝死了。事情就是这样。
上述例句就具有冯内古特“观念指导语言”的鲜明写作特征。他的语言一直与主人公的态度保持一致，对世事无常看待得不咸不淡，本人则顺势无为。他极力消解死亡的严肃性，在有什么东西毁坏、什么生命逝去时，他就必定补上一句“So it goes”。意味着这就是客观存在，无可避免也无需改变。主人公能够坦然接受这样的观念，是因为虽然他的时空跳跃是不可控的，但他的确有可能去聚焦一些生命中美好的瞬间，若是到了难熬的时段里，保持蠢与麻木也就挨过去了，一切既定，生死有命，生后是死，死后是生。
这种态度，可以看做是比利对“新教”的皈依。在比利认同了特拉法玛多人类似一种“新教”的理念后，他以向地球人传播这种理念为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在对朗福德教授忽视的坚执自我中，看出他的“怯场状态”有削弱的倾向；在广播杂谈的发言与最后演说的“再见，你好”中，显现出他对“新教”的自信，与之前不同，反而展现出一种“控场能力”。这种自信根源于对“新教”的认可，即“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无可改变之物”。一个对生活没有任何信心，甚至根本不想活下去的人，会在“死后”（时空突转到活着的任一时间）在传播这样一种观念里找到生活的永恒价值，不得不让人深思。
但自信不是全部，透过文本也能够在比利心中找到一种悲观的命运屈从感。他理想的墓志铭是“一切曾经美好，没有痛苦”；他看到“上帝赐予我……永恒智慧”，会想起一切都改变不了；看到埃德加·德比心中默默追逐着美国梦的情状，他会叹惋这个人不可避免被行刑队打成筛子。归根到底他只有随机时空旅行的能力，没有定向时空旅行的能力，他依旧不断过着这不能称作幸福的一生，极少的瞬间才能聚焦于美好的事物上。宿命论让他拥有这一切，却也只能屈从于这一切，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命运的悲哀吗？
这样的新时空观叙事探索是为主旨阐发蓄势的，在似乎给小说画地为牢的同时始终确保了这个“牢”是“不该稳定”的，在最后终究不是稳固的观念，在形式上是便于发挥内容的宝具，在内容上是对引发读者思考的形式探索。
四、荒谬回响里的主旨阐发
比利坠机后住院同一病房的历史教授朗福德，从始至终扮演者美国官方权力的象征，明明白白展现了官方对民众态度的三阶段：从一开始对神志不清的比利说“他怎么还不死”，反映美国官方实际不关心弱者，恨不得老弱病残全部自动死亡，不愿承担社会责任的真实形象（疫情已证实）；随后对比利的反复坚持的“在场证明”嗤之以鼻，认为他“得了语言模仿症”，反映了美国官方的自大自傲，认为只有自己有权利“控制真相”，民众不过是一帮傻子，完全忽略了战争中“就在那儿”的目击者对战争的深切感受，只根据官方控制需要披露“有限真相”，以此“防止某些人良心受伤”，用这样的手段伪造出一个伟大国家的形象；最后在朗福德被迫承认比利是个良好的史料提供者后，又生硬地盘问与欺骗他。官方没有办法压制民众的声音时，试图欺骗民众，说“这就是战争”，“必须这么做”，毫无反省之意，毫无人性存在，只有保全官方“明智”形象的考虑，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对战争态度的真相。读过《学会提问》的人都知道，即使是在战争中也完全不可能有“必须这么做”的大屠杀这种事情存在。
在比利战争旅途的终点，在新时空观已经成为他心中的体系时，发生了一件让他主动落泪（而不是战争后遗症）的事情：几个士兵把马当作车使，可没有发现马嘴与蹄伤的很重，每走一步将给它们造成巨大的痛苦。当人类已经不把同胞当成同胞对待，而把同胞当动物来任意折磨宰割，还葆有人性的人见到受难的动物，也自然而然给予了它们人类的同理心。更甚的理解是，一切人对人的宰割，都是“正义战争需要”，为其流泪是要算“叛国”的，比利在这里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为之悲悯的对象，流出了一个正常人在战争里饱含已久的泪水。这是新时空观里固有的痛苦岁月给他积蓄的情感最终爆发，是对战争扭曲人性的深刻控诉，是对人非人现象出现的严肃思考。《五号屠场》的篇首题词，在牛群的哞哞声中把比利当作“圣婴”安慰，而在后文对宗教教徒残暴的原因进行分析，结果是上帝只保护有权势的人免受欺凌。在宗教的消解中，掷地有声地阐明了真理：真正的“耶稣”不在天上，而是在我们每个平凡人心中拥有的对众生的悲悯中。
作者说，全书高潮出现在埃德加·德比被处死。我不同意。尽管我明白他突出的是白玉微瑕的人受到审判后被处死，罪不容诛的人不受审判获得荣耀，以此为高潮，但这只是一个重要的黑色幽默点，这样的点在《五号屠场》中多处出现，作为全书高潮未免不协调。我认为德比之死是一个小高潮，同德累斯顿轰炸与新时空揭示一样，只在全书占据一个小的冲击点。而鸟鸣发问的回响，即一开始他就挑明的最后一句，对读者而言，才是全书真正的高潮。因为一声鸟鸣，平静的质问在结束中撼动了整个新时空观，“战争结束了”“树上正在长出新芽”，看起来颇像下一个可怕轮回的美好开始，一切真的是不可改变的吗？又要回到比利的墓志铭“一切曾经美好，没有痛苦”。这个愿望明明与他的“新教”信念背道而驰，又为什么一直萦绕在他心中以至于成为了墓志铭？他为什么要在为那几匹马儿流泪后，一直保持了流眼泪的“习惯”，不正是说明他依旧在质疑战争吗？只是他所拥有的欺骗性质极强的信念蒙蔽了他这样一个不擅长质疑的人，于是他只好用泪水、用潜意识表露，甚至把质问的情感移情到战后的音调像疑问的鸟鸣上，这才是比利·皮尔格林作为一个普通人对战争真切的感受。就像比利能用“新教”观念与朗福德达成一致所反映的，这个新时空观对于比利而言就是一个思想的囚笼，是让他表面上不再受苦于战争创伤的“精神药品”。只有在强烈的质问中，才能够破除迷信，把战争全部的真相贯通。
处于六十年代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借比利之口无不大胆地预言“1976年美国解体，世界除去一个大患，芝加哥遭到愤怒的中国人的氢弹袭击”，放在今天来看，这完全是与现实不着边际的。那么作者的写作用意在何处呢？难道他真的认为未来会符合自己的预言吗？显然不是。他大致有两个目的：其一，是表明“改变可改变之事物的勇气”，表示他自己并没有认同特拉法玛多的宿命论；其二，是表明自己作为一个美国作家，与美国文化、美国青年、爱国主义站在一起——他自然不希望美国解体，更不希望被氢弹攻击。另在《囚鸟》中，他把美国，只一个真诚的举动、一个可以消弭的误会，竟然会“毁了这的绝望展现得淋漓尽致：哪怕政府高层全部都由最精英的人才(哈佛毕业生)构成个国家多年的信誉”，彻底暴露了美国民主政治的脆弱，作为作家，冯内古特只能提出问题，用浓厚的黑色幽默盖过日益绝望的内心，试图唤醒更多的人。他用《五号屠场》深深的荒诞、悲观的情绪氛围，强烈反战的鲜明主题，试图用一场大屠杀说“不顺乎理智的话”，来引起美国人的反思。最后一声鸟鸣，既是在问比利，也是在问读者，他希望在人还没有被美国的体制同化时，多受自己思想的“荼毒”，认为“无论如何这样都会让世界更加美好”。
附：科幻文学与纯文学
笔者同时爱好科幻小说与纯文学，一直在试图寻找二者贯通的可能性。在读到《五号屠场》时，欣喜若狂，以为找到了二者结合的典范之作。
这个判断是有误的。
刘慈欣在《球状闪电》后记中提到，科幻小说的创作理念核心在于创造一个新概念，让人眼前一亮，感受到科幻作家奇妙超凡的想象力。并且他指出，有时指导实际未来的科幻概念的艺术价值还不如“不可能”的科幻概念（如《球状闪电》中关于球状闪电的宏原子说，理论上成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这部小说带来的冲击力却空前强大，远远超越现在已经有希望实现的概念如“太空电梯”等）。
而纯文学是表现多样人性的，是思想、伦理、认识、审美、语言艺术的融合，融合得越有表达思想的整体性，越具有细节的生动性，越具有人性的普遍性或者可能性等等，纯文学的价值就越高。
《五号屠场》一定归于纯文学。特拉法玛多的“千足虫”概念既不是很夺人眼球的新概念，也并不是它着力表现的中心，只是展现小说内容、写作思想的利器，这点元叙事中作者已经讲明白。科幻元素之于《五号屠场》，只是为它主人公的三观形成与叙述模式提供了可以自由发挥的因头。不过也不得不说它并不只是一个工具，而是切实地深入了小说的底层逻辑，对整体性的破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冯内古特匠心独具的好证据。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科幻元素成就了这部作品，而这部作品并没有在科幻概念上有所成就，并不具有科幻小说的典型特征。牵强地说，也只能算作软科幻。
我们需要两者贯通的作品吗？现在来看，两者贯通的标志将是在冯内古特纯文学写作能力的基础上，加以科幻概念的升华。
为什么《三体》不算纯文学？《三体》很多部分已经脱离了类型化，往严肃领域深耕，这是有目共睹的（获雨果奖已证明）。但它在表露人性上，依然缺乏深度与关注度。并不是说没有深度与关注度，在“无人忏悔”与“雷志成、杨卫宁之死”章节中叶文洁复杂的心理活动与谋杀、背叛行为上，刘慈欣已经做到了超越国内许多前辈纯文学的地步（至少文革墓前的讲话引发反思的深刻程度远远超过《芙蓉镇》的反思程度）。超越时代相提并论当然是谬举，但也说明了问题，就是在上世纪90时代，当文革的深刻反思基本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再提，也是一种贫瘠的表现。
刘慈欣的伟大贡献在于：在崇洋媚外是普遍风气、经济时代大门刚刚开启、“甜美空气”向大陆迎面而来时，在媒体领域的名人、杂志纷纷想象美好的中外关系、外国状况时，刘慈欣作为一名普通的工人，却时时刻刻忧国忧民，把太多太多可能预料的灾难、太多太多的现实与终极问题、太多太多的解决思路，放到了作品里，他完成了对科幻小说家身份的超越，完成了对自己创作理念的超越，其创作从各种角度来看都具有极大的价值，尤其是在深刻的爱国主义理想与爱国主义实践的意识培养方面，只是可惜依旧没有达到纯文学的高度。
当今经济科技飞速发展，异化深入进行。科技越发达，人异化的方式就越是“百花齐放”，人性的困境越是令人发指。在可以想见的未来，科技伦理只需要伦理学、逻辑学等技术附庸——所谓的“新文科”，对人与人文的忽视很可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纯文学与科幻文学的贯通契机也许正在于此。比德累斯顿大轰炸的荒谬、儿童圣战的荒谬更荒谬的事情，也许会催生更伟大作品的萌芽，那么，到底是该祈祷这样作品的问世，还是不祈祷这样作品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