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臣璀璨的北宋仁宗朝,到底好在哪

大家都知道,相较于其他朝代而言,宋朝是出了名的不能打、国力弱。二哥之前讲过,在重文抑武的大环境下,像北宋狄青、南宋岳飞这类 “凤毛麟角”的武将,往往都无法落得好的结局。

但是,另一个方面,北宋初期尤其仁宗一朝,却有着极为豪华的文官队伍。甚至有多达二十几位的名臣良才得以彪炳史册,这一数量在历朝历代中是实属罕见的,甚至超过了极盛时期的汉、唐两朝。

那么,今天二哥就带大家梳理一下,北宋仁宗朝的这些名臣,以及他们能够成为名臣的缘由。

人才辈出的文人气象

关于仁宗朝名臣的概览已有许多文章,二哥再次仅从能臣、文豪和科学家三个方向给大家举例概述。

能臣方面,可以范仲淹、蔡襄作为代表。

范仲淹是典型的一心为公,以天下为己任的耿直。早在仁宗还未亲政之前,范仲淹就敢于冒刘太后的威严而上疏,奏请她将朝廷的控制权还给仁宗,甚至不惜被罢黜官职,这种胸怀和格局可见一斑。而作为北宋书法天团“苏黄米蔡”之一的蔡襄,在政治上的成就也远超他的书法造诣。

蔡襄其人为官正直,所到之处均有政绩,两次知泉州,刚上任就开始整顿吏治、劝学兴善,把管辖内的地区治理的井井有条。其还通过加强的水源利用的管理,解决了泉州的连年干旱问题,于是在治平年间(1064年-1067年)晋江县令王克俊就把“蔡公泉”三子刻在了摩崖上,以作纪念。

文豪方面,自不必多说,晏殊、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人都在这个时期涌现,占了“唐宋八大家”里的大半。

晏殊本出身于平民之家,十四岁以“神童”的身份被举荐至朝廷,经过宋真宗的亲试,赐进士出身。后来晏殊不仅官至宰相,还以词作闻名于世,天圣五年(1027年)他在应天(今南京)做知府的时候,大力扶持应天府书院(或称睢阳书院),与白鹿洞、石鼓和岳麓并称四大书院。

此外,唐宋八大家有五人都在仁宗朝做官,各个都是享誉古今的大文豪。其中欧阳修、王安石等人,除文学造诣颇高之外,同样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科学家方面,有人认为能在宋朝当官的人都是典型的文人墨客,平时只会写词作文,实则并不然。与唐代多以门第出身取进士相比,北宋有很多“草根出身”的进士,这使得朝臣队伍里面出现了一批非常接地气的官员。他们对依托实践的科学技术十分感兴趣,创造出了许多发明。

其中,曾任工部尚书的燕肃就复原了失传已久的指南车(指示方向)和记里鼓车(计算里程);他本人还精通天文历法,制造可以精准计时的莲花刻漏;在出任明州(今宁波)知州的时候,燕肃还绘制编撰了《海潮图》和《海潮论》,较为科学的解释了钱塘江潮的形成原理,真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沈括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中的杰出人物,其代表作《梦溪笔谈》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矿物、军器、水利等多个方面,对北宋之前的中国古代科学成就进行了全面地总结。

宋庆二年(1042)登第的苏颂,曾在宋哲宗朝官至宰相,获得了较高的政治成就。其领导制作的水运仪象台,具备高度的科技含量,具备现代天文台的雏形,后被各国科学家纷纷仿制,奠定了这位北宋时期的科学家在世界天文史上的地位。

人才济济之因果

可以看出,北宋仁宗的朝廷上可谓是人才济济,满朝能人。深究这“百花齐放”现象的形成,大概可以归因于以下几点原因:

官员选择方面,北宋时期的君主针对唐代遗留的积弊甚深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从入宋开始,就严禁“公荐”,摒弃了唐代门第观念极重的举荐机制,这就避免了类似察举一类的选官制度所易导致的门第、朋党现象。

此后,殿试和唱名制度又得以实施,进士及第后都直接成为了“天子门生”,集中由天子调配管辖。此外,宋朝的科举制度还实行了考官锁宿、试卷弥封等制度,大大降低了考官与考生之间串通一气、徇私舞弊的可能性。

加上在此之后进士的“扩招”,大大的激发了民间文人对于“考功名”的积极性,借助相对公平的选拔机制,大批有才华的青年才俊得以脱颖而出、为国效力。

社会时局方面,仁宗时期属于北宋文人政治高度发达的阶段,在此之前的北宋,已历经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结束了与辽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于景德元年腊月(1005年1月)订立了“澶渊之盟”,基本解决了内患和外忧,社会进入和平时期。

文人士大夫们算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适宜的政治土壤,开始茁壮发展。此外,经过建宋以来四十余年的人文涵养的积淀,文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了自己作为政治主体的社会地位,憧憬着与帝王“共治天下”的政治图景。

此后,宽厚稳重的仁宗从刘太后手中接管了朝政,对当时的士大夫而言无疑是“最好的时代”。

君主素养方面,作为宋朝的守成之君,宋仁宗赵祯无疑是促成这一理想文人社会的“催化剂”。

首先,他具备极强的角色意识,贵为天子却懂得珍惜自己,努力让自己的形象能够符合公众的预期。在其在位的四十二年里,帝王常有的人性和无理性格现有表现,几乎不滥用君权,取而代之的则是表现出对臣子极大的尊重。这一点实在是难得,想必需要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欲望才能做到。

其次,他勇于倡导和实施变革,有着极强的历史使命感。他能够清楚的看到北宋国力的积贫积弱,急迫地想要实现富国强兵。北宋的几次著名的变法和革新,都与仁宗朝密切相关。而作为实践改革的主体,当时的文人朝臣们更是把握住了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纷纷为国献策、大展宏图。

最后,与他自身性格的形成与其特殊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守成之君”,早年都经历过一段权欲的空档期,正如明世宗朱厚熜和清雍正帝胤禛,都是有过类似的被压抑或被“闲置”的时期后才得以继位。这使得仁宗皇帝可以更客观的审视自己的君权,处理与臣子之间的关系便也多了一些新的视角。加之其本身能够做到广纳谏言、从善如流、顺应天性自然的宽厚本质,促成了和谐融洽的君臣关系。

总之,北宋时期的人才辈出,是由当时官场体制、社会风气和君主宽仁共同作用的结果。可惜的是,这种风气并未持续很久,之后的宋朝官场再无法再现如此和谐之景象,再次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文人相轻”的朋党政治漩涡中。

参考资料:《宋代社会自由度评估》——程民生 、《论北宋守成之君宋仁宗》——李强

(本文图片源自网络及影视剧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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