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熬一个月后，我终于出院了，但却高兴不起来，可能是因为自己隐隐约约的能感觉到我是回不去学校的，如果说出院能让我欣喜的话，原因恐怕也就是没有护士成天往我手上扎针戳洞洞了。
父亲说我目前的状况难以继续念书，只能选择复读一年，倔强的我觉得复读是件很不体面的事情坚持要办理休学，父亲允诺了。
回家后，虽然每天不用打点滴，但是头发还是在不停的掉，而且父母亲每天给我让我吃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鳖煮着吃、蒸着吃、炖着吃，用蜂蜜把黑蚂蚁搓成球吞下、还有一种骨头长成“V”型的鱼，后来我知道那是蛇，还有鹅的血要让我生喝，因为我实在无法下咽生血还被母亲狠狠的痛骂了一顿，就像我曾经考试失败时那样，在父亲的提议下，鹅血从生喝改成了做血豆腐。
虽然，生活中奇怪的改变很多，但不变的是，父母依然不会告诉我，我得的到底是什么病。我自己上网差找，得知一种叫做“癌症”的疾病在治疗时会严重脱发，并且，这种病在2000年的时候死亡率极高，可以称得上是“死神”！因为没有父母的承认，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患的是癌症，毕竟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感，不痛不痒，但我隐隐约约能感觉得到：就算我得的不是癌症，也应该是某种可以将人致死的疾病！
得知自己命不久矣后我并没有害怕，只是在想：如果我还活着，应该为什么而活？如果某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应该完成哪些心愿？因为身体依然虚弱，我的体力仅够支撑坐起来持续不超过两个小时的时间，而余下的时间我只能躺在床上，不停的思索那个问题的答案，我，要为何而活？又要怎样才能心安得离开这个时间？
正在我进行哲学思考的时刻，父母告诉我一个消息，远在青海的二姐得知我病重，近期要来照顾我，从青海坐火车到沈阳？路途可是遥远啊！
后来，我每在家住接近一个月的时间，都会去医院做一周的化疗，因为药物对人体的伤害很大，所以我的头发也越发的稀疏，直至某天，我也变成了我曾经惊讶的那个小姐姐光头的样子。
细想起来，自己也入院很多次了，第一次住院的时候还是夏末秋初，而现在，已经是寒冬了，这些多次，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元元呢？那可是我曾经最痛苦的岁月里唯一的小伙伴！后来，我从母亲那里得知：元元因为大出血最后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21岁！我想象不到元元的父母会有多么的伤心，把一个一岁的婴孩抚养成双十年龄的少女，她是那么活泼、开朗、乐观、可爱、善良，即便在重症监护室里还在安慰一个比她小几岁的病号妹妹，善良得就像天使一样！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善良的人，小的时候总听长辈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元元姐姐明明是个好人啊！为什么会那么年轻死去？再想想自己，我只有17岁啊！一个17岁的孩子，能做过什么坏事呢？为什么要在这么小的年纪接受如此残忍的煎熬，身心憔悴。
对所谓的至理名言感到疑惑的我找到了妈妈，问：“好人，真的会有好报吗？”母亲很笃定，坚信好人会终得善果，而恶人一定会被惩治，那人们口中的惩治又是什么么？无非就是贫穷、疾病、死亡，“但为什么医院里很多明明很善良的人却遭受着“恶人”的惩治呢？”我不解的问母亲，她却回答不出。
父亲对于同样的问题显然也给不出令我满意的回答，但是，他经常会对我说：“你会活下去，因为，你有一个好爸爸！”如果元元也有个好爸爸，他也会活下去，但她的爸爸太老了，没有能力为她做什么了。
身为男人，父亲更加理智、清醒，他只知道：没有钱，女儿的命就维持不下去!而这，才是真理！所以，他只能拼命的赚钱。
远在青海的二姐一路颠簸乘了近半个月的火车来到了东北，她一步入我房门便抱着我失声痛哭，“我的好妹妹，你怎么这样命苦啊！”而那时，我竟然哭不出来。
也许，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我已经习惯了被认识的、不认识的人描述成“命苦”，并逐渐麻木；也或许，是我终于知道流泪也改变不了什么，我像个写好了程序的机器人一样每天固定要清晨起床，吃第一种药，紧接着是早饭、吃药、午饭、吃药、晚饭、吃药，这还只是简要概括，从我起床开始每隔30分钟就要吃一种药，为了避免过量药物对身体脏器形成的负面损伤，还要定时吃下保护肝肾的食物，如此日复一日，也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与其说我是为了活着而这样做，不如说是为了让父母不伤心觉得我能活下去而这样做。
漂亮的二姐打开行李箱，取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说是给我带了礼物，她笑着打开盒子，那是一款精致的发卡，水蓝色的，晶莹剔透，好似深邃的海洋，几个各式的迷你小海螺镶嵌期间，它真的很美！
二姐正要脱下我的帽子给我戴上美丽的发卡时，她惊呆了，她眼中的我居然是个光头，像尼姑一样。那一刻，她才明白：我即便在家也要戴帽子并不是因为体弱怕冷，而是想掩饰我没有头发的自卑。而我能做的，只是微微一笑，而她的眼，再次浸润了。
那天晚上二姐和我挤在一张床上睡觉，一起回忆小时候的事情，非常的开心。小时候的我很憨很傻，非常不适应东北严寒的气候，走在雪地上总是摔跤，需要有两个大人各拎着一只小手才能勉强走路不摔跤，而她，通常都要很吃力的拽着我的小胖手。
我们共同回忆曾经贫穷但是快乐的生活，我们曾和外婆一起挤在一间小屋里住，天天都要去看邻居家养的小猫；我初中毕业那年，二姐陪我去补课班报名，因为长相格外年轻，比我年长13岁的她还被人误以为是我的同学。我们聊着聊着，不知何时，就睡着了！
[if !supportLists]第二天，[endif]又到了去医院化疗的日子，母亲为我们收拾好日用品准备再次出发。我来到医院，这里的医生和护士已经和我相当熟悉了，毕竟，我当下也就只有这一个圈子。
由于我长期扎点滴，手部的血管逐渐变细，加上药物的刺激，血管也越来越脆，每天早上都有四五个护士围着我轮流对我发起“试探”，又失败了，贴上医用贴纸，按压一会儿止住血再次寻找新的血管儿，给我扎针的护士慌得一头冷汗，而不知何时能摆脱成为“人体小白鼠”的我还得乔装出无所谓的样子，笑着对护士姐姐说：”你不要紧张，我不怕痛的，再好好找找血管儿，一定能找到的。”
因为我表现出的坚强乐观，医生和护士们总是夸奖我很坚强，有时甚至还把我当成了说教其他年长病号的典范。他们这些人怎会理解我的感受？什么坚强？不过是迫不得已，又不能一下子没有痛苦的死去，无力的我还能怎样？
又到了往肚子上扎针的治疗日了，这项极不人道的治疗方式还有个文邹邹的名字——腹针，就是将直径约0.5厘米、长约1分米的金属针管直接扎入腹腔供药，整个过程没有麻药。因为二姐是第一次遇上这种场面，我让她暂时到病房外等等，两名医生拿出联结胶皮管的针管对着我撩起的肚皮开始进针，肚皮被刺穿，我硬咬着嘴唇好让自己不因为疼痛而叫或者是哭出来，毕竟哭也没用。
“扎错了，还得重新扎。”一个医生抽出金属针管，我的腹部开始冒血，我痛得难忍嚎叫了起来，医生迅速贴上一块大号胶布，轻飘飘的说了一句“坚强点儿！”我再也抑制不住长期压抑在心中的委屈失声痛苦，大声嚷道：“你说得容易，又不是往你的肚皮上扎针，而且，还要再扎一针。”二姐在门外听到了我的哭声，夺向门内痛哭流涕起来，她央求医生这次一定要扎好，不要再失败了。我微笑告诉二姐我不痛，早就习惯了，我知道：不是我不痛，我只是不想让亲人心痛。第二次遭罪，可算是成功了，没让我受第三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