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旅游的人，不到长城是不甘心的。生活在北京的人，不经常爬一爬长城是会心痒的。
按照大规模修建年代分类，长城分秦长城、汉长城、北齐长城、明长城。秦长城、汉长城，已存世不多，不论建筑本身还是其包含的历史信息，早已漫漶了。在北京密云等少数地方，号称还有砖结构的北齐长城。如今广泛出现在各种视觉作品中的长城，我们能接触到的砖土结构长城，绝大部分是明长城。
中国人爱长城，因为长城逶迤壮观，而且作为高古建筑遗迹，长城有秦时明月汉时关的诗意。
外国人爱长城，则从民族国家形成的角度，观察长城扮演角色。他们认为，长城是有形的线，将种族、文化、政权的交流、更替勾勒得清清楚楚。作为人类史重要的标志物之一，长城的意义非常重大。
“长城防线”是世界观察中国的主线。从先秦到明末，围绕长城防线，如今我们称之为“中国”的华夏传统聚居区幅员增增减减，在民族融合中逐渐扩大，最终奠定如今版图范围。
所谓的“长城防线”，东起秦皇岛、唐山（卢龙），沿燕山山脉，经过北京北部古北口、居庸关、紫荆关三大关，往西进入山西地界后分岔。
北边一线绕大同盆地的北边沿，经偏关到达黄河几字弯东侧，俗称外长城；南边一线则沿着恒山，经过平型关、雁门关，从大同盆地的西南侧蜿蜒而过，翻过吕梁山后向西北到偏关，在此与外长城会合。
再往西，长城经过陕北神木、榆林、靖边、定边，进入宁夏河套地区，然后入甘肃，把汉朝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串联起来。过了玉门关，就是男人们梦想的西域了。
长城的南边，是农耕文明；长城的北边，是游牧文明。
长城防线基本和380毫米等降水量线一致，后者大概从东北大兴安岭往西南经燕山山脉到张家口，往西南穿越太行山中段豁口，经山西中部盆地进入关中平原，南达秦岭、汉中后，覆盖长江上游。著名的胡焕庸线与之基本重合。
这条线是农业耕作的界线。大多数农作物生长，都需要相当的水热条件，如果降雨量过少，庄稼就难以生长。在没有先进灌溉技术的古代，降水量直接关乎农作物的收成，而农作物需要的降水量底线，就是380mm。古代中国的农业耕种，基本上都是在这条等降水线以南。作为传统的农耕文明，中原政权的实际统治范围也会在这条线以内。
日本学者冈田英弘等在《紫禁城的荣光——明清全史》中对长城有简明的人类学阐述:农耕社会与土地紧密相连，必须定居耕作才能维持运转，如果土地产出稳定，在没有外来侵略的情况下，农耕社会显露出和平、非军事的特征，也不会考虑侵略别人。
游牧民族穿着牲畜皮毛做的衣服，吃的是牲畜奶制品，但却缺少人体所必须的碳水，必须通过贸易的方式，与农耕地区的文明交换谷物，交换需要固定场所，同时必然物资丰富、种类多样。于是，东亚和中亚早期大的城市大多诞生在游牧和农耕文明的交界线附近。
贸易是不稳定的，因为价格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出现价格失衡的情况，贸易会萎缩或停顿。但人不可无碳水，这时，机动性更强的游牧民族就会采取的暴力手段，到农耕地区抄掠。下一步，冲突就会升级为战争。长城是战争的直接产物，成为游牧和农耕的交界线，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在长期的冲突与交流中，长城扮演了“华夏”保姆的角色，也充当了“中国”的监护人。
华夏是种族概念，而中国则是民族国家概念。从上古时代起，中原地区的住民在数千年中只有种族观念而无民族概念。他们多自称“华夏”，认为自处天下之中，所以在这里创建政权后自称“中华”，对待不同其他种族和文明体，只有模糊的华夷之分。
“唐之前近乎古，宋之后近乎今”。唐代安史之乱后，因受安禄山这个“杂胡”欺蒙、祸乱太重，中原知识阶层形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共识。到了五代后期，中原士人对唐末以来唐、晋、汉等连续建立的沙陀政权也有所觉悟和警惕。
这种种族区别意识，是要落在领地上的，而游牧文明体是没有确切的领土界线的，在这段漫长的时期，长城防线就是民族的分野、文明的界线。所以，北宋100多年，长城沿线的燕云十六州，一直是中央帝国胸中块垒。
北宋时期，长城防线尽入游牧民族王朝版图，燕云地区已在契丹王朝治下百年，黄河几字弯内外、河西走廊被西夏事实上占领，在强大的军事、外交压力下，北宋王朝对华夷之别有了切肤之痛，中原地区渐渐有了“汉族”这个民族认同。
于是，北宋开始在北京以南100多公里的白沟河部署塘泺（半深不浅的水塘）体系，在河东（山西）沿北齐长城旧址种植密集的林木，意图迟滞北方骑兵的兵锋；在陕北利用古长城遗迹，封堠（夯土堆）立界、挖掘壕堑，与西夏划定国境线。
有了民族概念，有了物理国境线，汉族的民族国家观念正式萌芽。但那时的长城沿线、桑干河畔的燕云地区，不仅并非宋人想象中那样期盼王师，反而在契丹化程度上远高于辽朝其他地区。
于是，事态成了这样：一方面，汉族的民族自我认同确立并强化；另一方面，国家地理划分又有悖于传统认识，汉族先民河山尽为异国之壤，这种微妙的错位，导致了越来越深入的思考，这时，多民族国家成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中庸答案。更具有包容性、拓展性的“中国”观念于是发轫。
到了南宋时，汉族政权的北界已经被女真族的金朝压缩到淮河以南，距离长江下游只在毫发之间，关中地区、河东地区、淮北地区等汉族核心地区早已纳入金朝版图，中原政权不得已一再向南“转进”，长城防线构筑起来的汉族政权历史版图基本瓦解，游牧文明在地理上已经深入“中华”腹地，大量汉族人口已在游牧民族政权统治之下，双方融合渗透、互相认同，“华夏”向“中国”转变，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到了元代，蒙古帝国的征服将西藏、新疆、东北等地区纳入统治版图，“中国”地域突破长城的框限，急速扩大。其后的明、清两代，“中央帝国”一方面在版图上享受蒙元遗泽，另一方面又始终与北方的蒙古一直纠缠不清。
1368年，明军攻占元大都（北京），20年后，1388年，元帝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之战中被明军击败，曾经定都北京的元朝宣告事实上的灭亡，但纵横蒙古高原的北元政权又应运而生。
1388年至1454年，蒙古瓦剌部崛起，取得了与北元皇帝平起平坐的地位，蒙古高原进入瓦剌时代，特别是产生了也先这位一代枭雄，在对明战争中取得决定性优势。
1454年至1634年，北元正统世系的达延汗一支重振皇权，蒙古各部渐趋统一，俺答汗这位黄金家族的子孙横空出世，打得大漠南边的明朝抬不起头来，北元大有发展成为大帝国的趋势。
正因为从始到终要面对“不灭的元朝”，所以在整个明代，长城一直是中央帝国名副其实的边境线。
明朝初年，明军还有实力出塞扫北、远征大漠，明成祖朱棣亲征时最远到了乌兰巴托附近。可是，历史往往会因为一些偶发性因素而发生巨大转折。1449年，因为蔚县太监王振担心大军过处会伤及乡亲农田的一点矫情，20多万明军在土木堡被5万蒙古骑兵围歼，明正统帝被瓦剌俘去，当了一年多囚徒。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就此放弃成为世界性帝国的梦想，不再计划进攻蒙古高原，而是努力地维持长城防线，仅仅满足于建立一个大区域“王国”。从明正统年间开始到嘉靖末年，明朝用130多年时间对长城进行了超大规模的修缮，与此同时，所有的经济、军事、外交活动，都退回到长城以南。
到了明中后期的时候，吏治腐败、武备废弛，对于北方蒙古，已经处于龟缩状态。1550年，蒙古俺答汗突破古北口，抵达通州后抢掠数日，9月2日包围北京，北京外城百姓惊恐万状，为入城避难疯狂敲打城门，嘉靖帝见状大怒却束手无策。9月5日，蒙古军开始撤退，明军连反击的勇气都没有，尾随蒙古军队却极力避免接触，放任其于9月8日安然返回长城以北，蒙古军在长城上题写诸如“送行辛苦”的文字讽刺明军怯弱，明朝损失人口牲畜超过200万。心里有多恐惧，院墙就有多坚实。想想，这样的长城还真不算是什么体面的象征物。
清朝是从长城上的山海关入关取得天下的，但在长城以北，后金和蒙古帝国还有另一番争夺。建州女真在辽东崛起后，在扩张过程中，与大兴安岭附近的蒙古势力发生冲突，蒙古末代大汗林丹汗试图联明抗金。1632年，林丹汗被后金打败，远遁青海后病亡，长城以北地区被后金彻底掌握。
林丹汗败亡后，一度被驱逐到漠西的瓦剌部再次快速崛起，迅速吞并中亚及青藏势力，发展为准噶尔帝国，与清朝持续对抗了近一个世纪。但准噶尔和清朝争夺的主要区域，在青海、新疆、西藏一带，远在传统中央帝国的疆域版图之外，长城防线位于清朝版图腹地，已经没有任何军事价值。
长城失效了，但帝国版图反而更加广大，乾隆时期，准噶尔最终被平定。天山北和天山南合为一体，成为中央帝国新的省份——新疆。在新统治者看似强大的羽翼下，汉民的抵制意识，伴随着长城军事价值的丧失，一同烟消云散。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了一个自驾旅行者的故事，他从北京出发，驱车数千公里到了甘肃河西走廊，入住酒店后，向前台的小妹打听：听说你们这儿有汉长城，在哪里？对方用看神经病的眼神望向他说：你…从北京…来我们甘肃…看长城？
万里长城就是这么说不尽道不完，让人欲言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