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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分享我关于两个问题的深度思考。
这个思考的起点，还得从一个名字说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窃·格瓦拉”？
2020年4月18日，广西柳州某看守所。
还没开始走“网红”这条路就已经成为著名网红的窃.格瓦拉（真名周某齐），结束了为期4年零6个月的刑期，重获自由。
这是他十数年来第4次入狱，罪名是盗窃及抢劫罪。
据说这一天全南宁市骑电动车上班的人都瑟瑟发抖。
这位其貌不扬的南宁小伙，自2001年至2016年，曾“成功“盗走了一千多辆电瓶车。
江湖人称“十步偷一车，千里不留瓶”。
作为“电瓶车之乡”的南宁，许多人的代步座驾，因不幸被他的金手指选中而“有去无回“，只能走路回家，堪称令电驴一族闻风丧胆的“今瓶没”。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盗窃罪惯犯，却在他刑满释放这一天，迎来了人生中 “最高光”的时刻。
4月18日出狱的当日，数十家网红经纪公司都专程驻守在周某齐家，抢着要跟他签经纪约。
“200万的签约费、综合开发与直播提成”，由远及近的保时捷和玛莎拉蒂的轰鸣声，也让这个落寞的小院落骤然热闹起来，空气中弥散着一股“新贵网红”要登场的暧昧气息。
据荔枝新闻的报道，在周某齐出狱的前一天，就已经有30多家MCN公司在他村子的家里等候了，这群人被安排坐了满当当的七八桌。
还有很多村民、网友通过短视频、朋友圈直播“窃.格瓦拉”出狱的现场，甚至毫不避讳地将之称为“精神领袖”。
重庆某食品公司当天早上6点就到了周家门口，还带了500份印有周立齐头像的海报，称：
“公司出钱，周某齐出人，有钱大家一起赚。”
浙江远道而来的商户在监狱门口没有等到，通过当地出租车找到周某齐家里，称：
“我在监狱门口见不到人，就准备上南宁找。上出租车我一打听，司机就知道了，还说有朋友就是周立齐隔壁村的。朋友有一家专业网络传媒公司，将来周立齐要是愿意过来，我们可以合伙开公司。周立齐出人，我们出钱，赚了钱一起分。”
上门的人摩肩接踵，因疫情防控的需要，村里甚至单独给周家弄了个拜访登记处。
30多家希望签约“窃格瓦拉”周某齐的网红经纪公司中，最高者竟然出价300万签约费。
然而，就在这些人聚集在周家兴奋地攀谈即将到来的巨大流量及造富商机时，周某齐本人正在某派出所民警食堂，吃一顿简单的送别饭。
饭后，考虑到他已经成为全网关注的对象，为确保安全，其中一位民警开车送他回了家，把他交还给了他的亲人。
临了还叮嘱他：
“记得找一份正当的工作，也可以考虑成个家，感受一下人生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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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网络上的浮躁和对他今后去留的关注，却少有人去思考他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周某齐，绰号“阿三”，是一个八零后。
1984年12月27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壮族，户籍所在地为南宁市兴宁区。
小学文化的他，离开校园时年纪尚小，一直在社会上游荡。
没有人带着他学一门手艺，也没人教他做生意。
2001年，17岁的周某齐，开始在南宁街头尝试用自己的“金手指”谋生。
但现代社会不是武侠小说里的江湖，偷盗成性的后果不是成为“盗圣”，而是法律的惩处。
因为盗窃，周某齐于2007年、2012年及2014年三次入狱，分别被判刑九个月、十八个月、八个月。
2015年8月14日凌晨，周某齐最后一次偷电动车。
他和朋友古某、李某在南宁市三塘镇广西九曲湾农场盗走5辆电动车，共计价值人民币10，652元。
由此牵扯出另一个案子。
2014年9月21日16时许，周某齐和朋友唐某在兴宁区三塘镇大乌新村盗窃，其间被发现，在逃离过程中他被抓住，唐某用手上的钢钎威胁被害人，救走周某齐；
但逃离到村后门时，被害人和朋友居然追了上来，周某齐和唐某按捺不住，直接掉头与被害人打了一架，致被害人右后侧肩胛骨受伤。
2015年10月，周某齐再次因涉嫌盗窃罪，被南宁市青秀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时距离他上一次刑满释放，也才过去四个月零3天。
最终，因犯控盗窃罪和抢劫罪，法院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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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在看守所的一段匪夷所思的采访，周某齐的人生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盗窃+抢劫案件，证据确凿，定罪得当，并没有任何好说的。
在看守所里，周某齐，右手被铐在派出所的窗户上，左手时不时拨弄一把卷曲的长发，脸上带着一丝不明所以的笑容，他主动向前往派出所采访的记者打招呼：
“你好啊！”
记者看他这么活泼，于是凑上前去，询问他为什么要偷东西？
他说没钱用嘛，没钱就不能去KTV开包厢玩；
记者问他那为什么不打工挣钱？他说出了以下一段令他迅速红遍全网的话：（以下为引用）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做生意又不会做，就是偷这种东西，才可以维持得了生活这样子。
进看守所感觉像回家一样，我一年回家，大年三十晚上我都不回去。就是说，就平时家里出点事，我就回去看看这样子。
在看守所里面的感觉呢，在看守所里面的感觉比在家里面感觉好多了！
在家里面一个人很无聊，都没有友仔玩，都没有友女玩 ，进了里面去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在里面的。“
记者望着他带着手铐却依然欢呼雀跃地样子，感觉有点无语，遂结束了采访。
这以后，周某齐开始了漫长的4年多的监禁生活。
牢中一日，世上数年。
判刑数年的周某齐肯定想不到，就当他在牢中接受改造的时间里，互联网改变了一切。
短视频、直播网站的兴起，成就了无数网红，网红的流量经济又催生了无数孵化网红的公司。
而周某齐在采访时表现的“天真无邪”表情，以及“绝不可能打工” “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等言论，迅速让他火遍全网，他的形象和言论被网友做成了无数的鬼畜视频，身份也被网友编造出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
更因为酷似拉美革命领袖切格瓦拉的外型，网友们也亲切地将他称为“窃·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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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突然曝得大名的“网红”，仅仅只是猎奇和调侃，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人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和思考，是因为我从他身上想到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一个刚刚刑满释放的盗窃犯获得如此高的身价？以至于能有公司给他开数百万的签约费？
答案似乎很简单，因为流量。
随便打开一个视频网站搜索“周某”“窃.格瓦拉”，很多视频的点击率高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
刚刚出狱的“窃·格瓦拉”还不知道，自己的热度超过了大部分网红，甚至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这么值钱。
当有记者问道，网红公司愿意出100万签约他时，周立齐回复“怎么可能！”
在追问为什么你不愿意后，周立齐只说了一句“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
但少有人想深一层，为什么流量就这么值钱？
因为，互联网打通了人们的注意力直接变现的捷径。
过去的电视广告，从你看到广告，建立品牌印象，再到你去购买相关产品，链条非常长，所需要承担的成本也很高，不是大公司、大资本根本玩不起。
但现在，只要一台手机，流量就可以随时变现。
所以，只要制造了流量就能产生财富，在很大程度上，现在的流量已经近似于传统生产要素里的一样最重要的东西。
互联网时代，流量即资本。
所以，一个流量网红才敢动不动就向苦心孤诣的前辈叫板，才敢随便破坏社会规则；一些网红大V和营销公司才敢无所不用其极地刷下限、博眼球。
还记得马克思曾引用的那段经典名言吗？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你只要想明白了，互联网时代流量所具有的资本属性，就能想明白那些网红营销中种种让人目瞪口呆的操作了。
同时也就想明白了另一个道理，我们为什么不能放纵流量。
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危机，已经让后世的经济学家们达成了一致共识：资本完全不受节制，最后一定是疯狂到毁灭自我。
互联网上的流量同样如此，你指望网络自我净化，网红们都严格自律是不可能的。
有资本的前车之鉴，流量是不能完全交给市场的。
所以人民日报才会发文正告“争抢不打工男，这些公司病的不轻”。
体验过一次出狱高光后，周某齐再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他不会接受传媒公司的经纪约，成为一个“网红”。
“以前说过了不打工，你跟他签约，你就是他的工人，你这个只能说言而无信啊对不对。（假如）什么都是别人说了算，不是一点自由都没有？”
我记得上一个说出不会当网红的“小吴”，最后也没有逃脱真香定律。
巨大利益的诱惑下，有多少人能真正不为所动？
即使他不为所动，他的家里人呢？
这条路的风险在于，他虽然自带流量，但这种负面的流量很难讲能在网络上存活多久。
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别的内容支撑这种流量，很容易火的越快、凉的也越快。
之前的小吴、大力哥、犀利哥，统统没有逃脱这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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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周某齐到底是怎么火的？
这个问题更有意思，因为他直抵每个人的内心。
说白了就是：你为什么会去关注周某齐？
在周某齐的关注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纯粹是猎奇，找乐子，这些人从当年关注芙蓉姐姐、凤姐，到之后关注大力哥、流浪大师沈巍，心态从来没有变过。
闲着也是闲着，就当看个笑话了。
但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特别是最早推崇周某齐的一些人，是觉得周某齐的那些金句触到了他们的痛点。
特别是这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从进入社会开始，我们每个人都像是被抛入了一个巨大的流水线，每个人都被迫要承担自己需要承担的岗位和职责，特别是身处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年轻人，996、007的巨大压力下，所有人可能都在思考，人生何处是个头。
这个时候，有个学历不高、只会偷鸡摸狗，怎么看都是活在社会底层的人，都已经被拷在看守所里了，居然还能笑着说：不愿意打工。
这让多少天天被工作、上司和甲方压榨的职场人，觉得汗颜啊。
周某齐之所以被视作“窃·格瓦拉”式的精神领袖，之所以被很多人追捧，只是因为他的那些言论，说出了太多身处被压抑现实里的人的心声。
想要叛逆，却不敢；想要逃，却偏偏要驻脚。
从“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到丽江开民宿，辞职去旅游，再到“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些年里的网络流行语无论怎么变，反映这种“诗和远方”的内容，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现实已经这么苦闷了，还不允许支持别人吹几句牛逼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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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的问题是，绝大部分人都注定不可能脱离现实的压力。
就像是窃·格瓦拉，之前不愿意打工被人管束，所以只能选择偷盗，而偷盗的结果，就是失去自由的四年。
所有的选择都有代价。
而他的选择并不多。出生在西南省份的普通家庭，家中兄弟众多（有几个哥哥），家长只能供他读到小学毕业，因为眼界和阶层的局限，也没有办法给他进行职业方向的指引，家里更是没有矿业和房产可以继承。
在心智尚未被文明开化、价值观和世界观尚未成型的时候，他就懵懵懂懂地、一头闯进了这个光怪陆离的红尘世界。
而在他所处的阶层中，他能认识的、所了解的“打工者”，很可能是马路清洁工、流水线上的小时工、工地上的搬运工，煤矿里的挖煤工人，甚至是边境上铤而走险的运毒者。
人的本性其实就是好逸恶劳、趋利避害的，窃.格瓦拉，在他17岁简单而蒙昧的内心中简单做过权衡后，做出了如下结论：
“我要自由，我要快乐，不要打工吃苦。”
然而不打工如何挣钱养活自己呢？如何能够跟小伙伴一样可以有钱去KTV开派对，开心的玩耍呢？
他通过观察，好像通过小偷小摸来钱速度又快，又刺激，还可以维持生活。
于是一次又一次他对别人的财物下手了。当被抓进看守所时，其实他内心的快乐应该是真实的，因为他的家庭应该并未给他足够多的指引和陪伴。
甚至很多时候他不愿意回家，觉得“很孤独”，所以他觉得狱警和狱友“说话好听”，“人又有才。”
他一直在靠着本能过活，或许因为家长的认知和指引都有限，除了狱警和民警，好像也没有真正的能够给他、或者曾给过他指引和教育。
如果已经出生贫寒了，还没有机会接受好的教育、没有拥有人生智慧和开阔眼界的长者，对其进行人生方向的指引的话，那么他大概率会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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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很认真的思考过，是否在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资源高度集中的今天，是否小镇青年、农村少年的上升通道，已经被打了个死结？
经过痛苦的观察和深入思考后，我发现，或许80%的人，从出生的那一刹那，很多事情就已经定型了。
我曾在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过一部纪录片，《人生七年》。它完整地记录了英国不同阶层的十四个7岁小孩的人生。
每隔七年，著作方都会重新采访当年的这些孩子，倾听他们的期待和梦想，畅谈他们的现实生活。
7岁时就在阅读《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的精英阶层小男孩，一路接受最好的公学教育，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牛津学习，成为了颇有成就的大律师。
他的朋友圈不乏外交官、总统这样的大人物；拥有美满的婚姻、豪华的带花园的房子，人生可以说是美满惬意。
而在小村庄踩着农场里的泥巴地长大的小男孩，虽然长相可爱、性格活泼，却因为没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缺乏良好的家庭背景。
长大后兜兜转转，从搬运工到失业者，成为了一名流浪汉，住着公屋、困顿且茫然，还好最后侥幸地找到一份社区服务工作。
可想而知，一直漂泊流浪的他，半生茕茕孑立，没有稳定感情和另一半，甚至有一次差点在海边孤独地死去。
唯一实现了阶层逆袭的一个小男孩，也是出生在一个小农场，他从小就喜欢琢磨事物规律，学习成绩也很好。
他幸运地被剑桥大学物理系录取，后来又去到美国知名高校从事学术研究，离婚一次，但是很快就拥有了新的感情，生活也算体面。
看完这部纪录片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命运确实对每个人是不公平的。
茨威格曾说，“命运馈赠的每一份礼物，都在暗地里标好了价格。”
这句话如果放在个体命运的语境中来讲，是能够说得通的，但如果把它放在不同个体的横向比较来看，它显然是完全不成立的。
因为命运对每个人的馈赠的数量和分量，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千差万别。
很真实，也很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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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窃·格瓦拉第4次出狱的2020年4月18号这天，记者依旧对他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
他穿着一件山寨的乔治·阿玛尼T恤，飘逸的长发已经被剪成清爽的寸头，坐在送他回家的车上。
他对记者说：“我年龄也不小了，想回家多陪陪父母……过去的一切都像一场梦。”
“既然一个人心里已经定下来了，那就好好做人。犯了罪，那就要面对现实，法律的制裁，该履行的履行。”
跟几年前的“天真”与跳脱不一样，他的眼神似乎变得坚定，逻辑明确、条理清楚。
4月18号民警送他出狱回家时，曾叮嘱他：
“找一份正经的工作，成个家，也体会下人生的快乐。”
再次刑满出狱的周某齐，终于有了新的选择机会。
有成千上万的粉丝，在期待他能够洗心革面，归园田居，晴耕雨读，成为男版李子柒。
人生最好的事，一是健康，二是自由，三是希望。
而眼下的窃·格瓦拉，好像都有了。
文 | 栩先生 何欣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