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堂中国近代史公开课上，我记得老师曾这样问过我们——买办是什么？老师话音未落，便有几个男同学扯着嗓子喊，“是汉奸”、“是卖国贼”。
（影视剧作品中呈现的买办形象）
诚然，在我的学生生涯中，第一次接触到买办这一特殊阶层时，他的形象便是负面的。这样一种活跃于特殊年代的特殊阶层，是第一批接近并依靠外国政治、经济力量的人群，反之，外国势力的渗入亦是需要买办阶级的帮助，这样说来，造成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局面的原因，自然也少不了买办阶级的牵线搭桥。
一，“祸国殃民”，初始买办印象
回首百年前的中国，当时的国人认为，买办与汉奸是别无二致的，不仅老百姓十分唾弃买办阶层，认为买办是西方商人的“狗腿子”，连一部分社会上流也对他们避之不及，唯恐影响了自己的名誉。
买办是中国前进路上的一颗绊脚石，因为他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是与军阀、官僚、大地主阶级连为一脉的。
如此看来，这样一种自私自利、卖国求荣的阶级，确实是万分可恶，以至于人人喊打的。
但是，单纯将买办归类为汉奸，真的合适吗？
像一直被评价为屠夫的左宗棠，现如今，倒像是人们突然记起了他的功劳一般，处处回荡着赞扬他“消灭阿古柏、白彦虎，收复失地”、“办理福建船政局、甘肃织呢厂”的声音，不仅如此，在以往看来，比左宗棠更要卖国求荣、丧权辱国的曾国藩，李鸿章，人们倒也像是忽然看到了他们的无奈之处一般，纷纷体谅起来了。
其实若是我们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者自居，我们不难发现，分析历史人物是要一分为二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自然都是有功有过的，而买办阶级也亦是如此。
二，“历史悠久”，买办的成长之路
说起买办，我们自然要先从它的出生开始说起。我们熟悉的“小人”形象的买办，大概是鸦片战争前后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但买办的出现，则远远早于这个时间。
其实买办最初是作为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在《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六中就曾记载“光禄寺委用小人买办，假公济私，民利尽为所夺。”的语句，所以我们可以得知为官府采买物品的人群，便可以称作买办。
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买办的身影。在“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一回中，园子中姑娘们所用的头油，桂花钱，就是由外头买办每月总领了二两银钱去添置购买的。
而为我们熟知的，为西方商人服务的买办，那几乎是在新航路开辟之后，在西方殖民势力大张旗鼓四处骚扰时应运而生的。
16世纪初，葡萄牙商人经历重重磨难之后，终于到达了《马可波罗行记》中所说的寸土寸金的中国，他们通过贿赂诱骗的手段，强行霸占了澳门，独揽中国沿海的经济贸易。
（葡萄牙登陆澳门模拟图）
由于葡萄牙商人使用的是殖民侵略的不正当手段，所以当时国人都以和葡萄牙商人做生意为耻，激起民怨的葡萄牙商人，失去了与当时较有地位的中国商人交往的机会，那日常起居、吃穿用度自然十分的不便，所以他们“雇华人为之居间，以洋货携赴内地，易粮食而回。”这便是专为西方商人服务的买办的雏形，但最初时期的买办行为举动仍有一定的限制，在为西方商人提供服务时，是受到清政府的严格管控的。
自此之后，买办逐渐转化专为外国商人采买伙食、经营银钱、出纳杂物的办事人员。
此类性质的买办成熟与发展时期是在19世纪。《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西方人取得了大量特殊的经济权利，但在打开中国市场，开拓自由贸易的过程中，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障碍。
对于一个外国人而言，最先面临的便是两国语言之间的障碍和辨别地理环境的困难，其次，中国的货币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虽然当时中国白银的主要计量单位是“两”，但其具体数值在各地又不相同，如货物开价1两，其实只需付0.97两，但在零售店需付0.974两；付外国关税一两时，需要实际支付1.07两。
不仅在度量衡上有许多的阻碍，在币种方面也有令人头疼的问题，当时中国市场上流通的银元不仅有中国银元，还有墨西哥，西班牙，美国等国的通用银元。更不用提中国市场上还有钱庄和大商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光绪元宝是大清光绪年流通大面值货币之首）
生意场上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在面临着直接同中国商人做生意有较大风险的情况下，中国买办的需求量便日益增加。
在这一段时间里，买办与洋行成为了利益共同体。洋行不仅公开支持、鼓励买办经营自己的生意，有时还以“联营”的形式在资本上支持买办，如天津的宝森永号、琼记洋行等。因为买办富，洋行也会跟着一起富起来，所以买办在获取佣金和特殊权利的同时，洋行也逐步在中国的资本市场里落地生根了。
三，“有功有过”，买办的复杂历程
而买办所做的那些卑鄙之事，也多半是出在买办与洋行相互利用，相互支持的这段时期中。
在道光元年，清廷下令禁止鸦片之后，五怡和这一行商大家族偷偷帮外商将鸦片交易地点从打击鸦片较为严厉的广州内河，转移到伶仃洋和香港地区。
在林则徐严禁鸦片最关键的白热化时期，他采取了封锁义律所住的商馆的手段，限时三天让鸦片贩子交出全部鸦片。但这时的行商却只顾自己利益伙伴的安危，偷偷接济外国鸦片贩子，送去日常所需的粮食和衣物以及其他用品，解决了鸦片贩子的燃眉之急。
（林则徐禁烟场面）
而且当时的许多买办，其政治倾向也是十分危险的。他们被毛泽东主席归类为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被认为是一小撮法西斯主义的无耻政客。
但随着买办阶级实力的逐渐扩大，买办和洋商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就出现了裂痕。许多买办在积累了足够的管理知识和投资资本后，就抛弃了洋商自立门户，有时甚至还会与洋商争夺利益。
并且由于买办与洋商之间存在着“主仆”这一特殊关系，在外国商人盛气凌人的态度之下，饱受屈辱的部分买办阶级，便投身于民族资本家的行列之中，成为了中国民族企业家。
面对这种情况，外国商人那边警铃四起，如1862年的外国人所办的《北华捷报》中，就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外商仍需依靠买办，而买办已不需要依赖外商了。”还有1866年的《海关贸易报告》中，有“贸易的全部利益置于中国人的手中”之句。
在外国商人营业悄然受挫时，中国的买办却悄悄积累了资本与财富。
买办们像是扮猪吃老虎般，在充分了解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近代工业运营模式之后，他们开始悄悄尝试寻找国家的发展道路。
19世纪末，上海建立一“公家花园”（现上海黄浦公园），当时公园规定不准中国人入内，这引起了唐茂枝和虹口医院医师颜永京的不满，在他们的影响下，工部局发布新园规，规定“除西人用仆外，华人不准入内。”
面对这一新规，唐茂枝、唐延枢义正言辞地指出“工部局执行的是纯粹民族歧视的政策，又要考虑自己种族的私利…”，再次重申要求开放公园的立场。
不仅在为国人争夺公共资源的场所里，能看见买办的身影，在1905年轰轰烈烈地抵制美货运动中，朱葆三还作为该运动的发起者，任上海商务总会的会蕫，支持运动的顺利进行。
若是诸君觉得争夺公园，抵制美货，算不得为国为民办的大事，那在政治领域，买办们还现身在近代中国的维新运动之中。1898年，郑观应为支持戊戌维新运动的顺利开展，争取基层群众的支持，在上海创办了《自强报》。
并且“商会”也是由曾任汇丰银行天津买办吴懋鼎所首次向光绪帝提出的，由于他的积极表现和强硬实力，被光绪帝任命为农工商总局三大主事人之一。
维新运动失败后，逃亡在外的康有为还受过买办何东的照顾。
若是说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仍是不触及封建统治根本的变法，那有一些买办就跟随了孙中山，想要推翻现存的封建腐朽的政治秩序，改革不良的社会风气。
《易言》与《盛世危言》这两本书充分体现了郑观应的社会改革理念，他指出，缠足、文盲和残酷刑罚、监禁条件等为社会弊病，还在书中向国人描绘出建立近代工业化与改良法律的改革蓝图。
（郑观应半身雕像）
兴中会这一词想必大家并不陌生，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时，首次会议举办的地址是在买办何宽的家中，何并还被选为兴中会副会长。
在推翻封建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买办也提供了他们的力量，朱葆三就曾发起组织“商界共和团”，帮助革命党在上海的活动，并且参与了策反清军巡防营、吴淞炮台官兵的活动。在此期间，加上捐助、募军、收买等费用，买办总花费了百万元之多，为上海光复、革命成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买办这一阶层是极为复杂的，这群穿着中装，戴着瓜皮帽的人，由于他们的阶级特殊性，他们所倡导的政治理念，在中国人民革命任务没有完成之前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他们特殊的经济利益也使他们的行为具有两面性。
但买办群体之中，也不乏爱国爱民的能人志士之辈，若是后世单纯以汉奸二字来形容买办这一群体，那就确实太片面化了。
参考书籍：
《买办史记》
《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