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的父亲母亲和哥哥姐姐们
父亲白景春，字秀芳，上过四年私塾，身高约一米七五，性格耿直、倔强。继承祖父之长，诚信为本，农商有道，足迹踏遍关里关外。一生勤劳，历尽坎坷。
大概在一九六一年，因为讨要赊欠的几斤菜籽钱，和工作队领导英继后发生争执，后被定性为投机倒把罪，判三年徒刑，二年半释放。
那次争执之后，听说要抓他之前，父亲出逃去我的大姑家，冬天跑路出了一身汗，赤脚趟过山咀子河时，着凉感冒未能痊愈，患上了慢性气管炎。
尤其到了冬天，每天晚上，父亲都咳痰不止。平时大都依靠口服氨茶碱缓解症状。
农历一九七七年二月初七，早晨起床时，父亲一阵激烈咳嗽之后，发生脑中风，半身不遂，再也没有能够起床。
哥哥姐姐为给父亲四处求医，在海岛营子一个私人医生家里，针灸治疗三个月，没有效果。后来回家疗养期间，二姐和三姐悉心护理，尽到了孝心。
父亲卧床近一年，农历一九七八年正月十九日去世，终年59岁。
父亲在朝阳西大营子服刑期间，正在上初中的大姐领着十岁出头的哥哥，带着干粮去探视父亲。因为年龄小，第一次出远门，从凌源换乘火车去朝阳时，在大营子站提前下了车。大姐背着东西，领着弟弟，经过小村庄，穿越谷子地，边走边问，走了几十里，好一番周折。第二天才见到父亲。
后来听说大姐给父亲带去的干粮，都被同一个监舍的人给偷吃了。那个年代，人们都吃不饱，穿不暖，饥肠辘辘的，也不能怪罪偷吃东西的人了。只是可怜父亲不知怎样熬过了那几年。
要不是那次厄运，得了气管炎缠身，父亲应该是长寿的。在我的印象中，不犯病时，父亲的体质是很强壮的。为生计，他好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劲，起早贪黑总是忙个不停。
在冬天农闲时节，他每天天一亮就起床，背上粪箕子出去，捡一两个小时满满一框粪回来后再吃早饭。到了晚上，就开始扒麻（纺绳子用的经济作物）。由于拔下来的麻丝很长，为了防止混乱，他总是站在一个凳子上，进行这项细致的工作，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中间很少坐下来休息。
平日里，则经常到离家八里地远的山咀子集市上赶集，将他准备好的麻丝、菜仔等生活用品拿到集市上交易。虽然很辛苦，但感觉得到父亲赶集做买卖，既有耐心，又有门道，佷快乐。
有一次，父亲赶集回来，在炕上一边数钱算账，一边说，今天集市上小茐子好卖，自己从家里带去的卖完后，时间还早。于是，灵机一动，就到集市的一头又买了一梱茐，拿到集市的另头去卖，散集市时也都卖掉了。
在那个生活物资匮乏的困难年代，父亲做买卖赚些钱，是维持一个八口之家日常生活开支的重要来源。
到了夏天农忙时节，无论多晚收工，回到家后，父亲都要将锄头或是铁锨等工具上的泥土去除干净，整齐地放在指定的位置。
父亲就是这样，无论遇到多少磨难，始终有一股热爱生活，积极乐观的心态。他完整地继承了祖父勤劳向上的精神。相比之下，我的手脚都很懒，远不如祖父辈们勤劳，也没有将他们勤劳的精神传给后人，深感惭愧！
父亲平时对我很严厉。我从来不敢反驳他，也不敢在他面前大声说话。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尽量躲着他。
记得有一年开春时节，乍暖还寒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子，在园子里朝阳的墙根底下玩扑克牌，被拿着鞭子中午下工回家的父亲发现。他高高地举起鞭子喝道：“还不回家！”我低下头，感觉马上是一顿皮肉之苦。但是，他手中的鞭子并没有下落。我等了许久，小心地抬头向墙外看去，看见父亲高大的身影，背手握着鞭子，迈着有力的步伐，向家门口走去了。
父亲在我心中永远是高大威严的形象！
我的母亲白秀荣，梁东北营子人，平时少言寡语，性格内向；一生信佛吃素，生活节俭。母亲一生中生育十个孩子，五子夭折。
土改之后家里生活已经十分拮据。母亲为了养育子女，维持家计，长期省吃俭用，使自己的身体透支太多。在我记事时，母亲已是柔弱多病。
一个这样柔弱的家庭妇女，又受富农成分连累，在文革时期，竟然被打成四类分子。长期忍辱负重，精神上受到了难以复加的伤害。
在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之下，母亲的病情积重难返，只活了五十八岁，就离开了我们。母亲去世那年我十六岁。
为了解脱精神和生活上的巨大压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修行信佛，忌荤吃斋。此世不顺修来世，深信修好积德会有福报。又相信命中注定，凡事从不怨天尤人。
母亲同姐姐们闲聊时经常说，现在的社会多好啊，可不像以前那年代兵荒马乱的。在那个充满红色恐怖、自身受到巨大冲击的年代，母亲对社会、对生活依然充满希望。
母亲和父亲有时也会吵架。父亲脾气倔强，大男子主义，是个无神论者。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和母亲吵起架来，要把母亲印冥纸用的印板给劈了。对于信佛、相信神灵的母亲来说，这个木质印板可是她的命根子。但母亲对父亲的态度也无可奈何，只是生气地说：“你劈吧劈吧！”事后，母亲仍然对我们说：“你爸虽然脾气不好，但支撑着这个家庭，没有他是不行的”。
父亲在朝阳西大营子服刑期间，我们家族里有一个叫小文的哥哥，去探视过父亲一次。母亲经常念叨这件事儿，感觉欠我的小文哥人情，要找机会补上。后来，母亲到底将我家后院墙外面的一棵老榆树，给了我的这位小文哥哥。知恩图报，母亲从来都是这样教育孩子们的。
我对母亲的记忆更多是她生病的情形。我从开始记事的时候，就记得母亲经常犯心口痛病（当时家人这样叫）。每次犯病，疼痛的母亲总是低声呻吟。终于有一次发病后，母亲疼痛难耐，呻吟中从口中吐出一条蛔虫来。从此母亲的胸口疼痛病好了。家里人这才明白，病根是胆道蛔虫。缺医少药的年代，几毛钱驱虫药，就可以很早打掉的蛔虫，竟然上窜到胆囊里，折磨母亲许多年。
由于体质虚弱经常感冒，有一次，母亲感冒引起肺炎未治彻底，每到冬季寒冷就患喘息性气管炎。与父亲的气管炎症状不同，父亲的病主要是咳嗽，吃上氨茶碱就可以缓解症状。而母亲一感冒发病总是严重得多。
大概是1975年晚秋时节，母亲的气喘病又患了。由于哮喘严重，先是到五家子当地的诊所住院。诊断是肺气肿，治疗十几天。出院回家呆一段时间后，病情再次加重。当时父亲不在家，二姐去大姐家了。哥哥同我们商量，决定送母亲去平房子医院治疗。当时，平房子医院是文革时期支援农村医疗，从沈阳医大二院搬迁来的大医院，距离我们家不足百里。
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和哥哥用一个毛驴车，拉着病重的母亲去了平房子医院。途中，躺在毛驴车棉被子里面的母亲说要上厕所。哥哥扶她下车，并搀扶着去了厕所。我在背后看着母亲弓着身子，走路恍惚的样子，忽然感觉到母亲已经老了，她病得很重。此刻，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母亲平时省吃俭用，和声细语的身影。这一天，我好像长大了，想了很多，想到了自己的责任。
在平房子医院，母亲被确诊是肺气肿引发肺心病，需要住院治疗。门诊检查完之后，哥哥身上的钱就不多了，维持不了几天住院费。因此，哥哥派我去几十里外的大西山大姑家筹钱，他自己留下来给母亲办理住院手续。幸好，七、八岁时，父亲带我去大姑家参加过一个表哥的婚礼，还记得去大姑家的大致路径。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出远门。
现在只记得，在大姑家筹到几十块钱后赶紧返回了医院。在大姑家住下没有等情景都记不清了。
哥哥知道我筹到几十元钱回来了，很高兴，说有住院的钱了。
然而，那天晚上，母亲看见房间里暖气上一个临床病人的红垫子，不断地用微弱的声音重复说：“那是咱家的垫子，怎么放那儿了？把它拿这儿来。” 这时母亲已经有些意识模糊。我感觉到母亲的病愈发严重了，自知护理不好她老人家。这个时候应该让三姐赶紧来，她平时与母亲更亲近。于是，同哥哥商量后，第二天，我途步几十里返回家里，更换三姐去了平房子医院。
三姐去医院后，没两天就传回了母亲去世的噩耗。那是农历一九七五年冬月廿四日。这年的清明节与母亲的百日是同一天。
三姐去医院后，我自己在家里住的那个晚上，半夜时分，外屋地的碗架子里发出叮叮当当碗碟撞击的声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吓得用棉被子捂上头，蜷着身子好久才又睡着了。迷信的人一定会说，这是母亲的魂魄回家了。我是个无神论者，我想那个晚上，也许是老鼠在碗架子里寻找食物吧。
母亲在生我大姐之前已经生了四个孩子都夭折了。迷信的人说这是“白虎拦床”。所以，母亲怀上大姐后，有人告诉母亲，应该回娘家住上一段时间，临产前再回家里生孩子。这样可以保住生下来的孩子不会夭折。母亲得子心切，言听计从。临产前一段时间一直住在我姥姥家里。直到感觉要生产了，姥姥家人才让母亲骑着毛驴，由白凤岐表哥护送回家。路途走到一半，母亲肚子痛得厉害。那是腊月初三，正是数九寒天的时候，在长岭梁上，母亲生下了我的大姐。家人接到信儿赶来时，母亲已经用衣襟裹着刚落地还粘着清砂粒的大姐走到长岭梁下面了。为了纪念，母亲给大姐取乳名“长岭”。
大姐学名白桂芝，聪明好学，才貌双全。1965年凌源高中毕业，成绩优异，适逢文革运动开始，受家庭成分影响，未能进入大学深造，遗憾终生。
据说母亲生我的哥哥时，生在厕所里。所以，给哥哥取乳名叫“铁锁”，也是锁住不能夭折的意思。同大姐一样，我的几位哥哥姐姐都因为当时家庭富农成分影响，被剥夺了上中学、大学、参军的权力，只能留在农村种田，失去了个人发展的许多机会。
与哥哥姐姐相比，我是个幸运儿，赶上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大学，参加工作进了城市。
然而，老天是公平的。有一得必有一失，有一失必有一得。哥哥姐姐在农村务农，付出多收入少，日子过的很艰辛。但是，那些年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相比城市略微宽松。他们都生了两三个孩子，儿女齐全，现在都儿孙满堂，其乐融融。
前些日子，孩子们给大姐做八十寿庆。前来祝寿的亲属有一百多人。宴会上，大姐和大姐夫都精神焕发，神采奕奕。曾经的许多遗憾，早已经成为过眼云烟。正如常言所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