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青年与“刻奇”

蒋方舟

蒋方舟/文

---

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文艺活动，是个读诗会。读的是波兰著名女诗人辛波斯卡的诗，参加者大多数是某个专门读诗歌的公共微信账号的声优和听众。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如此文艺的活动，活动之前，我以为人数并不会很多——最多十几人吧，因为辛波斯卡并不是一个非常大众的诗人。令我诧异的是，冬日的晚上，小小的场地竟然挤得满满当当，人群挤在门口探着头。

陌生读者聚在一起去分享一个作者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部作品一旦面世，就成了读者的财产，被读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理解。比如东欧作家只是按照作家的本能书写现实，却被西方理解成政治寓言与符号。而在读诗会，每个参与者都愿意相信自己与诗人有种说不出的神秘联系：“这首诗是为我写的。”

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女性，她专门坐了好几个小时的火车，从外地赶来。她说读诗让自己摆脱出庸常的琐事，希望自己像辛波斯卡一样，面对世俗的荒谬，有一双清亮的眼睛。她说得真诚，读得动情，听者也无不感动。

这是一个不失温馨的晚上，所有人沉浸在同样一种文艺的感动氛围中。但到了最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稍微有点出戏。我有种感觉：任何情感一旦被组织化，就有宗教化的嫌疑。组织中的所有人进入了一种接近幻觉的自我感动，看到谁都亲切，任何一句话都觉得说中了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

我想到了魏晋时候，文人雅士空谈玄学时要服食五石散——也就是嗑药。它的作用是能让人的思维和身体都变得异常敏感，因为需要喝酒来发散药力，所以每个人都嗨赖赖。我还读过一个未经证实的野史，说古人弹古琴前焚香洗手，焚的香就是致幻剂。清醒的时候听古琴声并不悦耳，略有些生涩，然而在致幻剂的作用下，那声音对听众来说宛如排山倒海。如果无法设想其效果，可以想象一下在酒精和大麻作用下听摇滚乐。

人群聚集时去践行一种共同情感时，是需要一些幻觉的。人生中经常有这种时刻，处在群众之中，感情起伏之剧烈仿佛脱离自己的掌控，当回到现实生活，会有恍若隔世之感。

我上一次有同样感觉的场合，是关于台湾女作家三毛的读者分享会。到场的以女性为主，每个人都视三毛为灵魂知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所有人都讲述着关于“心灵与爱”的故事，轻声说着散文诗里才会出现的词汇，让你觉得在这种场合下问旁边人一句“一会儿去哪儿吃饭？”是一件不雅而亵渎的事情。

“刻奇”，这是无需服用的致幻剂，是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五石散。

刻奇（kisch），根据景凯旋在《大众的坏品味》中的叙述，这个词源于德语Kitschen，原义是“涂抹”，指在三明治上抹上一点精美的东西，用来抚慰受到伤害的孩子。本来是用来形容廉价而矫作的艺术品，比如画给中产阶级的风景油画。

后来，米兰·昆德拉把这个词上升到心理学层面，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举了一个经典的例子：“第一种眼泪说：看见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着，多好啊！第二种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 第一种眼泪顶多能被称为“自媚”，或者说有点“矫情”，基本无可厚非；第二种眼泪，就是十足的kitsch了。”

“刻奇”由于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译作“媚俗”而被误会，把它和畅销书、贺岁片、低级笑话、袒胸露乳的女郎联想在一起。其实并不是这样，“刻奇”是很多，是文艺青年聚集在一起，被自己以及彼此感动；也是小众范围内口碑好的艺术电影，是金碧辉煌的土豪别墅，也是刻意朴素简约的艺术住宅。

人人都不能免俗地有着“刻奇”时刻，哪怕你再清醒与警惕。人无法只依靠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地在这个世界上活着，而必须对生活的意义进行包装，对崇高情感（例如集体荣誉、爱国、牺牲）的追求，对美学的向往，对终极目标的想象。因为有这些东西，人更能解释“为什么要活着”。而当我们把它代入日常生活，植入社群，由自我欣赏变成一种群体共鸣，我们就陷入了“刻奇”。

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远离“刻奇”，它并不是一件值得嘲笑的情感。至少，文艺青年因为它而不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