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青年与“刻奇”

蒋方舟

蒋方舟/文


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文艺活动,是个读诗会。读的是波兰著名女诗人辛波斯卡的诗,参加者大多数是某个专门读诗歌的公共微信账号的声优和听众。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如此文艺的活动,活动之前,我以为人数并不会很多——最多十几人吧,因为辛波斯卡并不是一个非常大众的诗人。令我诧异的是,冬日的晚上,小小的场地竟然挤得满满当当,人群挤在门口探着头。

陌生读者聚在一起去分享一个作者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部作品一旦面世,就成了读者的财产,被读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理解。比如东欧作家只是按照作家的本能书写现实,却被西方理解成政治寓言与符号。而在读诗会,每个参与者都愿意相信自己与诗人有种说不出的神秘联系:“这首诗是为我写的。”

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女性,她专门坐了好几个小时的火车,从外地赶来。她说读诗让自己摆脱出庸常的琐事,希望自己像辛波斯卡一样,面对世俗的荒谬,有一双清亮的眼睛。她说得真诚,读得动情,听者也无不感动。

这是一个不失温馨的晚上,所有人沉浸在同样一种文艺的感动氛围中。但到了最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稍微有点出戏。我有种感觉:任何情感一旦被组织化,就有宗教化的嫌疑。组织中的所有人进入了一种接近幻觉的自我感动,看到谁都亲切,任何一句话都觉得说中了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

我想到了魏晋时候,文人雅士空谈玄学时要服食五石散——也就是嗑药。它的作用是能让人的思维和身体都变得异常敏感,因为需要喝酒来发散药力,所以每个人都嗨赖赖。我还读过一个未经证实的野史,说古人弹古琴前焚香洗手,焚的香就是致幻剂。清醒的时候听古琴声并不悦耳,略有些生涩,然而在致幻剂的作用下,那声音对听众来说宛如排山倒海。如果无法设想其效果,可以想象一下在酒精和大麻作用下听摇滚乐。

人群聚集时去践行一种共同情感时,是需要一些幻觉的。人生中经常有这种时刻,处在群众之中,感情起伏之剧烈仿佛脱离自己的掌控,当回到现实生活,会有恍若隔世之感。

我上一次有同样感觉的场合,是关于台湾女作家三毛的读者分享会。到场的以女性为主,每个人都视三毛为灵魂知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所有人都讲述着关于“心灵与爱”的故事,轻声说着散文诗里才会出现的词汇,让你觉得在这种场合下问旁边人一句“一会儿去哪儿吃饭?”是一件不雅而亵渎的事情。

“刻奇”,这是无需服用的致幻剂,是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五石散。

刻奇(kisch),根据景凯旋在《大众的坏品味》中的叙述,这个词源于德语Kitschen,原义是“涂抹”,指在三明治上抹上一点精美的东西,用来抚慰受到伤害的孩子。本来是用来形容廉价而矫作的艺术品,比如画给中产阶级的风景油画。

后来,米兰·昆德拉把这个词上升到心理学层面,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举了一个经典的例子:“第一种眼泪说:看见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着,多好啊!第二种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 第一种眼泪顶多能被称为“自媚”,或者说有点“矫情”,基本无可厚非;第二种眼泪,就是十足的kitsch了。”

“刻奇”由于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译作“媚俗”而被误会,把它和畅销书、贺岁片、低级笑话、袒胸露乳的女郎联想在一起。其实并不是这样,“刻奇”是很多,是文艺青年聚集在一起,被自己以及彼此感动;也是小众范围内口碑好的艺术电影,是金碧辉煌的土豪别墅,也是刻意朴素简约的艺术住宅。

人人都不能免俗地有着“刻奇”时刻,哪怕你再清醒与警惕。人无法只依靠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地在这个世界上活着,而必须对生活的意义进行包装,对崇高情感(例如集体荣誉、爱国、牺牲)的追求,对美学的向往,对终极目标的想象。因为有这些东西,人更能解释“为什么要活着”。而当我们把它代入日常生活,植入社群,由自我欣赏变成一种群体共鸣,我们就陷入了“刻奇”。

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远离“刻奇”,它并不是一件值得嘲笑的情感。至少,文艺青年因为它而不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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