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民居作为古代巴蜀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在独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其风格极富地方特色，自成体系。但在悠久的历史演变发展过程中，又与外界各地有着丰富的文化交流，特别是伴随着历史上的人口迁徒和王朝兴衰更替，反映在民居建筑文化上又表现出与中原及其他地区建筑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多样性特征。
考古学证明，四川盆地也是原始人类的源起地。三峡巫山地区发现距今约二百万年的猿人化石。距今十万年前的“资阳人”，属早期新人类型，说明川西山地一带，已有原始人栖息居住。这些旧石器时期的原始人还只能选用天然洞穴作为藏身之所。到新石器时期，四川省境内已发现原始文化聚落遗址130多处。最有代表性的遗址要算距今六千年前的三峡大溪文化。从其墓葬形制特点分析，可知当时住居呈现出规则的南北向布局。应该说，这一远古时期至少是居住建筑的起源时期。
据已有资料，从古巴蜀文明以来，四川民居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以下这样几个时期。
(一)古巴蜀时期
四川古代文明开化很早，相传夏氏民族即发祥于岷江流域，至今川西北的北川县有“大禹故里”传说。四川古史传说中“蚕丛”、“鱼凫”、“开明”、“杜宇”等开国时代，已有不少营造的实例。从甲骨文记载中可知，蜀在殷商时已是西南的一个大国。蜀国与巴国都曾派勇士帮助周武王灭紂。“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是为史载。
距今三干至四千年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可能就是古蜀国的遗址，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房屋比西安半坡村的浅穴居有所进步。其平面多呈圆形和正方形，小者十余平方米，可能为小家庭居住；大者六十余平方米，可能为母系族长之居或“公所”。房屋分布密集。三星堆文化后期出现长方形建筑和分间及敞门斗处理，可以看出向父系社会过渡的迹象，并开始注意向南的朝向。
成都十二桥商周时期干栏木结构居住建筑遗址的发现，反映了川西平原湖沼地区的典型住居形态，已具有后世四川民居的雏形，充分表现出穴居体系和干栏体系在同一地区综合发展，而又以干栏体系为主的建筑特征。这种架空的住屋适应环境，满足了防潮避水的居住要求。十二桥干栏遗址木梁规整，卯眼几何形状准确，可见其加工制作技术的水平较高。
春秋战国时期，据各地出土的明器陶屋，多呈干栏式形态，但屋顶已出现四坡水的瓦顶式样，其建筑质量和技术水平又有长足进步。
(二)秦汉时期
秦灭巴蜀，并使之作为重要农业经济发展地区，李冰父子兴修水利，闻名于世的都江堰工程至今仍发挥作用。川西平原不仅沃野千里，城市建设也十分活跃。史载“秦民万家入蜀”，大量陕甘一带秦人到川中必带来秦地民风习俗，包括居住形式。其时，成都作为中心城市，则有“仪筑成都，以象咸阳”。据晋常璩《华阳国志》载，秦时成都营建“与咸阳同制”，建筑活动的兴盛可见一斑。至汉，又有文翁兴学倡教，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大大促进了秦汉时巴蜀建筑文化的发展，形成一个高峰。在遗留至今的大量汉阙和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上，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盛况，同时反映出民居发展的概貌和水平。
最为典型的是发掘于成都郊区的一块汉代画像砖，表现出一座四合院的全貌。该宅分“主二副二列院落，形成前庭、后院、杂务、库储四区，功能明确。主轴线行又有前后两院。宅门为悬山式大门，过二门后的内院为主院落，正面厅堂面阔三间坐于台基之上。厅堂系木柱抬梁式结构体系，檩悬山屋面，檐柱上设插拱挑起宽大檐口，庭院周以木构回廊，反映出夏热多雨的气候特点。副轴线也分二院，前院为杂务院，设灶厨及佣居，后院为仓库式储存室，中心是约一方形二层阙式高楼，庆殿屋顶，斗拱檐口，高楼仓储既可防潮，又可兼瞭望防守作用。此种式样大概是近代川中民居多在宅旁筑碉楼的源起。
这一住宅应是一般“士”以下及普通商贾的宅第。从现存汉阙仿木作法来看，秦汉时期尤其两汉以来，巴蜀民居的木结构体系的制作水平是较高的。在川中河谷地带，结合地形则多为吊脚楼民居，据《华阳国志》载，汉时渝州山城“皆重屋累居”，可知近代重庆地区的吊脚楼民居依山面布的壮观景象，早在二千年前已十分普遍。这也可能是川东一带民居的普遍形式。
(三)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四川经济繁荣，文化鼎盛，在全国已颇负盛名。此时巴蜀建筑发展又达到一个高峰，从汉代雄浑、朴实、简练的风格，经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变迁，到唐宋时代，更趋于雄健、成熟、宏丽、明朗，造型风格和装饰手法更为丰富灵巧和精细华富，建筑群体和院落组合更加宏大多变。反映在民居演变上，特别是府第庄园，更有廊庑院庭，重门厅堂，住宅等级制度已十分严格，除此之外，住宅的另一大发展是宅园的兴起。达官贵人大多建造私家园林，池榭亭台、堂轩楼阁、花木山石的布置盛极一时，成为巴蜀园林发展的先声。
据载，成都城内宅园十分普遍。一般宅院也是沿街红杏出墙，如杜甫诗云“花重锦宫城”，川西新繁“东湖”和广汉“琯园”，就是唐代李德裕和宰相房琯的宅园，至今遗址尚存。眉山的“三苏祠”乃宋代大文豪苏轼的私家花园别墅。城市店宅合一的街坊布局在宋代城市建设中为一大特色。伴随着城市商业、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城市走向开放，居住街坊沿街设店。中国第一批纸币“交子”首先行于四川。其宋代“交子”上就有当时市内房台的形象。而广大农村的住宅，尤其山地丘谷河川地区，仍是干栏式吊脚楼民居为多，但楼居规模及建造技术都有很大发展。如《蜀中广记·上川南道》载：“川北板楯蛮，…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干栏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太平环宇》载：“今渝之山谷中有狼倕，乡俗构屋高树，谓之阁栏。”可见这种经济实惠、因地制宜的民居在唐宋仍广为使用。
(四)元明清时期
此时期巴蜀建筑类型普遍增多，建筑规模及数量伴随人口剧增而空前扩大，地方特色独创性和文化融合性增强。尤其是元末明初及明末清初，两次外省大规模移民，即所谓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大量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以至江西、福建、陕西、甘肃等地移民入川，使四川民居文化渗入了各地文化的成分，经长期兼收并蓄、融合发展，一方面逐渐形成远近趋同的特有的“川味”民居风格，另一方面，省内不同移民聚居地区又呈现出各自相异的差别。所谓“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
四川境内地大物博，地形条件、气候条件在川东、川西、川南、川北都不尽相同，因此，民居形制类型变化也就十分丰富。现查，四川明代的民居因战火兵灾破坏只保留稀少，大量的古代民居多为清代所建。犍为罗城镇、资中铁佛镇为明代布局留存实例。古城阆中，巫山大昌镇保存了数目可观的明清民居片区。
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乡场仍有不少优秀的明清民居实例。这一时期民居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类型多样，规模宏大，结合地形的四合院制度日趋成熟，特别是多天井大组群四合院反映了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宗亲社会发展的状况，星罗棋布的农村，场镇的沿街联排，店宅合一的民居逐渐定型并且风格趋同，民居适应地形的方法日益丰富多样。同时，民居的装修、装饰艺术处理也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工艺达到很高水平。
(五)民国时期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外来文化日渐侵入，尤其西方传教士甚至深人到川内穷乡僻壤，兴教堂，造官邸，引进各种西式古典建筑式样，也有的与传统建筑形式结合成“不中不西”的混合式样。在一些开埠城市。如沿江的重庆、万县、泸州、宜宾及成都等城市，外侨定居造了一批西式“洋房”，反映出“殖民风格”特色。
一些达官显贵以“祟洋”为荣，仿西式“公馆”的住宅也出现不少，也有的在保留传统民居式样上加以改造，如广泛使用玻璃，加大门窗，引人西方古典装饰等等。甚至有些乡场也采用西式柱廊拱券方式兴建，较典型的如大竹清河场一条街，全为连续双层拱廊骑楼风格，但其柱式的榨头则革新为灰塑大白菜、南瓜等乡土题材，也别具一格。
这一时期，是传统民居的尾声时期和中西文化交融时期，但保留下来的实物数量也十分丰富，很值得重视并加以研究。特别是抗战时期，又有大量外来人口入川，重庆作为陪都，对近代四川建筑包括近代民居的演变发展，如城市里弄住宅的产生，官僚显贵花园别墅的出现等，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