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在他的音频节目《故事便利店》里讲了尤迪特·海尔曼的《夏屋，以后》，骆将它总结为爱的告白的故事。
《夏屋，以后》是一个嬉皮士团队关系崩塌的故事，也随着关系的崩塌，一些青春梦想的坠落，这个故事仅呈现了斯坦因在找到屋子之后，找到女主，让他去看那个中世纪建筑的故事，女主不以为然。斯坦因就只能独自修缮，不断的给女主寄送明信片，最后，这个屋子就没了以后，他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毁，斯坦因也因此失去了踪迹。
在我看来，这个青春故事伴随了诸多内容，像很多的热血团体一样，一个嬉皮士团体的解体，一段爱的告白，和一个没有未来的“以后”，看似一些关系的继续其实是解体的开始，它像是一个德国版菲斯杰拉德式的幻灭故事，斯坦因以为可以修补守望他给她的，他给他们的理想的屋，理想的乌托邦国度，而实际上，其他人在得过且过的冷漠中让他失去了希望，最终毁灭。
这个故事映射了很多人的青春。
......
夏屋，以后
【德】尤迪特·海尔曼/文 王滨滨 史杰/译
斯坦因在冬天找到了屋子。十二月初的某个时候他打来电话，说：“喂。”然后沉默着，我也沉默。他说：“我是斯坦因。”我说：“我知道。”他说：“你还好吧？”我说：“你有事吗？”他说：“我找到了。”我有些茫然：“你找到什么了？”他不耐烦地答：“屋子！我找到屋子了。”
屋子。我想起来了。斯坦因和他关于屋子的话，逃出柏林，乡村别墅、庄园住宅、农舍，前面种菩提树，后面种栗树，头顶上是蓝天，远处是勃兰登堡的湖，至少三摩尔根【欧洲一些国家的土地面积单位，1摩尔根大约等于0.25-0.34公顷】土地。然后翻地图，做记号，整周整周地在附近转来转去搜寻。每次他回来时，看上去怪怪的，别人说：“瞧这家伙都说些什么，简直是异想天开。”斯坦因不在时，我把这事忘了。连同他一起忘了。
和平常一样，斯坦因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让我又恢复了一点对他的记忆的时候，我就机械地点上一支烟。我犹豫地问：“斯坦因，你买下来了？”他在电话那头叫道：“没错！”然后话筒从他手中掉了下去。我从没有听到他叫喊过。然后他重新拿起话筒，继续叫喊道：“你一定要去看看，你想不到的，屋子太棒了，棒极了！”为什么我一定要去看它，我没有问。我静静地听着，虽然他很久没说话。
“你刚才在干什么？”他终于问道，完全是一副猥亵的口气，声音有些发颤。“没什么，”我说，“我坐在这儿看报纸。”“我来接你，十分钟后到。”他说，电话挂了。
五分钟后他到了。我开了门，好久，他的拇指还按着门铃不松开。我说：“斯坦因，你烦不烦，别按了。”我本想说：斯坦因，外面冻死人，我可没兴趣和你一起出去，滚吧。斯坦因把手从门铃上拿开，歪着头，好像想说什么，却又什么也没说。我穿上衣服，和他出发。他的出租车里有股烟味，我摇下车窗，把脸露在冷空气中。
我和斯坦因的关系——别人所谓的关系——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这种关系没有持续很久，它主要由坐他的出租车构成。我在车上认识了他。他带我去参加一个庆祝活动，在高速公路上他把一盘《飞越美洲》放进录音机里。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我说，现在活动应该转到别的地方去了，于是我们继续往前开。不知什么时候他把计程表关了。他和我一起到了我住的地方。他把他的塑料袋放在我的门厅里，然后住了三个星期。斯坦因没有自己的住处，他带着他的塑料袋在城里穿梭，有时睡这儿，有时睡那儿，有时找不到睡觉的地方，他就睡在车里。他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模样。他很干净，衣着讲究，外表体面。他有钱，因为他工作，但他就是没有自己的住处，也许是他不想要。
在斯坦因与我住在一起的三周里，我们经常开着他的出租车横穿柏林。第一次贯穿法兰克福大街，直至尽头，然后又返回。我们把音乐开得老大，抽烟，在法兰克福大街上来来回回地转了大概一个钟头，然后斯坦因说：“你明白了吗？”
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我感到自己已经被掏空，处于一种少有的飘忽状态。我们前面的马路又宽又湿，刮雨器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擦着。街两旁斯大林时期的建筑巨大、陌生而且美丽，城市已不是我所熟悉的那座城市，它是封闭的、荒凉的。斯坦因说：“像一头巨兽的僵尸。”我说我会明白他的意思，但我刚才已经停止了思考。
那以后我们总是一起开着出租车到处游荡，斯坦因在不同的路上放不同的音乐，在州际公路上放韦恩，在内城街上放戴维·博韦，在林荫大道上放巴赫，《飞越美洲》只在高速公路上放。我们几乎总在高速公路上开。落第一场雪时，斯坦因在高速公路的每个停车处都下车，在积雪覆盖的田野上奔跑，然后很慢地、全神贯注地做一些跆拳道动作，直到我笑起来并且大叫，要他马上回来，我得赶快走，不然就要冻僵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腻了，我把他的三个塑料袋收拾好说，是时候了，他该去找个新的住处了。他道谢后走了。他搬到我楼下的克里斯蒂安娜那儿，然后又搬到安娜那儿，到亨利埃特，到法尔克那儿住，然后到别的地方去了。他和她们所有的人都上床，这不可避免，他相当漂亮，要是法斯宾德【德国著名导演】能看到他那灿烂的笑容就好了。他在这里，他又不在这里。他不属于这里，但出于某种原因他留下来了。他坐在法尔克的画室里当模特，在安娜的演奏会上布置电线，在红色沙龙【柏林著名的文学沙龙】里听海因茨的朗诵。我们在剧院里鼓掌时他也鼓掌，我们喝酒时他也喝酒，我们吸毒他也吸毒。他参加我们的聚会，夏天我们到郊外那些破败的乡村小屋去（他们很快每个人都有了一栋，腐烂的篱笆上胡乱涂了些“柏林佬滚出去”之类的话），他也跟我们一块去。我们中不时会有一个拉他上床，不时会有一个盯着他看。
但我不，我决不反复。我可以说——那不是我的风格。我也想不起与斯坦因做爱是种什么感觉。
我们和他一起坐在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人的花园和房屋中。这儿住着一些工人、小农户、园艺爱好者，他们讨厌我们，我们也讨厌他们。我们尽量避开当地人，光是想起他们就叫人难受。我们和当地人根本没法相处，我们夺走了他们“在自己人中间”的感觉，我们使村庄、田野以及天空都变得走样。我们摆出一副酷毙了的样子到处闲逛，将吸剩的烟屁股弹到他们屋前小花园的花坛上，这时他们立刻有了反应，怒气冲冲。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呆在这儿，我们撕下屋内的墙纸，扔掉塑料膜和胶纸，斯坦因也一块儿干。我们坐在花园里喝葡萄酒，傻乎乎地望着蚊群飞舞的树丛，谈论卡斯多夫【弗·卡斯多夫，德国导演，1992年后成为人民剧院经理。】和海纳尔·米勒【海·米勒，前民主德国剧作家，两德统一后为导演和柏林乐团负责人。】以及瓦维尔齐内克【彼·瓦维尔齐内克，柏林作家、画家、歌唱家及演员。】在人民剧院的最终失败。斯坦因干累了，就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但他没有什么话可说。我们抽LSD，斯坦因也抽。托迪摇摇晃晃地走进暮色中，每个动作都带点“醉了”的味道。斯坦因的微笑有些过分爽朗，然后便沉默。他无法装出我们那种吹毛求疵、神经衰弱、令人厌恶的眼神，虽然他竭力想做到这一点；有时他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是在舞台上表演似的。有一次我和他单独在一起，大概是在卢诺夫村海因策的花园里，其他人都到施佩德看日落去了。斯坦因将杯子、烟灰缸、酒瓶及椅子统统拿开。他做到了。很快我们就忘掉了其他人。“来点萄萄酒？”他问。我说：“好的。”我们默默地喝酒、抽烟，我们对视时，他总是微笑，就这些。
此时，坐在出租车上斯坦因身边，我想：“就这些。”法兰克福大街普伦茨劳方向，下午的交通。天气阴湿而且冷，空气中飘浮着尘埃，我们旁边尽是些瞪着眼睛、傻乎乎的、手指僵直的疲倦的开车人。我点上一支烟，问自己，为什么非得是我坐在斯坦因的身旁，为什么他偏偏给我打电话——因为我是他的第一个？因为他没有找到安娜、克里斯蒂安娜或是托迪？因为她们中没有谁愿意和他一起出去？那为什么我要和他一起出去呢？我无法得出答案。我将烟头扔出窗外，也不理会旁边车上人的评论。车里冷得厉害。“暖气一定是坏了，对吗，斯坦因？”斯坦因没有回答。从那次以后，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一起坐在他的车上，我谅解地说：“斯坦因，是栋什么样的房子？你付了多少钱？”斯坦因心神不定地看着后视镜，闯过红灯，不停地变换着车道，烟都被吸到嘴唇边了。“八万，”他说，“花了八万马克，屋子很漂亮。我已经看过了，我知道——就是它了。”他脸上有些红晕，张开手掌使劲拍打喇叭，超过了一辆公共汽车。我说：“你从哪儿弄到八万马克？”他瞥了我一眼说：“你不该问这个。”我决定不再说话。
我们出了柏林，下了高速公路，斯坦因将车开到国道上。下起雪来了。我困了，每次坐汽车都这样。我盯着刮雨器。外面飞舞的雪片绕成同心圆向我们袭来，我回忆起两年前与斯坦因同车的情形，回忆起那种少有的兴奋、那种无所顾忌、那种陌生感。斯坦因静静地开着车，不时偏过头来扫我一眼。我问他：“录音机是不是坏了？”他笑了，说：“没坏，只是我不知道……如果你还喜欢。”我白了他一眼——“我当然还喜欢。”——然后将一盘卡拉斯【美国歌剧女高音歌唱家。】塞进录音机，在这盘带子上斯坦因曾接连录了二十遍唐尼策蒂【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的咏叹调。他笑了。“你还记得这个。”卡拉斯在唱，时高时低，斯坦因一会儿加速一会儿减速，我也笑起来，轻轻地摸了一下他的面颊。他皮肤比平常扎人，我想：“平常不是这样。”斯坦因说：“看见了吧？”但我看见他马上后悔了。
过了安格尔敏德，他把车从公路上开下来，猛地停在一栋60年代的平房的人口处，我的头差点撞上挡风玻璃。我有些失望，不安地问：“就是它吗？”斯坦因得意地笑了，在结冰的地面上以很夸张的动作滑向穿厨房罩衫的妇人，她刚从房门走出来，身边一个苍白瘦小的男孩抓着她的罩衫。我摇下车窗，听他怎样和颜悦色地、真诚地招呼道：“安德森太太！”——我对他与这种地位的人打交道的方式早就深恶痛绝——又看到他怎样伸出手，而对方并不握住它，只是让一个巨大的钥匙串落到他手上。“没有水，因为冻上了，”她说，“供电线路坏了，但下周他们会接通。”拽着她罩衫的小男孩开始号哭。“没关系。”斯坦因说，然后滑回车旁，站在我摇下的车窗前，优雅而淫荡地转动他的胯骨。他说：“来吧，宝贝儿，让咱们快活一下。”【原文为英文】我说：“斯坦因，别闹了。”我觉得自己脸都红了。那小孩松开妇人的罩衫，有些令人吃惊地向我们走了一步。
“他们原来住在那屋子里。”斯坦因说，一边重新点燃发动机；他将车头调向公路，雪现在下得更密了，我回过头去看着妇人和小孩站在被照亮的门框中，直到拐弯之后屋子消失不见。“他们很恼火，因为一年之前他们就必须搬出去。但不是我要他们搬走，是多特蒙德的房主。我只是将它买下而已。其实，我可以让他们住在里面。”我不动声色地说：“他们很恶心。”斯坦因说：“恶心什么？”然后将那串钥匙扔到我怀里。我数了一下，共有二十三把钥匙，有很小的，也有很大的，都是些极老的带有漂亮弧形手柄的钥匙。我小声地边数边唱起来：“马厩钥匙、阁楼钥匙、大门钥匙、谷仓钥匙、上房钥匙、挤奶房钥匙、信箱钥匙、地窖及花园大门钥匙。”我突然——尽管我并未真正希望过——明白了斯坦因，他的兴奋，他预先得到的快乐，他的激动不安。我说：“我们一起来这儿真好，斯坦因。”他避开我的眼光，说：“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从阳台上看太阳从教堂后面落下去。我们很快就到那儿。安格尔敏德后面是卡尼茨，而这屋子就在卡尼茨。”
卡尼茨比卢洛夫、特姆普林、舍恩瓦尔德【卡尼茨、卢洛夫、特姆普林、舍恩瓦尔德以及前面的安格尔敏德、施佩德都是柏林附近的地名。】糟糕。灰色、低矮的房屋立在弯弯扭扭的公路两旁，许多窗户前有用木板隔开的房间，没有商店，没有面包师，没有旅馆，风雪更加猛烈了。“斯坦因，这儿雪更大。”我说。他说：“没错。”那口气好像是他买屋子时连同风雪一起买下来了。路的左边出现了村里的教堂，它很美，红色，还有一个圆形的钟塔，这时斯坦因弄出一种奇怪的嗡嗡声，像夏天里的窗户上撞来撞去的一只苍蝇。他将汽车拐到一条较小的横道上，停下来，同时以一种加强效果的姿势将手从方向盘上拿开，说：“就是这儿。”
我看着车窗外想：“又开了五分钟。”那屋子看起来好像随时可能无声无息地坍塌。我下了车，轻轻地关好车门，生怕任何一点震动都会让那屋子无法承受，斯坦因也是踮着脚尖跑向那屋子。这屋子简直就是一条船。它躺在卡尼茨村公路边，像一艘年代久远的搁浅的宏伟的船。这是一栋很大的两层楼的红砖农舍，它的双坡屋顶只剩下一副骨架，两侧各有一个木制的马头，多数窗户的玻璃都已不存在。歪歪斜斜的阳台全靠密密的常春藤固定着，整墙上有一道拇指宽的裂缝。屋子很美。它就是斯坦因说的那屋子。一座废墟。
当斯坦因试图将大门上面“此屋出售”的牌子摘掉时，门哀叹一声倒了下去。我们踏着门板走进去，然后我站住了，斯坦因的表情令人吃惊，我看见他消失在阳台的常春藤后面。一转眼，一个窗框倒了下来，斯坦因那张兴奋的脸出现在一块破玻璃的碎片之间，被一盏煤油灯照得发亮。
“斯坦因！”我叫道。“快出来，这屋子要塌了！”
“进来！”他喊，“这是我的屋子！”
我匆匆地问自己为什么这家伙这么镇静，于是跌跌撞撞地穿过那些垃圾袋和废铁堆走到阳台上。阳台的地板呻吟着，常春藤立即吞没了所有的光线。我厌恶地将常春藤推开，然后斯坦因冰冷的手将我拉进屋里。我紧握着他的手，我渴望他的手，我突然害怕再失去他，特别是他那盏小煤油灯发出的光芒；斯坦因轻轻地哼着，我也跟着他哼。
他敲掉了花园中所有的窗页，透过红色的门板碎片我们看到了最后一丝阳光。在我夹克口袋中晃动的那串沉甸甸的钥匙其实根本就用不着，所有的门都开着或已不存在。斯坦因的眼睛闪闪发亮，他向我展示屋里的每一样东西，描述着，有时屏住呼吸站到我面前，想说什么，却又什么也没说，然后又拉着我继续走。他不时抚摩一下楼梯的扶手或门把手，敲敲墙，扯下墙纸并惊奇地发现下面显露出来的满是灰尘的墙壁。他说“看见了吗？”或“感受一下！”以及“你觉得如何？”我并不需要回答，他只是自言自语。他跪在厨房的地上，用手擦地板上的污物，一边继续自言自语，我始终紧紧地抱住他，我自己已经不存在。墙上有年轻人留下的标记——去她那儿，放飞你的风筝【“风筝”一词在德文中本意为“龙”，“放飞”本意为“使升起”，此句在德文中可作双关理解】。我在这儿，马蒂斯。不冒险，就没有乐趣。【原文为英语】我说：“去她那儿，放飞你的风筝。”斯坦因猛地转过身来对着我说：“什么？”我说：“没什么。”他伸出手紧抓住我的双臂，将我拖近他，一脚将后门踢到院子里，让我站在一小级台阶下。“就这儿。”
我说：“这儿干什么？”
“什么都干！”斯坦因说。我还从未见他如此不知羞耻过。“湖，勃兰登堡的栗树、三摩尔根土地，你们可以把你们那些该死的神仙草【指一些具有麻醉性的植物】种在这儿，还有蘑菇、大麻什么的。有的是地方，明白吗？有的是地方！我在这儿给你们办一个沙龙、一间台球室和一间吸烟室，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屋后有张大桌子可以吃东西，然后可以起来跑到奥德河边享受可卡因，直到他妈的脑袋炸开。”他猛地将我的头扭向外面的田野，外面很黑，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我开始发抖。
我说：“斯坦因，别这样，放开我。”
他放开我。他沉默，我们彼此凝视，喘着粗气，差不多以相同的节奏喘息着。他慢慢地将手放到我脸上，我颤抖了一下，避开了。他说：“好了。好了，没事了，OK。”
我静静地站着。什么也不明白。我似乎隐隐地明白了些什么，却又无法深究。我筋疲力尽，十分虚弱，我想到其他几个人，感到一阵短暂的愤怒，她们竟然让我一个人来这儿，自己却一个都不在，克里斯蒂安娜不在，安娜不在，海因策不在，没有人能在斯坦因面前保护我。斯坦因用脚在地上擦来擦去，说：“对不起。”
我说：“没关系。我没事了。”
他握住我的手，他的手现在温暖而且柔软，他说：“你看，太阳已经落到教堂后面去了。”
他在阳台上擦掉阶梯上的雪，让我坐下。我坐下了，冷得要命。我接过他为我点燃的烟抽着，愣愣地盯着教堂的钟塔，那后面太阳早已落下去。我有种负疚感，觉得自己该说点什么有关未来的、乐观的东西。我感到自己有些混乱，我说：“我想夏天的时候把阳台上的常春藤弄掉。不然我们坐在这儿喝酒时，什么也看不到。”
斯坦因说：“没问题。”
我敢肯定，我说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听见。他坐在我身旁，看起来很疲倦，眼睛盯着空空的、雪白的、冰冷的道路。我想念夏天，想念在卢洛夫村海因策的花园里的时光，我希望斯坦因还能再次那样看着我，就像他当时看着我那样。为此我恨自己。我说：“斯坦因，说点什么好吗？或许你可以随便说点什么？”
斯坦因将烟灰弹落到雪地上，并不看我，说：“我不知该怎样说。这里只是一种选择，许多选择中的一种。你可以接受它，也可以不理会它。我能接受它，也能够终止或离开。我们也可以一起接受，或者相反，就像我们彼此根本不认识一样。这并不重要，我只是想展示给你看，就这么简单。”
我说：“你花了八万马克，就是想向我展示一种选择，许多选择中的一种？我没有理解错吧，斯坦因？为什么要这样？”
斯坦因没有回答，他向前倾着，使劲地望着公路。我顺着他的目光向前望去，公路一片朦胧，雪反射着最后一丝光线，显得十分耀眼。公路的另一侧站着一个人。我眯起眼睛，站起来，那身影大约离我们有五米，它转过身去跑进两栋屋子间的暗处。只听见一个花园的门啪地响了一声。我确信这就是安格尔敏德的那个小孩，那个抓着妇人罩衫的、苍白的、傻傻的小孩。
斯坦因站起来说：“我们走吧。”
我说：“斯坦因——那孩子，安格尔敏德的那小孩，为什么站在路上盯着我们？”
我知道他不想回答。他为我打开车门，我站在他面前不动，等待着，想发生点什么，一次抚摩、一个手势。我想：“你无论如何还是会和我们待在一起。”
斯坦因冷冷地说：“谢谢你陪我到这儿来。”
于是我上了车。
回来的路上放的是什么音乐，我已记不起来。接下来的几周我很少看见斯坦因。湖上结冰了，我们买了冰鞋，举着火把穿过树林去滑冰。我们听海因策的Ghettoblaster【一种音量很大的手提式轻便录音机】放出来的保罗·康特【保罗·康特，爵士乐乐师、律师，1937年生于意大利】，吸着“狂喜”【一种合成麻醉品】，朗读布雷特，伊斯顿·埃里斯的《美国疯子》中最精彩的部分。法尔克吻安娜，安娜吻我，我吻克里斯蒂安娜。斯坦因有时也在，他吻亨利埃特，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就看着别处。我们尽量避开对方。他没有向任何人说起他买了屋子的事，他也没有向别人谈起和我一起出去过。我也没有和别人说这些。我没想过那屋子，但有时当我们坐他的出租车回城时，我们将冰鞋和火炬扔进他的行李箱里，我发现里面有些屋顶油毡、墙纸及墙漆。
二月里托迪滑冰时掉进了冰水里。海因策穿着冰鞋飞驰过冰面，高举他的火炬叫道：“我们享受着怎样的欢乐！那是怎样的愉悦！我无法言述！”他完全醉了，托迪在他后面滑了过来，我们叫道：“托迪，说：醉了！说呀！”然后听见咔嚓一声，托迪消失了。
我们静静地站着．海因策张大着嘴在冰上拐了一个大弯，冰面呻吟着，从火炬上滴下的蜡油发出吱吱声。法尔克跑了出去，在冰上踉踉跄跄，安娜扯下自己的围巾，克里斯蒂安娜则很蠢地用手捂着脸，细声尖叫着。法尔克匍匐在冰上，海因策已经看不见了。法尔克大声地叫托迪，托迪应了一声，安娜将她的围巾扔过去，亨利埃特抱着法尔克的脚。我则站着不动。斯坦因也站着不动。我接过他为我点燃的烟，他说：“醉了，”我说：“好冷，”我俩都笑起来，笑得都直不起腰来，最后倒在冰上，泪流满面；我们一直在笑，无法抑制，当他们把托迪拖上来时我们还没停住。托迪又湿又冷，浑身发抖，亨利埃特说：“你们俩是不是疯了。”
三月份，斯坦因消失了，他没在海因策的三十岁生日派对上露面，也没参加克里斯蒂安娜的首场演出和安娜的音乐会。他走了。亨利埃特愚蠢地不经意地问起他到哪儿去了，他们都只是耸耸肩。我没有耸肩，但我沉默着。一星期后来了第一张明信片。那是一张卡尼茨村教堂的照片，背面写道：
屋顶已经密封好了。那孩子在擦鼻子，也不说话，他老在那儿。阳光是有保证的，如果没有太阳，我就抽烟。我种了些东西，到时候你可以吃。如果你要来，我就砍掉常春藤，你知道，钥匙一直都在你那儿。
此后总是定期地来一些明信片，而我也总在盼望着。如果它们迟了一天，我就会很失望。那通常是一些教堂的照片和四五行字，像一些小小的谜语，有时候很美，有时候费解。斯坦因总是写：“如果你来的话……”他不写：“我要你来。”我决定等到“我要你来”这句话再出发。五月没有了明信片，但来了一封信。我仔细地看着信封上斯坦因那硕大的、不流畅的字迹，爬上床回到法尔克身旁，撕开信封。法尔克还在打鼾。信封里有一篇从《安格尔敏德报》上剪下来的文章。斯坦因在背面很潦草地写上了报纸的日期。我推开法尔克热烘烘的身体，把那张纸展开：
地方消息：
周四夜里卡尼茨村的一座前农舍烧得只剩下了墙壁。屋主，一位柏林市民，半年前刚买下这栋建于18世纪的屋子并重新进行了装修。据报道，自事故发生后此人便失踪了。事故原因尚不清楚，警方不排除有人纵火的可能。
我读了三遍。法尔克在床上动来动去。我的目光从那篇报道转到信封上斯坦因的字迹，然后又回到报道上。邮票上的印戳标记的是斯特拉尔松。法尔克醒了，漠然地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抓着我的手腕，带着令人厌恶的蠢人的狡猾问：
“那是什么？”
我把手拿开，跳下床说：“没什么。”
我走进厨房，足足有十分钟呆呆地站在灶前。灶上方的钟发出嘀嘀嗒嗒的声音。我跑进后面的房间，拉开写字台抽屉，将这封信和其他明信片以及钥匙串放在一起。我想：“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