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北京城里同交心,南京故都再传教

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武宗遣御史杨一清和“八虎”之一的张永去平定安化王朱寘鐇叛乱。在杨一清的诱导下,张永在平定叛乱之后,向武宗揭发了刘瑾17条罪状。武宗皇帝将刘瑾拘押,在查抄其家的时候,搜出了很多僭越的器物和惊人的金银财宝。当得知刘瑾罪行属实后,武宗为了解心头之恨,将刘瑾凌迟处死。

刘瑾倒台后,很多受到过刘瑾打击的官员又重新聚首京师。正德五年八月,刘瑾被诛。九月份的时候,王阳明就到北京朝觐。朝觐就是每三年进京面见皇帝,并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察,以做出升迁或贬谪的调动。王阳明通过水路、陆路迅速北上,仅仅用了一个多月就到了北京。

此次朝觐在正德六年(1511年)正月才正式开始,王阳明如此迫不及待地进京,主要是为了相会数年未见的好友。湛若水作为王阳明的知音,将王阳明迎接到京师大兴隆寺居住。大兴隆寺是在英宗朝由太监王振主持修建,本是想为英宗个人祈福,不想第二年就发生了“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虏,王振死于乱军之中。大兴隆寺虽然没有给英宗和王振祈来福,却为京城的文人商旅提供了一个好去处。

王阳明在北京讲学时的地点就是大兴隆寺,住宿在这里可以回顾过往讲学的风采。在大兴隆寺,王阳明经过致仕的户部侍郎储巏的引荐,与时为后军都督府都事的黄绾相识。储巏是成化二十年(1484年)的进士,到武宗朝时已经历任太仆寺卿、佥都御史、户部侍郎。因为不满刘瑾专横跋扈的行径,他在正德五年(1510年)春致仕。虽然之后刘瑾被诛,朝廷要召回储巏,但他仍然辞不就职。因为佩服王阳明的才学,他特意将好友黄绾引荐给王阳明。

王阳明与黄绾二人论道颇有同论,境界却是不同。黄绾虽在都督府,却并没建立功勋,对大道通明,也只是纸上谈兵。王阳明却是经过了数年官场的历练,特别是经过贬谪龙场后,更是由患难中顿悟了圣人之道。因为与黄绾投缘,王阳明将其引荐给湛若水,共同论道学习。

还没有等到朝觐,吏部的调令就来了。王阳明由庐陵任上调到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任主事,算是一个不小的升迁。只不过王阳明又要远离北京到南京任职,这是湛若水等人万万无法接受的。湛若水让黄绾利用与吏部尚书杨一清、户部侍郎乔宇的关系,为王阳明周旋。王阳明终于如愿以偿,在正德六年(1511年)正月又升迁为吏部验封司主事。

吏部总共有四个司,按地位高低分为:文选司、验封司、稽勋司、考功司。司的长官为郎中,副长官为员外郎,其属官有主事、令史、书令史等。文选司掌考文职之品级及开列、考授、拣选、升调、办理月选;验封司掌封爵、世职、恩荫、难荫、请封、捐封等事务;稽勋司掌文职官员守制、终养,办理官员之出继、入籍、复名复姓等事;考功司掌文职官之处分及议叙,办理京察、大计。

正德六年二月,王阳明为会试同考试官。时为吏部郎中的方献夫自恃才学非凡,到大兴隆寺与王阳明论学。在王阳明渊博的知识、精辟的言辞面前,方献夫感到万分羞愧,便拜王阳明为师。王阳明在此期间继续在大兴隆寺讲学,重点讨论了朱陆之异,表达了尊陆非朱的意思,在京城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正德六年十月,王阳明升为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好友湛若水奉命出使安南(越南古称,包括现广西一带),暂时与王阳明别离。王阳明一生寻寻觅觅才得到湛若水这个知音,如今却又别离,顿感个人势单力孤。王阳明心知单凭自己一人不能将圣人之学发扬光大,因此而为湛若水作《别湛甘泉序》。

在《别湛甘泉序》中,王阳明对圣人之道的嬗变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

圣人之道的消匿。颜回死后,圣人的绝学灭亡。虽有曾子得道传给孟子,圣人之道却自孟子后沉寂两千余年。到了宋代,周敦颐与二程重新解读圣人经典,参悟圣人之道。然而,对圣人的经典著作解释越多,圣人之道就越模糊不清。随着佛老的盛行,儒家的独尊地位已经受到了威胁。当世人虽然都读孔孟的经典,好像是得到了圣人之道,其实仍然困顿于那些注解者的思维中。

圣人之道被肢解。宋儒在研究孔孟之学的过程中,不从整体入手,而是钟情于只字片语的解说。一叶障目、管中窥豹的意味可以想象,从而对圣人之道的理解走上了歧途。这些研究者只不过是用圣人的言辞来佐证自己的思想,并非是由圣人之道本身出发。就像我们过分地将科技发明附会到古人的聪明上一样,臆断的成分过多,就改变了最初的味道。明代沿用朱熹对四书五经的注本,受到朱熹臆断之说影响最大。

圣人之道与佛老迥异。宋代之所以又出现了一次中国思想史上的高峰,与佛老在中原的传播不无关系。佛教和道教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开始与政治结合,得到了很多统治者的宣扬。在唐宋的时候,佛老已经成为与儒学相抗衡的学术。宋代的儒者为了挽救思想信仰上的颓势,不得不为儒学注入新的活力。为此宋代形成了其特有的理学,是以儒学为主体,兼收佛老的思想。在圣人之学中,儒学才是根本,虽然在某些地方与佛老契合,但却是迥然不同的。很多人在儒学中寻求不到圣人之道,就悲观地转向了佛老。

王阳明自幼在儒释道之间穿梭,对圣人之道已经有所参悟,能更清楚地看到明朝的学术弊端。只不过要矫正明朝的学术歪风,以王阳明一人之力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知己的相助。可是湛若水就要离开了,他内心未免显得异常空虚。就在这年年底,方献夫也因病回到了西樵,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隐居生活。至于黄绾,则在第二年告病回到浙江黄岩。王阳明在北京的好友都散去了。

正德七年(1512年)三月,王阳明升任吏部考功司郎中。王阳明并没有因为诸多朋友的离京而放弃讲学,反而将更多的热情投入到讲学上。有穆孔晖、顾应祥、郑一初、方献科、王道、梁谷、万潮、陈鼎、唐鹏、路迎、孙瑚、魏廷霖、萧鸣凤、林达、陈洸、黄绾、应良、朱节、蔡宗兖、徐爱等爱徒的陪伴,王阳明似乎又有了底气。

王阳明只不过是个吏部考功司郎中,在京城中大张旗鼓地讲学,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非议。更何况王阳明的很多学问都是直指朱学的要害和明朝学术流弊,这让当权者非常担忧。为了阻止王阳明继续蛊惑年轻的学子们,朝廷决定对王阳明进行柔性制裁,那就是明升暗降。在正德七年(1512年)十二月,王阳明被任命为南京太仆寺少卿。因为徐爱接受吏部考核后升任南京工部员外郎,所以师徒二人一同南下。

徐爱既是王阳明的妹婿,又是王阳明最早招收的弟子。徐爱最大的特点并非聪慧绝顶,而是善于揣摩王阳明的心思。很多圣人回答弟子的问题从来都不会直接回答或者详细解说,而是希望弟子们自己顿悟。徐爱总是能从王阳明的讲话中抓住很多寓意深刻的话语,成为王阳明学说最明晰的解说者。王阳明与徐爱犹如孔子与颜回,有着惺惺相惜的师徒情谊。

在北京讲学的时候,王阳明就以批判朱熹等宋儒为主,特别是对朱熹注解编纂的四书五经大加批评。在陆九渊与朱熹之间,王阳明最终选择了陆九渊,其意图就在于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通往圣人的道路。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阳明要想否定朱熹,就得从朱熹的经典著作入手。王阳明首先让徐爱背诵《大学》,徐爱不知王阳明何意,就背了起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果;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王阳明特意点出徐爱读“在新民”读错了,可是明朝所用朱熹版本的确是“在新民”。王阳明说程颐和朱熹错了,而且错得离谱。

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其中的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程颐将亲民改为新民,朱熹还错误地沿用。用第二手资料难免有错误,更可恨的是朱熹还将原有的文字分割解释,掺杂了很多自己的思想,将圣人之言改得面目全非。其实在《礼记》的旧本中就有对大学之道的记载,一味地遵循朱熹的解释,只能是误入歧途。

王阳明的论学是让学生打破对权威的崇拜,在思想上得到真正的解脱。徐爱从小读的就是朱熹注解的四书五经,早就将二程、朱熹奉为圣人。在他的心中,从来没有怀疑圣人之言的想法,只是遵从。王阳明所说的“格物是诚意功夫,明善是诚身功夫,穷理是尽性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约礼功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让徐爱的思路大开,不禁对王阳明更加钦佩。徐爱将王阳明的论断记录下来,并收录在《传习录》中,犹如孔子之徒所集成的《论语》一样。

起初徐爱以为这是王阳明凭空而思所得,之后才了解到这是王阳明经过谪居龙场后所悟到的。经过实践得到的很多论断,都会有很多旁证,比凭空的思想构架更加具有合理性。学为实则用,如果不能将所学的运用到实践中,那这种学问就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很多能工巧匠的绝学都失传的一个缘故。

王阳明和徐爱二人没有直接上任滁州,而是绕道回余姚老家。正德八年(1513年)二月,他们到达了余姚,与父亲王华、祖母岑氏相见。王阳明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激动,流下了泪水。在家中居住多时,王阳明唯一感到压力的就是父亲和祖母催促子嗣的问题。王阳明已经42岁,和诸氏结婚也已经25年,却连个孩子都没有。在那个时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弄得王阳明甚为头痛。

王阳明无子的原因有很多,大概包括以下几个原因:一、王阳明和诸氏两人中有一人生理上没有生育能力,或者两人都没有生育能力;二、王阳明和诸氏在心理上有太多压力,导致诸氏不能怀孕;三、王阳明为官在外,很少与诸氏团聚,影响了延续子嗣。因为王阳明没有子嗣,诸氏内心的压力也特别大。在古代,一般都怀疑女人没有怀孕的能力,会催促男人娶妾来延续子孙。王阳明觉得新婚之日夜宿铁柱观很对不起诸氏,所以一直都没有娶妾。

这次省亲,王阳明决定多停留数月,好在江南各地游览一番。在黄岩养病的黄绾曾与王阳明相约游黄岩。黄岩地处浙江东南,北有天台山,南有雁荡山,是个游览的绝佳之地。因为黄绾迟迟不来余姚相会,在徐爱的怂恿下,王阳明与徐爱踏上了南游的旅途。他们首先游览了四明山,之后又登虞山,观赏白水冲,再登雪窦山。

王阳明本打算游览四明山后,经奉化去黄岩与黄绾相会,没想到在奉化看到了当地的旱情。王阳明看到百姓生活的惨景,游览的兴致顿消,便返回宁波,然后回到了余姚。回到余姚,王阳明才看到黄绾的来信,知道黄绾在黄岩等候。王阳明特意写了一封关于游览各处用意的书信给黄绾,并拿给徐爱浏览。

徐爱本以为游山玩水是一种放松心情的好方法,没想到王阳明却将其当做点化弟子、促使弟子顿悟的方式。徐爱对王阳明的很多理论都有感悟,并在心中树立了实践出真知的理念。王阳明论道虽然多为言辞,却从来都不提倡以文辞争执解决问题,而是尊崇实实在在的具体实践行为。

正德八年(1513年)十月,王阳明终于走马上任滁州,出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明朝设立的太仆寺为兵部的分支机构,专督马政,为从三品衙门。太仆寺设卿一人,主寺事;少卿三人,一人佐主寺,一人督营马,一人督畿马;寺丞四人,分理京卫、畿内及山东、河南六处的孶牧、寄养马匹。太仆寺在明初的规模建制很大,有利于保障军事力量的强盛。随着后世君王的懈怠,太仆寺的职责逐渐减弱,成为名副其实的清闲衙门。

滁州在明初时为太仆寺的治所,被称为当时最大的养马基地。明成祖定都于北京后,滁州的太仆寺则隶属于南京的行政体系,地位一落千丈。原有的牧场又被百姓开垦为田,马匹的数量也锐减。等御马监干预马政之后,两京太仆寺的地位都不再重要。王阳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实则是又一次的放逐。

因为在滁州过于闲散,王阳明只能寄情于山水,与门人遨游琅琊、瀼泉间。很多门人弟子都赶到滁州与王阳明游历,逐渐形成一种风气。在游历的过程中,王阳明与诸位门人论学、唱歌、跳舞,乐在其中,忘乎所以。在此期间,王阳明很乐意与门人弟子讨论问题,或者回答他们提出的千奇百怪的问题。其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将王阳明宣扬的学问误认为禅学,引起了世人的误解。王阳明并没有将儒学与禅学对比,非要将两者分个清楚,而是要学生由本心出发去理解儒学和禅学。

在回答学生问题的过程中,王阳明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由自己的本心出发看待世间的万事万物,首先得确定内心有一个判断是非、美丑、善恶的标准。而内心这个标准的形成却需要阅历的锤炼。王阳明有那样的经历锤炼,并不代表每个人都有过那样的经历,从而在心中塑造一个评判的标准。

正德九年(1514年)四月,王阳明升任南京鸿胪寺卿。明朝的鸿胪寺是礼部的分支机构,掌管朝会、宾客、吉凶仪礼等事。郊庙、祭祀、朝会、宴飨、经筵、册封等国家大典礼和在外官员的朝觐、外国使节的朝贡、派出使臣的复命及谢恩,都由鸿胪寺主持办理。然而南京的鸿胪寺却是一个清闲衙门,并没有什么事情要处理。

在门人的相送下,王阳明于五月份抵达南京。因为在南京公务甚少,王阳明依然选择了与门人讲学。此时黄宗明、薛侃、马明衡、陆澄、季本、许相卿、王激、诸偁、林达、张寰、唐俞贤、饶文璧、刘观时、郑骝、周积、郭庆、栾惠、刘晓、何鳌、陈杰、杨杓、白说、彭一之、朱箎辈,同聚师门。在论学的过程中,王阳明本来是为了宣扬“经世致用,革除弊政”的思想,没想到却导致很多门人养成了空谈的风气。

王阳明缩小了讲学的范围,将“存天理,灭人欲”立为主要宣扬的思想。修身的最终目的就是达到个人无私欲,只有天理。唯有达到思想通明,才能看透功名利禄,看透生死轮回,看透人欲天理。王阳明希望可以净化门人弟子的凡心,剔除那些被功利所熏染的陈杂。对于佛老与儒学的区别,很多弟子都再次提出来。

佛老与儒学在某些方面是契合的,所以才会产生宋儒糅合儒佛老三者而成的宋学。王阳明认为只有亲身地去了解佛老之学,然后与儒学相对照,才能真正窥测到它们之间细微的不同。王阳明前边提倡的“知行合一”学说,并不能真正地被弟子们所接受,这为王阳明创立新学说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思考环境。

正德十年(1515年)正月,王阳明趁着朝廷举考察之典,上疏提出辞官归乡,被朝廷驳回。是年八月,王阳明又以自己疾病缠身为由向朝廷提出回家养病的意愿,又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为何王阳明几番辞官归隐,都得不到朝廷的恩许?其中隐含着朝廷太多的无奈。第一,王阳明与其父都曾为朝廷服务多年,特别是其父王华本为成化年间的状元,却遭到了刘瑾的迫害。朝廷为了表达自己的愧疚,断然不会让王阳明致仕,断了王门的仕途。第二,王阳明在京师讲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与朝廷的统治思想相左。如果王阳明在朝廷任职,朝廷尚有手腕打压王阳明继续宣扬异说。如果放王阳明出官场,王阳明必定要致力于宣扬自己的学说,会引起朝廷的动荡。第三,王阳明确实是文武全才,在当朝来说绝无仅有。朝廷正处多事之秋,放走王阳明就有可能减弱朝廷抵抗危机的力量。朝中很多有见识的贤臣良相对王阳明抱有希望,所以都极力挽留。

这年龙山公王华为王阳明解决了子嗣问题,此时王阳明已经44岁,还没有孩子,只有将堂弟王守信的第五子正宪立为子嗣。王阳明虽然心有不甘,但过继正宪,总算是了却了一件烦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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