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姑母是奶奶三双儿女中的老大，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妇女。
我脑海中还有对她最初的印象。在天空中仍有疏星闪烁，微微露出天明的迹象时，她早已穿好带着灰色印花的褂子和黑色的粘着些许泥土的旧裤子，用缺了几个齿的木梳，一点一点梳开她的及腰黑发，再仔细池盘起来，用半盒黑色卡子别好，最后用手蘸些水，把黑发抹得平平整整。
此时，东方隐约露出鱼肚白，在她的长发上投下一丝光亮，也映进她清澈的眼睛。她看见我醒了，用粗糙却温暖的手替我掖掖被角，让我再睡一阵儿。
我睡了一阵儿的功夫，她就从屋里忙到屋外，从屋外忙到侧房，再从侧房，到一天开始的地方----厨房。
当我还依恋于炕头温热的舒适与惬意时，大姑母已经在厨房忙碌了。
沾着清晨微凉的露水的土豆和玉米在地上默默等待着被蒸煮，大姑母接满了一缸冰凉的井水，冲洗好她刚摘来的玉米和土豆，用一把老菜刀嗖嗖几下削好了皮，一股脑丢进灶上的大锅里，熟练地架好柴火，引燃，盖好大锅盖。
火苗雀跃地舞蹈着，把大姑母亲瘦的脸颊和高高的额头映得通红。
当厨房的第一缕炊烟袅袅升起，院子里的狗们轻吠时，太阳终于从东边的树林里升起，在院子里洒下一片温暖的气息。
但这座院子并不是阳光唤醒的，它是在大姑母盘发时清醒的，是在大姑母烧热水时伸懒腰的，是在大姑母推开厨房门时起床的。
当小院里满满盈盈都是玉米土豆的香甜气味时，我被诱惑着起床。大姑母瞧见我起来，从锅里挑一个最大的玉米棒子，笑眯眯地递给我。我就拿着小板凳，坐在阳光里，啃着热气腾腾的玉米。
而大姑母此时仍不休息，她喂完我，还要接着喂猪、喂狗、喂鸡。她的步履匆匆，在每一个清晨都走过小院每一处角落，鞋底沾满了草籽与泥土。
中午时分，她才难得有时间小憩一会。而当我从闷热的午后醒来时，大姑母早已不见人影。我焦急地循着聒噪的蛙声，沿着弯弯曲曲的下山丘的路，顺着高低不平野草丛生的田埂去寻她。走过大姑母家的杏树地，走过白菜地，走过韭菜地，都找不见她的踪影。我不由放声喊大姑母，听见大姑母的应答，我就循声去找她。穿过密密麻麻的层层玉米，我才看见了她。她包着蓝色头巾，带着薄口罩，扛着一把铁楸，俯下身子铲着干枯了的玉米杆。她的麻布上衣已经被汗湿透，一圈圈汗渍重叠起来，像太阳的光圈。
大姑母见我来了，问道，你怎么来了？赶紧回去吧。一边说着，一边手底下利索地铲着玉米杆。见我站着没走，她又摆手示意。
顺着来时的路，我缓缓而归。站在小山丘的油路边上，我掂起脚尖，想再看看她的身影，但只能隐约看到那一抹蓝色在玉米杆之间穿梭。
有一年夏天，大姑母被蜜蜂蛰了，手指粗肿得如一截腊肠。父亲知道后，带她去打点滴，又买了些药吃，但效果都不怎么明显，后来大姑母不愿麻烦父亲，别自己骑着三轮车，去离家几公里远的地方打吊针。
父亲知道她的犟劲儿，想帮忙却也无可奈何。有一次，父亲抽空去乡里看她，可去了后才看见，门上赫然挂着一把锁子。父亲以为大姑母是去打吊针呢，便想着去地里转转，等他回来。可没想到父亲刚走到杏树地，就看见大姑母一只手戴着手套，保护被蜇伤的手，另一只手拿着剪子在修剪枝桠。
父亲又气又心疼，硬是把大姑母拉回了家。到家后，父亲对大姑妈好言相劝，但大姑母还是一如既往地倔强，坚决要把地里的活干完。父亲自知劝不了她，无奈之下只得由着她的意思而去。
那一年和往年一样，大姑母用她粗壮的双手，撒匀了化肥，拔尽了杂草，浇足了水，亲感去她家时，她依旧慷慨地为她们装好新鲜的菜，一袋又一袋地送出。
大姑姆小时候没上过几天学，但她所学的远胜于我。她童年的日常就是放牛，放马，喂牲畜，烧火做饭，带弟弟妹妹。每一次父亲与我说起这些，我心里就有一个小小的身影，在晨曦里，在灶头旁，在炕边上，匆匆忙忙地做着手里的活。
有一次父亲聊到大姑母记账的事，我心中讶异，大姑母不是不会写字吗？我向父亲提出疑问，父亲说，冬闲的时候，大姑母不用照看庄稼，五六点起床，打开老电视，看着里面的字，像小学生一样，一个一个地写，一遍一遍读，日积月累，她也认识了不少常见的字。
大姑母在寒冷的清晨识字的身影又蓦然闯入我的心头，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父亲说，说不定大姑母以后还能教她孙女儿识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