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春秋之六六
鲜为人知的明代中期治理西北的四川籍名臣余子俊
文 和运超
明代的四川虽然不如宋代时期的文化根基深厚，其实也出过不少名人，比如像杨廷和、杨慎父子，比如赵贞吉，比如吕大器等等，只不过他们一生的活动基本都离开了家乡，生平事迹也很少把来自四川作为一个传播点，在文化领域也没有达到特别大的成就，往往事迹不为人知。比如眉州青神人（今眉山市青神县）余子俊，半生都在西北，单在陕西就长达十七年，与马文升、徐珽璋并称享誉关中的“三巡抚”，为安抚百姓，防御边塞起到非常大的贡献。
一、治理陕西前后十七年
余子俊的祖上来自湖广，为原末明初早期入籍四川的两湖移民代表。
元末年间各地义军蜂起，湖广一带有首领明玉珍带许多百姓一起转移四川，以当时红巾军为主体，推崇弥勒和白莲，建立大夏，称雄一时。余子俊的祖上就一直留在四川，定居在眉州青神县。
余子俊的父亲余祥很早亡故。余子俊年少时苦读十来年，于明景帝景泰二年（1451）考中进士，从事户部相关工作，在江西和福建的地方都先后近十年，以清廉爱民著称。
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陕西一带闹大荒，余子俊受命出任西安知府，打开粮仓取出十万石粮食救济贫民。由于灾民汹涌，但余子俊根据民众家庭情况进行调整，让民众偿还时区别对待，做到官府不受损而百姓得救济。
余子俊在西安六年，几次口碑与考评都居关中七府之冠。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吏部上报应当受表彰的官员，各地推举优秀知府有十人，余子俊位居第一。由林聪推荐（来自福建，明英宗时安抚闽浙叶宗留、邓茂七等矿工有功，后迎英宗从瓦剌部回北京也有大功，因此英宗对林聪非常欣赏），余子俊升为陕西右参政，督三边军饷，次年提升右布政使。
余子俊在陕西期间，除成化六年中曾往浙江转左布政使外，前后有十七年时间一直在陕西任职，做了许多对当地百姓有贡献的好事。
像余子俊在西安任知府时，很早就听说当地水源质量很差，经常会因盐碱过重，无法作为饮水，百姓勉强饮用也时常患病。余子俊与陕西巡抚项忠（明朝巡抚虽然会在地方任职办事，但和清朝巡抚作为地方镇守官员的性质完全不同，原则上属于朝廷临时钦派和军事性质的）商议，带领官兵、差役另开水渠引入城西的河水来解决饮水，当地百姓对余子俊感激称赞。
经过好几年，水渠排水又出现问题，渠水经常漫出。余子俊已升为布政使，再次督促解决排水，又在西安城西北开凿渠道，经汉代旧城接入渭水，终于使这条水渠畅通，成为当地百姓能够长久使用的水源，这条水渠后来被称为余公渠。几百年后的今天已经无法看到全貌，但流往渭水的泄水渠至今还依然存在。
余子俊在陕西为官多年，也不仅对西安百姓的民生事业有很大贡献，在作为布政使时还在泾阳（今泾阳县属于咸阳市）凿山引水，灌溉农田千余顷，提高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也解决很多百姓的生计。另外他还主持打通南山一带的道路，可直达汉中，方便来往的行人旅客。
此外，余子俊对经历元末到明代中期长达百多年，陕西地区众多毁塌破旧的学校、公署，余子俊都做出详细的调研，了解情况，上奏朝廷全部进行或重建或补修。
二、防御边塞大筑边墙
余子俊在西北长期为官，自然而然地熟悉边塞民情，但他也绝非一个单纯的文人书生，余子俊后来对军务方面也专门加以了解，正因为在西北熟悉军事边务，后来他最终返回京师成为兵部大员。
从成化七年到十二年，余子俊出任右副都御使、巡抚延绥。之前提及，明代的巡抚总督和清代的巡抚总督是性质很不同，明代的巡抚总督往往以军务为主，所以，余子俊受命正是为了加强西北边地的军事防御，防止蒙古鞑靼部的骚扰。
在余子俊之前的一任巡抚王锐（明代永平府迁安县人，英宗正统四年进士，永平府大体就是唐代到辽代非常著名的平卢镇节度使辖区，府治就是河北卢龙县。王锐也是在地方任职优秀，然后巡抚延绥，为左副都御史。），也发现了边塞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请求沿边境一带修筑城墙，增加要塞，由于动静太大，也耗费人力财力，被否决了。余子俊经过实地了解，认为王锐当初的谏言是合情合理的。
余子俊再次上疏说：“三边只有延庆平坦开阔，利于驱马急驰。寇屡次入侵，俘获边民做向导，一直进入河套驻扎放牧。从此寇竟居于塞内，我们反而屯于塞外，在沿边筑墙建堡是当务之急。况且现在旧界石还在，高山多悬崖陡壁，依照山形，随着地势，有的铲削，有的垒筑，有的挖壕沟，延绵相接，形成边墙，这对于边墙工程来说较为方便。”
兵部尚书白圭（河北真定府人，正统七年进士，随英宗、王振出征土木堡，白圭是侥幸生还的御史之一，后负责出任地方挑选兵马勤王，保卫京师。后来也在地方参与过不少军务，白圭自成化二年升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还是认为陕西百姓贫困，奏请缓兴工程。
不久，鞑靼部兵马进入孤山堡（明代长城一处要塞，位于陕北府谷县孤山镇，依据宋代的孤山寨移筑依山而建，万历以后因部分坍塌又重新加固，沿用到清代），又入侵榆林，余子俊配合与朱永、许宁击退鞑靼军。朱永为英宗时宣府总兵朱谦之子，土木之变时，朱谦守卫京师有功，死后享有抚宁侯爵位，朱永最初继承为抚宁伯。成化初年，朱永与兵部尚书白圭有过合作征讨荆襄流民，朱永立功升爵位为抚宁侯。然后与白圭、都御史王越等一起到西北负责征讨鞑靼部事宜。
成化八年（1472）秋，余子俊再次申诉加固边塞城防：“现在征讨河套的兵马驻扎在延绥的有八万，牲口饲料靠内地，如果今年冬天敌寇不向北退却，又需要准备下一年的军需供应。姑且用今年的数额约略估计，米豆需银九十四万两，草料需银六十万两。每人运米豆六斗、草四束，应该动用四百零七万人，大约花费用八百二十五万两。公私冗杂繁乱到这种地步，怎能不改变谋划！臣先要求筑墙建堡，诏书说要等事情安定后再进行，请求于明年春夏敌寇人马疲乏时，役使陕西运粮百姓五万，供给食物，兴建工程，要求两个月完工。”白圭仍然坚持他的意见，阻挠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兴建工程，认为只要加派兵马或巡防或出击即可。但这一次明宪宗认为余子俊说的对，下令迅速进行此项工程
次年，大将王越率军直捣鞑靼后方红盐池，取得大捷，余子俊也因功升为右都御史。由于后方被摧毁，鞑靼军因此远徙，不敢再在河套居住。内地忧患渐渐平息，余子俊全力兴建工程。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连绵一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又在其下挖濠沟，一直连绵不绝。每隔二三里建置瞭望台、崖栅以便巡视警戒。又在崖栅空处筑矮墙，横一斜二如箕状，用来瞭望和避箭。总共建筑城堡十一个、边墩十五个、小墩七十八个、崖栅八百一十九个，动用士兵四万人，不到三个月就完工了。墙内的土地全部分给军队屯垦，一年收获粮食六万石有余。 史称其“尽心边计，数世赖之”，影响后世深远
成化十年（1474）闰六月，余子俊向朝廷一一禀报工程之事，因为母亲年老恳求回乡，朝廷安慰挽留余子俊，没有批准余子俊返乡的请求。由于之前他曾说：“大臣为国，应当不考虑自身利害关系，怎能躲避埋怨换取恩惠，为保全自己作考虑？”这时榆林等地的边防筑墙工程才开始，怨言诽谤众起，余子俊态度坚决，放弃回乡，最终大功告成，但其母已经身故。余子俊当时只能在西北边地为母亲做一些守孝的行为，例如要求儿子余蜫不参加会试，余子俊说：“虽然律令上没有这条，但我于心不忍。”另外朝廷本应荫封其子官职，余子俊上奏推辞，请求改封此职给弟弟。
当初，绥德州是延绥镇的地方官署所在地，所辖米脂县、吴堡县都在镇外。鞑靼军用轻骑入境劫掠，等镇兵发觉而去追击，总是追赶不上，鞑靼军往往得利而去。自余子俊将镇迁徙到榆林，增加守卫，扩大城墙安署军队，攻守器械都俱备逐渐成为重镇，鞑靼军来掠夺次数渐渐少了，军民得以平安耕种放牧。
余子俊于成化二十年（1484）冬返回京师。次年正月星相有变异，余子俊陈述时弊八种，宪宗大多采纳。没多久，到边境巡视，余子俊之前巡视过宣府、大同，早就要求以延绥边防筑墙的方式在宣府和大同推行，因年成歉收而停止。这次巡视，余子俊认为时机宝贵，坚决要推行。他经过详细勘察，说东起四海治，西抵黄河，连绵一千三百余里，旧有墩一百七十个，应增建四百四十个，墩高宽都是三丈，估计需要劳动人手八万六千人，几个月可以完成。
宪宗下诏同意于第二年四月开工，到了那个时候，结果年成又不好，陡然兴建大工程，上下都感到困难。余子俊为此很郁闷，想责成边臣边将一起去完成，自己不亲自参与，由此招来议论批评。到冬天，余子俊上疏请求还京，宪宗听信谣言，改任余子俊为左都御史、抚巡大同。宦官韦敬进谗言说余子俊借修边墙侵吞财物，又弹劾他以私怨更换将帅。兵部侍郎阮勤等为余子俊辩白，宪宗发怒，责备阮勤等。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正月，兵部尚书空缺，宪宗发觉余子俊无罪，于是起复他为兵部尚书，仍加太子太保。明孝宗继位，因余子俊是先朝老臣，对他愈加尊敬，次年余子俊仍坚持上书加强边备事务，孝宗刚刚同意，余子俊就病故，年六十一岁。
三、职责在边塞，心灵系故乡
余子俊几乎一生都奉献给了大明西北边地，连母亲身故，朝廷都夺情让他留在工作岗位，可以说，除了青少年时期，余子俊就没有再回到过四川家乡，但他的诗文却非常充满乡土之情。
明代总体诗歌水平一直被认为不如唐宋，甚至之后清朝的诗词，往往也评价比明朝稍高。而明朝的诗歌创作，又以前后稍高，中期诗人并不算少（比如著名的苏州才子和前后七子等），但真正进入一流的几乎没有，因为所有诗人都几乎在模仿各种前辈，或学魏晋，或学唐宋，流传浓厚的复古气质。余子俊的诗歌成就自然也不算显著，像他就深受家乡的一代文豪苏轼影响。苏轼为眉山县人，而余子俊的家乡为青神县，自古以来就同属眉州，到今天也不例外。
此外，余子俊长期生活在西北边塞，胸中自然也流淌一股豪壮气质，笔下诗文颇为豪放自适。陈文烛在余子俊《春塘集》序中称：“余先生诸作在黄鹄碧鸡者，思壮而悲；在三岩凌雪者，语放而适……其诗工矣，海内推太史于苏长公似也。”他认为余子俊对于诗意的提炼类于苏轼，具有“好风凭借力、炼字好诗工”的特点。
余子俊其诗所咏多涉及眉州山川名胜。如青神至今还有著名的中岩名胜，余子俊在《中岩》中，将人物、场景、景物描写相结合，描绘中岩寺安乐祥和而韵味深致的场面；通过动静结合的手法，将有客远来、清扫制茶相待的场景生动表现。烟霞、石笋茶、维摩石皆为静态之物，而诗中“入”“净扫”“频煎”又为动态描写。末句中“招提”一词为佛教梵语，有四方之意，余子俊晚年多接触禅佛思想，故而诗含自适思想。
余子俊晚年在京师，据说对四川同乡杨廷和非常赏识。杨廷和成化十四年考中进士，任职翰林院。成亲归来才二十出头，余子俊已经年老患病，杨廷和前来拜会探望同乡前辈，余子俊叮嘱他将《大明律》熟记于心，日后会有大成。都知道，杨廷和后来的确成为孝宗、武宗时期一等一的人物。这一事情流传在《玉堂丛语》等笔记史料中，可能是野史，但也说明余子俊晚年对家乡格外留心，对同乡后辈人才也十分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