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采
在许多年前，少年温雅来游此塔，纵身堕塔自毙。当时这消息传布开来，都因这是有名的塔，便推测着来此自杀的，必定也是奇特的人。结果便由许多人，证明了死的果然是振奇拔俗的人了。
他是由远方初到此地，这名字也是有人由他的尸体认察出来的。他一生的行踪极诡秘，但人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清高之士。
那时的时局混乱，也同现在差不多。他却硁硁自守，从不肯轻易许可一个人。在他眼中，断定没有一个算是完全的人。当他独坐深思的时候，便连自己也认为是不纯洁的了。但他并不因此失望和颓唐，越是见出缺陷，越是痛自刻苦。遇时都不肯因循苟且，或是瞻徇利害。他常自己说道：“要从这万恶的世界里，把自己的灵魂超拔起来。”
他对于别人所羡慕的事，都觉不值得注意。他最怕的是和人相争，以为愚人和愚人相争，事体便愈弄愈糟；聪明人和聪明人相争，便躭搁了许多有用的人才。他也想着人类生而受了诱惑的冲动很强，不争是极不容易做到的事。但只要另外筑出一条发展的路，定然可以相安了。他想若要不争，便只有创造。创造愈丰富的愈伟大，由不屑争，渐渐无所争，人格便算完成了。他以为一切引起争端的，都由现世太重视物质的享乐，却把精神方面完全忽略了。
当他年小的时候，因和邻家的孩子争一个棉球，他从此便起誓不再拍球了。又和人家戏争一着棋子的胜负，他便把自己的棋子抛在火里焚了。等到他和人同学的时候，因有人和他争着名次，他便决计不再和人同学了。他的孤介不通的性格，常常这般可笑。
他虽生长在世阀的家里，又是有赀产的人，但他却是放达挥霍惯了。起初便好结客，往往急人之难，或助人求学，都同自己的事一样。到了后来客都改变了态度，受恩者也不免有些怨望，都渐渐散了。但他毫不失悔自己所已做的事。
他也爱谈些治国的方略，但往往遭同伴的嫉忌，他便绝口不谈了。他知道功名原是易事，只是自己对不住人家的妒抑，到头徒被播弄，转觉多事。他以为天下英才常少，庸才常多，勉强挤在一处，清浊混淆，终归是无益的。他并不相信有尚贤政治，他以为名位权势越高，纷扰蒙蔽越多。事权所在，越易为善，反越易为恶了。他常这样说着：“至德只可托之空言。人类至高的文明，不过永远是个空想罢了。”
他既抱定了自己的主见，不肯稍稍迁就。但他的戚族之间，仍不免盼望他入政途，甚至日夜加以讪诮逼迫，这也难为他容忍下去了，他的朋友，更无一人了解他的。他渐渐也不承认自己有一个朋友，以为自己便凌跨一切。无论对何人何事，常用那傲岸不经意的态度，也使别人见了难堪。
他晓得自己毕竟是不能见谅乡里，便终年漂荡在外了。他本是爱游的人，他觉只有山水清虚之气，能荡涤人们心中的渣滓。常乘兴所至，便十日五日不返。又能忍饥数日，日行百里不倦。或遇猛兽仄径当前，从不顾怯。他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
但别人见他这样，反渐渐称赞起来，认为他是隐士。这却使他暗咽一口气，哭笑不得。他又爱随意凑些诗和画，以助山水之情。人家越觉这是极清闲的勾当，益发盲称瞎赞起来。他听了只觉好笑。他是最嫌人自称诗人画家过一生的。他以为人生不是专坐着作些诗画便了的，是该有更丰富的生活思想，从丰富的生活思想里，切实体验陶养，然后才有真诗真画。这种人的诗画，便不是徒作了。
他足迹既广，有时也遨游公卿间。在他的意思，不过藉着游戏游戏罢了。但往往得那些名流巨公的竭力推许。他又常接近那些作作有芒的少年，所谈常有很多超越的和吻合的地方。但人家又往往误会说他是趋时，或称他是如何如何的兼才。其实在他本就不知有什么新旧界限了。
他既这样无一事合意，有些人便疑心他是蔑视实生活。这却完全观察错了。他并不是自甘清闲的人，他常想先找着一个切实的立脚点，再凭自己的才力，缓缓地做去。照他的真意，只想有一片薄田，在荒僻而又安靖的地方，自耕自食。一面教导几个天真烂漫的农民的孩子幂天席地的同过着，便算是做了本分实在的职务了。但在他那时正和今日般，各地搔扰不堪，无一片干静土。便是农民的儿子，也无一家是需要教育的，他便终于彷徨无所归了。
他这种矫激的行为，无定的踪迹；人们越见他洒落，浮名也越传播远了。有时竟有人对他表示着欢迎，以一见他为荣。甚至借着他的名字，自己去作标榜的。他渐渐发现了这种卑污不堪的事，使他不可一日居。他便想着只有脱弃了躯壳，方能免除罪恶。他这样并不是颂扬死，他只是想跳出物质生活的重重苦恼，获得人类最高精神的愉快。
以上这些话，都是由许多人确实知道的。而且直到他的死，还是拣在这般名迹的地方。所以他们更加啧称道，无一点异议。于是远近的人，都宣传着他是因清高厌世而自杀了。
这悲惨的故事，已经隔了很久。近来因集议修理这有名的塔，早上那些工人忽然挤在塔下嚷着。原来他们上去第六层的檐溜里，捡着一个经风霜剥蚀的皮夹。拆开却看见里面是装了几个银币，已略现了绿色。更有一张名片，还隐隐认得出是印着“温雅”两个字。邻近的人，都知道少年温雅是适由第七层跌下。
一九二四，一，二
（原载一九二四年三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