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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巴斯,每次听到他的名字就想起一个旧款的照机----奥林巴斯,他是我们在魁北克大学一起学法语的外国同学。他已有五十多岁了,个头不高。上课下课总是喜欢与中国同学在一起,还很高兴有个中国名字。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郑重地拿出写有他中文名字的课本,指着上面告诉我,他叫“林巴斯”。

他是印度人,却不会说自己国家的语言。在美国出生、长大,在那儿学习和工作,一呆就是三十多年,英语应该算是他的母语,但他自己不承认,他说:“所谓的母语就是咿咿呀呀”,并装作婴儿学语的样子。

他五十多岁开始学法语,学习的劲头可足了,上课的时候,总是穿上印有UQAM(魁北克大学)缩写字样的T恤衫,拿着UQAM的咖啡杯,象个热血青年活跃在课堂。只要选了和他在一起的课,每堂课都是热闹的,他总爱问问题和回答老师的提问,老师也总爱用他来造句子。“Linbas est triste,même s’il travaille fort, il n’a pas de A (林巴斯今天很忧伤,即使他很努力也得不到A), 的确如此,这件事很让他很懊丧。每次考完试,他一定要逐个个地问我们亚洲女生的成绩,其中有一个越南女孩。虽然我们上课不发言,法语说得也没他好,但不影响我们拿A。私下里我们议论过这个事,一致认为真的没必要那么在意,特别是在这里,拿A也不能当饭吃。有一次吃完了中餐,我们坐在一起说中文聊天,漫长地等待着下午的课。他一直都没吱声,过了一会儿,他严肃地打断我们,然后宣布:“我知道你们为什么可以得A,是因为中文字那么complique(复杂), 你们都能记得住,所以法语语法对你们来说très facile (太简单)”大家愣了一下都忍不住笑了,这个人也太逗了,其实他不知我们学法语的难处。

这个开朗的印度小老头,有一次却出乎意料的生气了。我们的Groupe(小组)在一起做一个projet, 模拟一场联合国会议,提出议题,个人发言,举手表决,形成决议,最后写出会议纪要。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大家公认推举他做大会主席,讨论非洲饥饿问题。他也很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打印出会议议程,人手一份。他注明每人发言提纲,并要求大家打印出来交给他。到预演的时候,发现除他以外,大家什么也没做,我们几个中国人还勉强手写了一段话,打了个草稿。一个小组十二个人,总共二十分钟,每人说不了两句,谁都不想那么费事。他很生气,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很严厉地告之我们:他将辞去大会主席一职,于是拿起书夹子走了,我们也不欢而散。第二天做正式做Présentation 时,大家还在担心如何交差呢,他穿着西装革履,神采奕奕地来到教室,瞬间,我们组爆出热烈的鼓掌,欢迎主席到场,他郑重地与每个组员握手,然后才清清嗓子铿锵有力地发表他的演说。这一回我们的projet 得了A,他高兴得象个孩子,逢人就讲。

他虽说是印度人,在美国呆了那么久,却是彻底的无神论者。我们中国人中虽说也有无神论者,但还是有所忌讳的。课程结束前的最后一次作文题《我是怎样死的》,我们中国人大致不错的写法,八、九十岁了,儿孙满堂,在宁静的夜晚中长眠,老死而终。我们看他写到: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来到日本的一个古刹,遇一日本武僧,他手拿长剑,与手拿大刀的武僧交手,呯呯嗙嗙,刀光剑影,几个会合下来,被武僧劈成两半,惨死异乡。虽说是编故事,我们受的教育,无论是受数千年的儒家思想,还是受佛学的影响。身体受命于父母,死也是一种隆重的仪式,有因有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无厘头的死法,中国人断然无法接受的。

短暂的学习生活结束了,已毕业了多年,大家早已不再联系,但每到圣诞新年,我依然可以收到林巴斯寄开的贺卡,一个曾经的老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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