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青山半入城，过虞山中段，就进入了郊野，在虞山西麓，有一座不一起眼的小院，粉墙黛瓦、古朴典雅，四周是纵横的阡陌、青绿的田野和潺潺的小溪。两代帝师翁同龢的晚年就隐居在这里，略显苍凉的小院名为瓶隐庐。
“瓶隐庐”者，寓意守口如瓶而隐匿于世矣，内中交织着多少无奈凄凉而又忧患惆怅。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光绪24年，也就是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的第六天，慈禧太后即将力主维新变法的翁同龢开缺贬回原籍。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可算是政坛里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朝廷中枢忙碌了40余年，踏着琴川湿润的土地，在此结庐小筑，远离尘世，清贫自守。尽管在常熟城里翁家还有老宅“彩衣堂”，但为了避免在公众场所露面，也为了尽可能回避与地方官的交接来往，翁同龢只是偶尔去小住，瓶隐庐是他朝夕相守的退思终老之地。
位居虞山鹁鸽峰下谢家浜的翁氏丙舍，由翁同龢和三哥翁同爵建于1873年，与翁氏家族墓地仅有咫尺之遥。这里背山面湖，松荫蔽日，颇擅山林之胜、旷野之趣。
瓶隐庐是在翁氏丙舍的基础上修建的，陆续盖起三间新楼，随后又在园圃建茅亭一座，题额“乾坤一草亭”，亭侧置顽石数方，亭前凿池塘一方，池内栽荷养鱼，池边养鸭种菜，四周竹篱环绕，别是一派乡野农家景观。
现在的瓶隐庐小院风情宜人，一个圆镜似的池塘倒影着天光云影，小巧的六角亭内，似乎留存着主人当年吟诗的回声。在用鹅卵石铺成的小径上，有一座翁同龢拄杖伫立的雕塑，使他的身影永驻小院的四季。
“瓶隐庐”共有三进院落：第一进是翁氏祠堂，供奉着翁氏先祖的画像，两边的对联为：无渐三世德，莫负百年身。此处原是翁氏家族供后人上坟祭祀的暂住之所，翁同龢却把它改建为隐居之地，可见其心如止水，大悲无言。
穿过一道圆形的月洞门，便是三进中的主体建筑“瓶隐庐”。这是翁返乡后在老房宅基地上新建的，造房费用主要是变卖了自己珍藏的一些字画古董，也有不少侄孙亲友的接济相助。墓庐生活后，为寓“守口如瓶”之意，就借此给新居起名“瓶庐”。
院内有一墙分隔东西，墙间有月洞门相接，翁同龢自题“瓶隐庐”三字镌刻门框之上，这似乎是种姿态和独白。
二进院落稍大些，但也仅是平房二间。翁同龢作为两代帝师，权倾朝野的一品高官，他的养老之所竟是如此简朴，最后几年还不得不靠门生接济，他为历史留下的是一个高风亮节的背影。
正中朝南的是书房，上挂横匾是他自书的“紫芝白龟之室”。常熟宝岩三峰一带盛产灵芝，有紫、赤、玉等色，兴福寺山涧有白毛龟，翁同龢曾得紫芝与白龟，书房由此得名。颐养天年是中国人的普遍愿望，但他的内心还是需要沉默。
隐居虞山脚下的翁同龢还不能过着“酒中仙、尘外客、林中友、曲中游”的生活，经常身着玄色长袍，脚穿团头蒲鞋，柱着拐杖去墓地走走，循着蜿蜒的山荫小路，踏着青苔斑驳的石阶，或低回徘徊，或伫立良久，寄托对先人的追思与缅怀。更多的时候，闲翻书卷，读经研碑，闲弄笔墨，绘画作诗。
他写的一首诗描述了他的晚年状态：“山斋雨坐漫焚香，几净窗明竹树凉。午睡起来无一事，自磨残墨写潇湘。”
书房外五步之远的地坪上镶着一块一尺见方的白石，称为“叩石”，每逢同治帝忌日、光绪帝生辰，翁同龢都会跪在此石上向北遥叩，以示忠君爱国之心。
翁同龢思想保守，在个人修养方面，翁同龢有学者风度，将书法写到了极致，楷书融“颜”出新，书法艺术在名家林立的清代书坛脱颖而出，并以帖学书法名世。翁同龢乃一“太平宰相”，其有安分守礼之才而乏应急济变之能，而究其原因，恐怕也是他一生科举、仕途太过顺利。
他的书房西墙上有一扇小门，门外有一口井，名曰“渫井”。翁同龢重归故里后一直担心慈禧太后会加害自己，为免受其辱，他就叫人挖了这口井，等到真有那么一天朝廷官员衔命而来，推开后院小门便可跳井自裁。“渫”字在佛教中有“清除污秽”之意。后来他外甥虞忠銮引易经中“井渫不食，为我心恻”之句，认为取名“渫井”有讪谤朝廷之嫌，就命人将此井栏沉入尚湖。
一位老臣的背影里颤动着多少的惶恐和悲愤，不难想象。风雨如晦的1907年7月，74岁的状元帝师终于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怨愤，离开了人世，临终之前写诗一首：“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又自挽一联：“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予知负夫。”并口授遗疏：深望光绪帝励精图治，振兴中国，委托门生张謇代书陈奏。
我们出门观看了这口井，井口很小，上面盖了一块石板。不远处就是农田，几个农妇正在田间劳作，瓶隐庐在虞山的掩映下，显得极其安静，如翁同龢官场一生的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