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聊到非虚构文学，黄灯老师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被亦师亦友的前辈推荐到我面前。这是一本大概率你不会读第二遍的书，从文学艺术性方面看，令人鲜有动容，其笔下学生聚焦广东，并且受制于“采访”的可行性等，作者也自陈其表达具有天然的局限。不过它通过喋喋不休（作者自己的形容）的写实，朴素捧出她所观察到的一个群体的现实，引起对中国最普通二本院校学生命运的关注，比较“讨巧”地自带一部分大众的强烈共鸣。
比如我。一直作为“别人家的孩子”学霸多年，最后高考失利进入双非院校。十一年前，我也因为自己的双非院校背景在复旦大学的复试中被无情淘汰。客观讲，他们所能够依赖的评价体系在现实背景下没有问题，当时来看，同样的四年本科教育，我所收获的成长跟其他名校学生相比，差距一定是有的。他们没有义务去努力挖掘我的潜力、去为了我若隐若现的闪光点耗费一个宝贵的学习名额，这种大概率抬高施教成本的事儿大可不必去做。
此后我在千人大军之中以前几名的成绩考进985攻读工商管理硕士，也并无多少成就感。他们会说，那考试简单，是的，我当然知道，相比跨学科死磕半年才能进复旦复试的那种而言，是容易些。所以你知道了，哪怕我此刻想表达的是应该摒弃这些评价标准，我也确信这些评价标准需要被纠偏，但内心还是被其牵制甚至某种意义上被伤害着，拿不出坚定的底气扛起拒绝和反对的大旗，说那些都毫无意义，你我都知道，在时常涌现的那些别人的决策体系以及我们对后果的承担里，可都太有意义了。可怕且抱歉的是，它的意义现在也出现在我的决策体系以及他人对后果的承担里。
走入职场之后，我的工作表现以及通过在适当的场合、机遇面前表达自己、展现自己，或许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些宝贵的机会，让此后决定我职场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决策者都给了我许多肯定与包容。关于第一学历的话题，他们更多地是真诚地告诉我“没有关系”，“并不重要”。但这份幸运可能不会眷顾其他跟我一样、所谓第一学历不够光鲜亮丽的所有人。更何况，这份“幸运”之于我也经不起推敲，当我试图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时，某些法则依然在坚定地发挥着它应有或不应有的作用。
当我努力分享这份幸运，希望在我的手里试图打破法则给不同背景的人群以同样公平的机会时，我却发现，想要物色到一份“惊喜”的难度是很大的，更多时候，他们不过是在印证：在多年来竞争基数不断增大，市场化教育不断推进，造成分化的路口越来越多的背景下，更大更深的撕裂逐渐形成，个人的突围已经太少且变得廉价，而当我们面临决策效率、风险的压力时，已然无法给出过多的机会去眷顾他们。
在我曾经以及当前的工作中，一方面，我需要面对企业家、政府高官、985高校教授、博导、甚至科学院院士，以及媒体从业人员、律师、会计师、证券从业者等等，他们是典型的所谓高知群体，而另一方面，众多岗位上相对较低层次学历人群甚至车间里对学历几乎没有太多要求的亲爱的工人们，也是我的工作对象，甚至我曾参与到最基层的项目工作当中，参与到产业扶贫工作中，接触到社会最底层人民的生活，踏上过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需走过的最泥泞的道路，走进过他们最破旧、逼仄的房屋，倾听过他们最朴素却也最贫瘠的话语。
不论是从工作还是与他们接触过程中所隐约了解到的生活细节的角度，我都能明显感受到不同群体之间巨大的撕裂。他们在认知层面、思考问题的高度、深度、所能够享受的现实物质以及精神回馈等各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他们所处的整个世界已大不相同。一面是自信阳光、伸手可得充实与富足体验的谦和从容，令你更加确信某些法则的意义，同时对努力一定会有回报半信半疑，而在另一些故事里，他们身上时常所表现出的表面的自卑以及为了掩盖深层次的自卑而表现出的表面的强势与对抗，常常让我发自内心感到心疼，继而表现出更大的包容与耐心。
人的社会属性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我深刻理解马克思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群体所身处的社会关系网完全不同，相互之间的关系流的融合、互惠很难达成，其社会关系的质量可形成天壤之别，而对于这巨大差别，除了家庭力量以外，学历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一旦学历被固化，它就好比墨面之刑留下清晰、残忍又长久的印记。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不是什么秘密。不然为什么这么多爹妈天天鸡娃，包括我亲爱的姐姐，也深刻意识到我们这代人缺少人生规划和指引而混沌无助的悲哀，转而投入大量精力陪伴、教育她的孩子。
虽然自身也不时身处迷茫、困顿之中，作为施教者，黄老师仍然不断探索着如何在四平八稳的教学流程中，激发学生思考的欲望，激活学生对时代的感知和对自身的认识。在我的工作当中，我也面临类似的困顿与挑战，对所服务的成长期的群体也负有类似的责任。这种责无旁贷的感觉就好像……那天看到一个小女孩不知何时走进了车流当中，她茫然四顾、周遭充满危险，我有种天然的动力赶紧去为她撑起比她独自面对要更为安全的屏障，带她一程，也许只是一小步，就可以让她到达对面暂时的停靠，然后继续行程。
“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在我们这个文明之下，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一起交融、汇合，我们所看到的各种景象都在合理或不合理的存在并相互发生着作用。很多需要时间来不断消化、迭代、演进的缓慢历程，在我们追求速度、奋勇赶超一些什么的时候被落下了。有些人把这表述为历史欠账，如果是欠账，那么，要有人来还的。
无论客观环境如何，对于个体而言，不断认识自己、澄清自己，保持不争对错的乐观并及时调整自己适应外界变化，是与世界、与自我找到互惠相处的和谐之道的必由之路。
恰巧读到介绍《变量4：大国的腾挪》一书的文章，何帆在书中写道：“未来中国，最稀缺的才能就是理解真实的中国、基层中国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服务好亿万群众的商业模式，把握深情厚重的民情民意，找到最适合国情的治理之道。”
我想，迁移至此，同样适用于教育问题的探讨，我们的大国教育也需要“腾挪”，无论在学校教育或者职业发展领域，那些真实的大多数群体、那些更为挣扎和需要指引的群体需要被理解、需要被看见，也只有那些理解、看见他们的人才会在这些困锁自己的探索中找到突破口，找到教育公平的本义和自由发展的定义有可能在现实中得以之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