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30

“人是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儒学即仁学，“仁者，人也。”儒家作为中国哲学的主流，其核心概念“仁”体现了对“人是什么”的理解。《论语》中“仁”出现了109次，且每次的语境和意义各有不同，比如“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等等。学者们对“仁”的定义也莫衷一是，比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定义就是“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钱穆《讲堂遗录》的定义是“人心的感情恰到好处”，这些定义对“仁”的理解，都是一种片段化的处理，将仁理解为一种个别的、具体的善。杨立华的理解则别开生面，在《论语》众多的对“仁”的定义中，杨立华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乃是孔子对仁的终极定义，而“克己”意即“由己”，即人的自主性，由此出发，杨立华指出“仁就是人的主动性的体现，而仁者就是充分实现了他的主动性的人。”这一定义区别于前人的高妙之处就在于，“仁”不是一种“个别善”，而是一种“整体善”，不是美德的片段，而是美德的整全，是可以涵摄一切美德的美德。当然，“仁为全德”的论述前人也有涉及，如程颐“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仁，体也”，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一语带过“仁亦为全德之名。”蔡仁厚也指出：“仁超越一切特定的德目，又综摄一切德目。”但诸先生都未论证仁何以作为整全的美德。其实，人的主动性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国哲学十五讲》站在人的主体性的高度，以“克己”证成“由己”，阐发了“仁”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之处，从而赋予了仁以本体论意义。这是中国哲学对“人是什么”的回答。

这和王阳明心学里认为人本有良知，只有致良知，且知行合一方能为圣是一脉相承的。而对照基督思想的: 神就是道，与神同住，道在其中，就可活出基督有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只是后者借用了一个终极媒介罢了。相比之下，佛学这点哲理性没这么强，工具性更强。所以能被现代心理学所拥抱

我很敬佩杨立华老师的一点，是因为他不会局限在本国文化之内去看待这些，所以他对所谓中国哲学可以有更清晰的视角，因为连哲学这个词都是外来语。现在阳明心学已经被一些畅销书推到了一个太高的地位，其实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成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和佛学的博大精深是无法相比的，但王守仁先生最明智的一点是以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待儒释道，也吸收了佛家的心法，而特别强调其中以心力驱动行动力的面向，而成就了难得的世间功业。佛学哲理性太强了，但也有具体的可操作的修心次第，这是儒家所欠缺的。历史地看，朱熹所坚持的儒学价值一元论在宋代亦未得到最高统治层的认可。宋代诸帝奉行的是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最经典的表述莫过于宋孝宗的“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这个政策是儒家主导下的价值多元性，而不是儒学的“独尊”天下。儒学的优势在治世，即政治、伦理领域，而佛教的优势在治心，即心灵超越的领域。这个分工在宋代以前就几乎成了定论，这是佛教能够深入士大夫精神生活及其在中国能够流行的关键，也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历代统治者奉行三教并用政策的依据。正是因为佛教的治心优势，吸引了大批儒家学者，儒学长期门庭冷落。程颐面对当时的士大夫谈禅“成风”，认为朝中能免其惑者，只有司马光、范仲淹等数人而已，不禁发出了“其何能救”的感叹！

王阳明曾用“三间屋子”来比喻三教的关系。他说：“比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我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谓之大道。”（《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佛教同儒道二家经过长期的冲突和磨合，逐渐变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而一味地排斥并非明智之举。王阳明将儒佛道比喻为一个厅堂中的三家，长期共住，儒者不知为我所用，人为地将厅堂的左边让给了佛教，将右边让给了道家，结果自己的空间所剩无几，这是片面兴儒之弊，反而不利于儒家的发展；为什么不可以三家共用互利呢？

非常灵活，兼容并蓄，曾教授不是说了吗，就是想”用“其他家的，而且也挺好用， 但不够系统，不够完整，不能深究，我看过一个研究，阳明先生的两位主要弟子对老师思想的理解都不相同，而且是很根本性的不同，这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我可能有偏见哈，个人观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心学“水平没有一个能超越佛家，当然有本土价值，但也仅限于此了阳明心学中修心的部分主要来自佛家，为何要同修？

阳明心学与禅宗在本体论上的相似性，必然导致在工夫论上有互相融合的地方。佛祖释迦牟尼通过内观静坐的方法，四十九天后终于顿悟如来智慧德相人人本具。由本体落实到工夫，必然要通过一定的方法才能上下贯通。进一步来说，本体必须要通过方法来实现自己，否则，没有方法的本体也是毫无意义的本体。阳明心学以心即理为本体，继承了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向内体认的传统，通过恢复自己的本心本性来体认天理的存在。阳明心学有三次重要的转折点：一是泛滥于词章，二是出入于释老，三是回归儒学正统。王阳明通过格竹子事件认识到了朱熹哲学的问题所在，把兴趣转向词章之学，但仍然不能满足自己对本体论的探索，于是转入佛老，用佛老的工夫来验证内心所体悟的天理。佛老主静，以静坐养心的工夫为主。庄子的心斋和坐忘，忘人忘己，与物同化的境界给了他很多启发。他曾在绍兴筑室阳明洞中，专心静坐“内照形躯如水晶宫，忘己忘物，忘天忘地，与空虚同体，光耀神奇，恍惚变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7]33内照形体如水晶宫，此说表明阳明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入静工夫，在静坐中内观身体，感受到了气的运行所带来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再是向外的求索和推理，而转向了内心的体悟。

三个体系不单要共存，也应该在能融合地方用现代语言打通统一。同样中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体系也应如此。杨老师那本书的目的也是虑请这些体系可对比和贯通之处， 方可减少一方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傲慢和偏见。赞同佛学在治心治人哲理体系的博大精深，但在探索“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没看什么深刻的论述 （除了轮回涅磐-纠正我，如果有的话）吧。另外我也一直想知道佛学在人和道之间的关系有何论述。 正如你所说，佛学优于治心，自然操作性高，我所言工具性（我们工科语言） 无贬义哈。我初碰佛法，受益多过其他。没想到群主哲学功底不差过正念疗法本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