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他那一代哲学家当中，索伦·克尔凯郭尔并不是唯一一位深受黑格尔影响的人。当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 年）在 19 世纪 30 年代中期作为一位学哲学的青年学生来到柏林大学时，黑格尔已经死于霍乱五年了，但是他的精神仍然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在当时的德国，研究哲学就是研究黑格尔哲学。然而，关于到底是什么构成了“哲学研究”，黑格尔学派中人却毫无共识。事实上，他们已经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黑格尔左派”和“黑格尔右派”。右派对黑格尔的解读更为正统，这一派主要由那一代当中年纪较长、较为保守的成员组成。他们主要关注黑格尔关于宗教和道德的思想。左派则由较为年轻的、也更为激进的哲学家所组成。他们有时自称“青年黑格尔派”。他们大部分的兴趣在于发展他们所认为的黑格尔关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那些还不成熟的思想。他们认为，黑格尔的那些思想，按其本人所理解的那样是错误的，但其中却隐含着需要加以揭示的真理。“黑格尔左派”对黑格尔著作的态度与弗洛伊德对梦的态度非常相似。存在“显梦”（梦中的各种意象）和“隐梦”（梦的真实意义，它只有通过对显梦进行解析才能被揭示出来）。
有时，正如弗洛伊德对梦的分析一样，对意象的分析会表明意义正是意象表面上看起来的意义的对立面。
无需多言，马克思受到黑格尔左派，而不是右派的影响。黑格尔左派的技艺最出色的实践者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1872 年），他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成为整整一代德国进步青年的“圣经”。
费尔巴哈的著作意在对宗教进行一种人类学的分析，它包含着对黑格尔主要理念的一种颠倒。黑格尔曾断言：“人是自我异化的上帝。”费尔巴哈则把这个命题倒转过来说：“上帝是自我异化的人。”也就是说，上帝的观念是人的观念的颠倒。费尔巴哈认为，存在着某种为所有人渴望的（柏拉图式的）普遍价值观。纵贯整个历史的每一种文化都渴求真理、美、正义、力量和纯洁。拥有这些渴求乃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但是，当历史上的民族实现他们这些理想的努力遭受挫败时，这些理想本身就从人异化出来，并被投射到一个“理想存在”上，这就是上帝，他要求将一切都归于其荣耀。费尔巴哈认为，只要我们人类继续把我们的理想异化为某些非人的外部存在，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实现我们自身存在的完美。黑格尔只对真理有过隐约一瞥。人就是上帝，上帝就是我们之所是，但我们只能通过一种自我复归的行动才能成为这样的上帝，而这种行动只能通过废除我们传统的宗教观念才会发生。例如，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费尔巴哈的神圣家族这个概念。
按照费尔巴哈的看法，只有通过消除神圣家族的形象，我们才能把和平、幸福和爱带进世俗家族，因为只要我们依然在我们面前持有前者的形象，我们就会把俗世看成只是一个审判和惩罚之地。工人们在星期天会到教堂去，为他们的罪恶忏悔，屈服于不幸，把它当成人类命运，而在下一个发薪日又回到小酒馆，把他们微薄的工资喝个精光。
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的直接影响。作为一名学哲学的年轻学生，马克思写道：“每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得穿过这条灼热的小溪。”（在德语中，Feuerbach 的意思就是“灼热的小溪”。）但马克思很快就摆脱对费尔巴哈的迷恋，而他自己的哲学则始于对他老导师的批判。费尔巴哈以自己摆脱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为荣，而宣称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是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是一个隐性的唯心主义者，也就是说，一个自以为是唯物主义者的唯心主义者。
马克思指出了费尔巴哈对神圣家族的解释中所暗含的唯心主义。按照费尔巴哈的解释，我们通过改变关于神圣家族的观念就可以改变世俗家族的物质结构。与此相反，马克思认为，所有的改变都必须开始于物质结构的层面。他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就是世俗家族之后，世俗家族本身就应当被加以理论地批判和实践地彻底改造。”抱着这一贯的态度，马克思以这句著名的话作为其反对费尔巴哈的小册子的结尾：“哲学家们只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认为，只要家族发生变革（即，只要家族的权力等级序列随着社会权力序列的重建而被重建，因为家族是社会的一个镜像），那么神圣家族的观念自然就会烟消云散。宗教不需要被废除，它会自行消解。与费尔巴哈所认为的相反，宗教之所以会消失，是因为宗教不是异化的原因；相反，它是异化的一个征兆，有时甚至是对异化的抗议。马克思说，“宗教是大众的鸦片”这一断言经常被剥离语境而遭到误解。马克思实际上说的是：“宗教上的苦难同时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也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心世界的心，就像它是非精神形式的精神。它是人民的鸦片。”在这里，“鸦片”这个词是指这种药物有缓和疼痛的力量。
像他之前的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同样关注对异化的分析（异化是主体被从其自然对象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尽管马克思通过大量的异化现象（自然异化、社会异化、自我异化）都讨论过异化，但或许在其对“异化劳动”的论述中，最具哲学上的原创性。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生产者。他认为，我们必然要进行创造。与 homo sapiens（认识者人类）相比，马克思更喜欢 homo faber（制作者人类）这个名称，因为我们的认识依赖于我们的行为。马克思认为，很大程度上，我们是我们所制造的东西。我们创造了我们的产品，而我们的产品又造就了我们。我们的精神开始具有了我们所创造出来的对象的特征。如果我们用支离破碎的方式进行创造，那么我们自己就会变得支离破碎。如果我们创造没有用的东西，那么我们自己就会变成没有用的人类。不幸的是，生产过程是受历史力量支配的，而历史力量却并不总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这些力量通常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力量，当它们在人们与其产品之间造成分裂之时，其结果就是“异化劳动”。如果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不是出于创造性的自然需求，而是出于满足其他需求的必要性，比如经济需求或贪婪之心，那么异化劳动就会发生。如果一个工人所创造的产品是为了他人的利润，并且这个产品进入为了满足贪婪的欲望的经济系统，而不是为了人的真正需要，那么进一步的异化就会发生。如果工人的劳动产品作为一种使其丧失能力的异己力量返回到工人身上，异化劳动便尤其容易发生。（极端的例子：工人生产出香烟，而香烟使工人患上了肺癌。）你听到以下观点应该不会感到惊奇，即：马克思认为，在历史上的所有社会经济体制中，除奴隶制以外，资本主义是促成最严重的异化劳动类型的社会经济体制。异化劳动反过来又造成了自我异化——工人们面对自己就像面对陌生人，就像面对非人类的陌生族类。（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神圣同一性危机的说法。）青年卡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这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异化都将被克服，而人类将重获其所失去的作为 homo faber（制作者人类）的本质。
在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向一种唯物主义的转化中（从而“将黑格尔头足倒置”），马克思创造了一种历史上独特的哲学理论。当然，我们在前面曾遇到过唯物主义者，德谟克利特和霍布斯就是这类人。但他们每个人在主张万物最终都消解为物质时，都选择在物理学意义上来界定他们的核心范畴。他们的物质实体只是运动的物质而已。但马克思不是从物理学而是从经济学来选择他的核心范畴的。他并不是要解释全部实在，而只是要解释人性的实在。马克思运用了包含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析模型。他认为，社会领域的基础是物质基础：自然资源、生产方式、分配方式以及人们在工作中的关系等等都包括在这个层级之内。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是某些其他社会关系，如法律和政治架构所构成的层级，在这个层级之上又是一个层级，这个层级由高级文化如艺术、宗教、道德、诗歌和哲学这类具有社会性特征的东西所构成。马克思认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会进入到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是实在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整个过程。并非人们的意识决定其社会存在，而是相反，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其意识。
在这一段以及其他类似的段落中，马克思使其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看上去很简单。高级文化，或者他所谓的“意识形态”领域，仅仅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体现”或“升华”。后来他对此有所修订，承认观念性的上层建筑和物质性的基础彼此相互影响，尽管最终物质基础起着决定作用。社会的观念性内容永远只是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只是基础性经济结构的一个宣传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中，经济结构的内部矛盾或被掩盖，或被否认。因此，要知道一个社会的地位象征的真实内容，你只需要问：“谁控制着基础？”知道了谁控制着自然资源、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原材料、工厂、运输线和销售渠道），你就会发现隐藏在任何社会的法律、政治、科学、艺术、道德和宗教背后的秘密。正如古语所言：“谁出钱，谁做主。”马克思的说法则是：“每个时代的统治思想永远是这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
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唯物主义模型之上，还要加上他对基础的辩证解释。一个特定集团对社会物质财富的占有自动地产生出了一个阶级体系——基本上分为有产阶级（“有产者”）和被有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无产者”）。
由于这两个阶级的利益始终处于对立状态，因此他们势必处于长期的斗争中。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行，马克思宣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冲突在史前时代就已经随着工具的发明而出现了，在马克思的时代，它达到了其轮廓被最清晰地勾画了出来的阶段，并且实际上，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它也到了其最后的阶段。此时它是资本主义里的有产阶级（资产阶级）与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劳动阶级（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马克思在他成熟时期花费大量时间，从所有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来描述资本主义的结构（令人想起黑格尔式的辩证法）。
下面是一些实例：资本主义对自由竞争的强调导向了它的对立面，垄断。其结果是以前的一些经济精英集团的成员被驱逐到贫民的行列；资本主义对新的原料资源、廉价劳动力和产品倾销地的持续需求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战争的产生；资本主义需要解决失业问题，为此只能通过把更多的资金注入到资本主义体制中，因而制造出了通货膨胀，而为了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又需要增加失业。马克思认为，这些内部矛盾，和因被剥夺者持续增长的苦难所引发的大规模动荡一起，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内部崩溃的全面爆发，以及工人阶级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产生马克思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其作用就在于确保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不去恢复阶级制度。（毕竟，这些获得胜利的街头斗士们自己是在异化状态中成长起来的，因而是在“错误意识”中成长起来的。）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个专政一旦完成了其主要任务，就会走下权力的舞台——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将自行“消亡”。
马克思的批评者会马上指出：他并没有对其社会主义乌托邦中的权力滥用问题进行论述。也许这个疏忽要归于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哲学上的乐观主义。（不幸的是，正如苏联的斯大林时期所证实的那样，阿克顿勋爵的悲观主义要比马克思的乐观主义更为现实。阿克顿曾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专政放弃统治，并将迎来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这个无阶级社会将终结阶级斗争的辩证运动，从而终结我们所知的历史。（毕竟，马克思把历史定义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从原始时代以来，人类将第一次生活在最适于生活的状态之下。私有制将被取消，劳动分工也一样（劳动分工是一种专业化形式，在其中一个人终其一生受到其所从事的专业的限制）。我们全都会成为艺术家和哲学家，我们还将“早上狩猎，午后打渔，夜里放牛，晚饭过后品评（诗歌），就像（我们）一直所向往的那样，不再只做猎人，或只做渔夫，或只做羊倌，或只做批评家。”此外，马克思的理想世界图景还包括在酒吧里进行社交活动、跳跳舞、看看戏、买买书、谈谈恋爱、做做理论、绘绘画、唱唱歌或甚至击击剑。（击剑？）有时候马克思的真实共产主义社会看起来更像是一幅资产阶级的田园景色，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天堂乐园；有时，与克尔凯郭尔的“新人类”一样，马克思的“新人类”似乎也就是“旧人类”，尽管它不是来自过去的历史而是来自神秘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