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意大利的普利莫·莱维，concentration camp 的幸存者之一。《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对我个人的知识扩展面以及更加真实的社会、极端情况下的人性有了更清晰震撼的认识。人的思想成长往往是在遭遇重大变故、极端状况、孤立无援、榜样激励等比较特别的情况下，比如说，受过校园霸凌的同学至少对这个社会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他知道了来自别人的恶意可以轻易毁了一个人，这不是心理悲观或者低沉或是简单的被概括为抑郁、厌世，阳光幸福长大本来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有的人经历厄运成长了，被霸凌的人（一般都是小初中生）很小就成长，成长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了解极端情况、保持悲观不是一件坏事，保持悲观意味着时刻要多做准备，不至于面对恶劣情况一味哭泣。
就是接下来这一段话，（当年）完全打破了我的三观，“我感到无辜，没错，因为我也是‘被拯救者’中的一员，所以通过我的眼睛（还有其它人的眼睛）永远寻觅一个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最糟的人幸存下来，也就是说，那些做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最优秀的人都死了，活下来的都是最适应环境的人而不是最应该（乐观、善良、乐于助人）的人活下来的人，这和我们所受的教育完全不同。莱维偶然发现了一个旧水管会往下慢慢滴自来水，他只告诉了最最亲近的一个人，他们偷偷离开那里时候，莱维感受到负罪感，但是他至今都不知道这件事做对了没有。不告诉别人，能保命，告诉了别人，他自己就没了水源，他选择了缄默，“将自私延伸到你最亲近的人，在那遥远的时光中的一个朋友，一个可以恰当地称呼‘我们’的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最难熬的是正义的人，逃不开、躲不了、又真的没有办法对周围的人下手，环境不允许自己保存道德生存下去，而道德又是某些人绝对丢不了的东西，那还有自杀这一条路，但是我们听到的关于concentration camp中自杀的死法很少，反而是这些人被解救后有了大量自杀行为，那这是为何？莱维给出了以下解释，（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这是一个有此经历的人的真实想法）：
首先，自杀是人类的行为，而不是牲畜的行为，他们被像牲畜一样对待（这一点作者有一点篇幅描写，很虐，肉体上的伤害是其次，将人匹配的属性—自尊、道德、羞耻心完全摧毁，真的还不如死亡来的干脆）；
其次，“还有其他事要考虑”，人们想的是怎样填饱肚子，怎样逃脱疲倦和寒冷，避免毒打。这种时刻笼罩在头顶的死亡阴影，让人们没时间聚精会神地考虑自杀的想法；
第三，大多数情况下，自杀是由未被惩罚而减轻的罪恶感所衍生的行为。Concentration camp 中的严酷生活本身就可以看作一种惩罚，未被营救之前，人的罪恶感在潜意识中，并不再额外需要其他行为来自我惩罚，而被拯救之后，罪恶感就笼罩着自我，所以他们需要自我惩罚，“自杀”就是个很好的媒介。
还有一点，（这一点我自己随便想的）经历过残酷战争的人，无论是俘虏还是战士，已经很难适应正常生活了，塞林格在诺曼底登陆后幸运活下来后就是这样，精神有问题，不是不能交流，也不是智商有问题，而是当两个人的经历有巨大变化时，本身就不适合友好交流，即使是与家人，因为相互不理解，也没有办法做到换位思考。（延伸一下，所以如果想并肩，无谓朋友或恋人，一方往前奋进另一方也要加油）塞林格不能面对镜头，感觉会回到战场的瞬间，而且即使后来有了妻子儿子，他很难为他们分出心神，只有在写作时他才能回归自我。无论是战俘还是战士，CCCP解体时候，也有好多老兵自杀，他们都是特殊背景下的悲剧产物。
那么羞耻感（罪恶感更为恰当）是从何产生？因为自我无能、不抵抗，理性来讲，这和他们不相干，他们就是没有能力抵抗，但最后还是会为自己的不积极抵抗负罪。同时，来自不了解事情真相的人们无意中的疑问，你们当时没有人抵抗吗？这种问询（即使不带任何恶意）对不抵抗的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质问，抵抗的都死了，活下来的都会无形中遭受这种审判，所以羞耻，所以自杀。
在这本书中莱维提到了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他没有对这件事进行批判，而是客观陈述，为何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莱维写这本书中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单纯的谴责Nazi,而是想分析清楚concentration camp 这种奇特现象和做一个科普，这件事没有发生之前谁也想不到会发生，发生了之后却依旧有很多人不相信，这种事说不定何时就会重现，面对特殊情况，应该有更多人了解和预防，防患于未然。还有，杀人的不仅是敌人，还有同伴，战力对比，其实很多人是死在自己人手上，那么在这种绝境下，活下来的诀窍是什么。
战后一种普遍现象是，很多受害者和施暴人大规模模糊了自己的记忆，他们潜意识地在逃避，即使是同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在不同的时间叙述出一模一样的经历，所以受害者取证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莱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挺身而出”，他努力想要更多人了解真相，即使一次次扒开他的痛楚，因为在那场战争中活下来的受害人，只是逃避痛苦就已经很艰辛了。
在这种环境下，会有好多人寻求稍微轻松一点的工作，Nazi也会提拔一些受害人称为“小头目”，Nazi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从数量更为庞大的受害者群体里面寻找帮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为了多一块面包，多的是人愿意挤破头竞争并且尽力做好这份工作。事实上，他们在完成工作时，不仅不会偷奸耍滑，还是超额完成工作，有一幕场景就是修墙，人工不借助工具修的墙，那种笔直程度比之精确仪器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讽刺吗？不，只有在工作中人们才能暂时忘却饥饿、痛苦。而且，解决人手问题是一方面，Nazi（不仅是Nazi,各种犯罪组织都深谙此道）更加清楚，约束他们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们担上罪行的重担，这就构成了一种同谋关系，人格被摧毁，手染血腥，他们从此无法再回头。所以，concentration camp 鼓励特权阶级，兼职囚犯构成了这里的主体，还有，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的合作意愿越广泛，而他们的特权也仅限于几个月内能吃饱，故而不会招来其他人的嫉恨。刚进入营地的受害者还会被上演一场残忍的“杀鸡儆猴”，反抗之心顿时消弭，也不存在组织其他人一同反抗，就算忽略语言问题，刚强度的工作稀少的食物都令受害者们毫无反抗能力，只能被动等死。
这里还一种致死率最高的bug,那就是语言，incommunicability,无法沟通，它是一种语言学的灾难，也是“文明世界”的灾难。先说信息重要性，资本积累本身是来源于权力/金钱/信息不对等，在concentration camp 可以改为权力/食物/信息不对等，受害者食物短缺（这也是前文中提到的为什么莱维发现了滴水的水管不会告诉别人，因为这里的资本就是生命，有这些资本就有命），有无权力即灰色地带的小头目不是竞争上岗，是看运气，如果运气好被选择了那就能暂时保住命，所以当权力/食物都相同或者仅凭借运气时候，信息就至关重要，掌握信息能免受一顿毒打，甚至能救自己一条命。而信息的来源，就是沟通，当你听不懂一句话周围还没有一个人认识的人，后果很严重，所以在这里，如果想活，就要会德语。同时，这里出现了另一种侮辱，人们更多的是对命令的语调作出反应，而不是命令的内容。像不像人和畜生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能很好适应环境的要么会语言，要么机灵，他们也已经完全被当作牲畜对待了——打手势、甩鞭子、吹口哨、拍后背……
关于暴力，客观来讲，暴力是解决问题的一种途径，和“愤怒”一样，我们通过某些行为来表达不满，最终结果要么是威慑、恐吓，要么是想要你改正等。莱维在concentration camp体验了另一种暴力，他称为“无用的暴力”，劳动、殴打就是目的本身，也不是为了让受害者恐惧，让受害者怎样，单纯就是为了暴力本身，而这些暴力只是为了施加痛苦……
当我们试图用逻辑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会有“意料之外”，邪不胜正，反派最终的死亡往往不是实力，而是自己心性落了下乘，往往死于自爆，就算是Nazi,是人就会有人的各种情感，那么没有人会心软会同情吗，有的，这种事情也有偶尔的例子，但是更多的是，我们想到了同情却没有考虑到同情发挥做大作用时的环境，而真相是，一个人所引发的同情远多于一群遭受苦难的人，他们面对的恰恰是一群遭受苦难的人，人的道德模糊性被极端情况激发的淋漓尽致，除了你自己，所有人都是敌人。
这是一本战后反思文，我觉得我们都应该看看，不论是施害方还是受害方抑或是事外人。
-- by hann
--2021.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