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弯弯曲曲常年雨水冲击而形成的小路，通向各家各户，最宽只容两个人并排而行，不错，如果你牵着一头驴，拉着一辆车，在转弯处要万分小心，这是最容易翻车的地方。几乎每家每户年底都会有一头大肥猪，作为新年的祝贺，肉会大卸八块，切成小丁丁，在锅里面炒熟，腌在缸里面，撒上盐，作为这一年的荤菜，平时是舍不得大吃的，只有在做饭前放入一点点在锅里面，连着油，作为饭的引子，当然如果你运气不好，是一顿饭吃完都不会见到肉的。每家也会养一头驴或是牛，作为耕地用，这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命根子，一年的秋收春种都是离不开他们的。每家的摆设极其简单，但是最主要的也是万万不能少的，就是不能没有土炕，炕是用土基砌成的，里面会留出很大的空来装取暖的柴火，晚上将一篮子混着土和柴火的东西放到炕洞里面，一晚上不是很暖和，但也可以挨到天亮，最主要是实惠，只要你勤劳一点，这种用来“填炕”的柴火是满地方可以找到的，甚至是平时走的路上也可以收集到一篮子来。他们的生活简简单单，却每天早出晚归地忙碌着，这就是堡子村人们的生活，整个村庄是依山而建，没有一家是在沟里面落户，按照老传统，在沟里面住人是不吉祥的，关于这个村庄，还有一个名字“寺川”，听祖辈们讲，他们原来在丰旺庙那里居住，因为紧挨着庙，他们每天在出门干活之前，只要有男丁，都会去庙里烧几炷香，祈求一天平平安安，在那里生活了几辈人，年年风调雨顺，他们将此归咎为庙神爷的护佑，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年，这里闹洪灾，大水冲走了好多人家，连寺庙也冲了一半，他们觉得庙神爷再也不能保佑他们平安，就开始搬迁，如今来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荒凉山脚下落户，这里交通极其不便，但他们却深深地爱着这块土地，当然，也为了铭记曾经居住过的那个地方，他们取了名字“寺川”，如今，这个名字跟随他们走过了好多年，一代又一代的子孙们，不知是否还记得它。
我就出生在这个村子里，再也数不清是这个村庄的第几代后人，就如同村庄的每一块土地养育着这里的每个人一样，我也喝着枯井里面的水，靠天吃饭，同样接受着村庄不老习俗的熏陶——重男轻女。不错，我是一个女孩，但不是村子里唯一一个女孩，却是不幸中的一个，按照惯例，如果一家有三个孩子，并且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是最小的，那么老二是不被重视的，追究其原因我也说不清，很显然我就是我们家中的老二。我们家族从我记事起大体是这样的，按照爷爷的辈分，分为“新庄”和“旧庄”，而我们一家子就属于“旧庄”，以前总不喜欢别人称我们为老庄人，总觉得老气，没有新鲜感，后来听爸爸讲起“新旧”其实是辈分之差，渐渐的就没有那么排斥了。爷爷去世早，听爸爸说起，在他九岁的时候爷爷就不在了，是奶奶一手抚养四个儿子三个女儿长大，可以说是这个家里的大功臣。爸爸是老四，弟兄四人各自成家，又离得不远，我们家和大伯家是一个沟的距离，穿过一个沟就到了，出门就能望见。二伯和三伯两家离得近，在二伯家抬头就能看到三伯家，所幸都在同一个村子里，相互帮衬好多年。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奶奶儿孙满堂，大儿子和我家一样，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老三一男一女，只有老二一个单子，还有奶奶的三个女儿也相应的有了儿女。确实和奶奶一辈比起来，我们这一辈兄妹少了许多，我总会问起奶奶
“你们那时候生活比现在还艰苦，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孩子？”奶奶的回答总是让我琢磨不透。
“别人家生的多了，我们也就跟着生多了。”确实，在我们村子里爸爸们一辈总是有七八个亲兄弟姐妹。小时候不懂事，将其归结为“追潮”，后来，才知道是计划生育不严，再者就是太穷，没有钱去“带环”，这个词还是从母亲那里听来的，不太懂它的意思，大概就是防止再孕吧。
1990年以来，计划生育在农村越来越严，正好赶上我的出生，当时乡政府接到上面通知，要搞好“优生优育”，打出“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口号，明确规定一家最多只能生两个孩子:如果第一胎是儿子就不能再生育，如果是女儿还可以再生一个。无形中透露着“男重女轻”，其实这也不能怪政策，对于一个农村人来说，将来儿子是养老的，要继承家业，女儿终究是别人的。我的出生让家人满怀期待，又心惊胆战，期待我是一个男孩，再加上姐姐，刚好满足政府的要求，不再为“跑计划生育”折腾了，而事实是他们很失望，接下来要进行一年的“生儿子计划”，我像一个物品一样，被包装起来，带进了黑咕隆咚的“窑洞”，从此过上了“黑白颠倒的”生活，白天睡觉，晚上由母亲喂奶，开始活跃起来。听奶奶说起，我是挺乖巧的，睡在“窑洞”里面很安静，只有偶尔饿的时候发出声来，当时会吓得全家人不知所措。
有一次姐姐在窑门外面玩耍，忽然听到孩子的哭声，瞪大了眼睛，就赶紧跑去告诉奶奶
“奶奶，里面有哭声！”
“那是老鼠的声音。”当时为了躲避风声，奶奶随便就说了一句，以后每听到我哭，姐姐都会以为是老鼠，就再也不注意了，也是因为奶奶的这一句回答，我也有了后面“老鼠妹妹”的称呼。日子就这样过了快一年，终于又有一个新的生命要降临了，母亲也没有时间再去照顾我，我在整个家里也显得很多余，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妈妈肚子里的宝宝身上，或是喜悦，或是畏惧，再也无暇顾及我，终于在爸爸的建议下将我送到陕西大姑家里去，这是要出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乡上干部来了也不会发现任何蛛丝马迹，经过全家人以及父亲兄弟几人的商量，最后达成一致协议，等过了这个“风声”，他们就将我接回来。
送我去火车站以及带我走上陕西大姑家的都是二爸一家，因为他们家只有一个孩子，相对来说很轻松，并不需要操太多心。走的那天晚上是黑夜，他们怕村子里人看笑话，连手电筒都没有打开，手里拿着一炷香，指引方向，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一注香的光芒是怎样带他们躺过难走的河沟，走下崎岖的山坡，到达远在他方的火车站的，使劲的想，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常年生活在这里，对地理位置太过于熟悉，连土地的层次起伏都刻在心里，二是，那天肯定是个圆月之夜，月光照亮了整个黑夜，而香头的作用仅仅是“指引方向”或是应了这个村庄的名称“寺川”，因为是从庙那里搬过来的，还是请庙神爷保佑孩子平安，不管是哪一种说法，结果是我最终还是送到了大姑家。
对于在大姑家的生活，再也无从知晓，因为家里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给我讲起，二爸二妈送到我之后也都回来了，只有后面大姑探亲来的时候，偶尔讲起过
“老鼠太能吃了，我买的奶粉都不够喝。”
“后面给她买了一只奶羊，被她给“喝死了”。”
所有的这些当再次讲起的时候，全家人都当做是个笑话，一笑而过。
上帝总是会善待那些努力追求目标，从不放弃的人，如我们家人所愿，我迎来了弟弟，他就像家里的一颗活宝一样，任何风吹草动，牵动着家人的每一条神经。弟弟的一生也不是平平安安，首先是快到两岁的他，不会说话，只会哭，按照奶奶过来人的经验，有些孩子会走路就是很迟，所以全家人没有太在意，像往常一样，围着他，哭了逗他笑。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他三岁那年，有一天母亲抱着他的时候，他只会做哭的表情，却始终没有声音，并且连之前学会的走路都不会了，吓坏了母亲，父亲在外地挣钱，母亲二话没说，徒手抱着他，翻过崇山峻岭，赶上了去县城的班车，在医院做了三天的检查，输药，吃药，打针……，各种折腾下，在第四天的时候，他终于“哇”的哭出声来，这一声，给三天没有合眼的母亲带来了莫大的安慰，抱着他只流泪。幸运并没有这样悄然而至，紧接而来的是医生那边传来的噩耗。
“经我们诊断，孩子患有腿疾。”
“腿疾？”父母对于这个陌生的名词，以及弟弟不会走路的现状，再一次陷入无尽的痛苦中，母亲甚至当场晕倒。
接下来按照医生的意思，要转到市医院进行手术，大体是割开弟弟的左腿，将里面的脓液抽出，再放入钢板作为固定，等整个腿长好了，再将铁板取出，其结果可能不乐观，要么是仍然不会走路，甚至情况更糟糕，要么手术很成功。至于做不做这个手术完全取决于父母，他们再次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母亲几天来都是以泪洗面，再加上几天没有睡觉，黑眼圈很深，脑子跟浆糊一样，完全没有了注意，所有的决定都落在了父亲身上，父亲毕竟是文化人，有初中水平的学历，多少懂点道理，一来相信现在的医疗水平，二来，考虑到孩子以后的生活，冒出一个字
“做！”
父亲深知这一个字的分量很重，他像赌博一样，将自己的儿子赌在了手术台上，不知道结果怎样，只要儿子能够平平安安，他做什么都可以。没有人说起过当时父亲是怎样的心情，他有没有哭？反正母亲吓得只剩下哭声，在她眼里只有坏的一面，始终想不到好的方向去。
就这样在弟弟腿上开刀做了手术，整个过程打了麻药，还有弟弟小根本没有意识，在别人看来，没有什么，却疼在了父母心里。做完手术开始筹集昂贵的手术费，之前医生说没有准备好3000元的手术费是不做这个手术的，意思很明显，先交钱，再做手术，基于弟弟的情况，是容不得多等的，等待一天，离成功就远一步，在母亲的苦苦请求下，总终先做了手术。那时候，父亲一年到头在外辛辛苦苦工作一年，收入一千，是最多的时候，平时也就五六百，3000元的手术费，对于一个农民工是天大的负担，当务之急只有“借”，由母亲在医院陪着弟弟，父亲走上了借钱的“征程”。他老早的坐上了回家的班车，唯一能想到的只有管他的几个哥哥们借，下了班车当父亲再一次踏上家乡的这片土地时，他眼里含有泪水，想想这是离家第二个年头了，出门在外饱受艰难，兢兢业业，却混的一塌糊涂。消瘦的身躯再也支撑不住巨大的压力，他找了一块玉米地的边缘蹲了下来，将随手带的包裹扔在旁边，卷了一根“旱烟”，找出火柴一划，断了，再来一根，没有火柴头，他捏在手里折断，当再要取的时候，已经没有火柴了，他拿着没有点着烟头的老旱烟，含在嘴里良久，呼吸着迎面风吹来的玉米香的味道以及听着玉米叶子相互摩擦发出的声音，坐在那里半个多小时，当他起身要走的时候，腰部猛然一痛，将他打回原地，他试着再次起来，顺手扔掉了已经含在嘴里湿了半截的旱烟，拎起包裹，大步向家里走去。
这是一个秋收的季节，却没有收获的味道，已经习惯了漫山遍野的荒草在风的吹动下滚来滚去，并不饱满的谷粒，招来阵阵鸟儿的青睐，稀拉拉的土豆叶子紧贴地面。父亲是一个很重视庄稼长势的人，无奈每年的秋收都不在家，只有偶尔在给母亲写的信中提起今年的庄稼怎么样？当这次亲眼看到，不由得长叹“今年又是一个饥荒年啊！”
父亲亲自登门向各位叔叔伯伯们借钱，因为孩子们开春都要交学费，再加上闹饥荒，他们也拿不出多余的钱，一共筹集了1000，剩下的还是母亲打电话向大姨借的，就这样东凑西借，医药费齐了，从此家里也欠下了不少的债。这以后就再也很少见到父亲，他要担负起还债又要供他的三个孩子念书的重任。
父亲走了之后，家里的重任便落在了母亲和奶奶身上，婆媳之间的战争从此在家里拉开了帷幕，母亲是一个急性子，干啥事追求快，又有效率，而奶奶恰好相反，可能是人老了，做事又慢，并且老出错，会引来母亲的指责，从早到晚总能听见母亲和奶奶的吵架声，家里总不得安宁，而我也就是听着他们的争吵一直长到了懂事的年纪。
草在风的吹动下滚来滚去，并不饱满的谷粒，招来阵阵鸟儿的青睐，稀拉拉的土豆叶子紧贴地面。父亲是一个很重视庄稼长势的人，无奈每年的秋收都不在家，只有偶尔在给母亲写的信中提起今年的庄稼怎么样？当这次亲眼看到，不由得长叹“今年又是一个饥荒年啊！”
父亲亲自登门向各位叔叔伯伯们借钱，因为孩子们开春都要交学费，再加上闹饥荒，他们也拿不出多余的钱，一共筹集了1000，剩下的还是母亲打电话向大姨借的，就这样东凑西借，医药费齐了，从此家里也欠下了不少的债。这以后就再也很少见到父亲，他要担负起还债又要供他的三个孩子念书的重任。
父亲走了之后，家里的重任便落在了母亲和奶奶身上，婆媳之间的战争从此在家里拉开了帷幕，母亲是一个急性子，干啥事追求快，又有效率，而奶奶恰好相反，可能是人老了，做事又慢，并且老出错，会引导来母亲的指责，从早到晚总能听见母亲和奶奶的吵架声，家里总不得安宁，而我也就是听着他们的争吵一直长到了懂事的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