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写哥哥的故事，但思来想去，又不知从何处落笔。哥哥比我大八岁，因为不在一个年龄段上，所以，在一起玩的时间不多。我开始记事了，他外出上学了，我上学了他又离家工作了，记得他们结婚后，嫂子在家住过一段时间，但不久嫂子有了工作，他们就搬到县城去住了。离多聚少，“相伴”的时候不多，脑海里留下的印象不深，不系统，而且模糊不清，要写也是蜻蜓点水，东一锒头西一棒的，很难准确表现他的形象。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哥哥是有六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为了表达对一个老党员哥哥的敬意，心愿所驱，我还是动笔了。
哥哥是属虎的，生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今年84岁，身体还很硬郎，共产党员，退体老干部。曾先后在木垒县东风人民公社、上游公社、西吉尔公社、县委组织部、木垒淀粉厂、良种场，县人民医院、监察局、纪检委等部门工作和担任领导。与嫂子结为伉俪，郎才女貌，是当时我们村子里为人羡慕，广为称道的一对年轻人。他俩相濡以沫，恩爱有佳，几十年如一日，风雨同舟，甘苦与共，至今已牵手走过了六十多个春秋。养育一男一女，外孙二十多岁，大学毕业后已走上了工作岗位。老俩口都是共产党员，退休后依然按时参加组织生活，准时足额交纳党费，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本色。
哥哥出生在乌鲁木齐市，乳名叫“春生子”，随父母在军营里渡过了七八年时间。可以想见，第一个孩子出生，自然是父母最大的喜事，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必然会受到父母的百般痛爱和精心呵护。当时母亲是“全职太太”，有时间、有精力、也有能力照顾好自已的孩子，所以那是哥哥的黄金时代，唯有他可以独享此份待遇，其他兄妹无法攀比。
待我有了确切记忆，已经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了。那时候我们住在杨家泉沟王吉东的庄子上，当时家乡正在进行土地改革，记得爹妈常常去十多里外的乡政府学习，那时哥哥已经是十一二岁的尕小伙子了，俗话说，“小子不吃十年闲饭”，爹妈教他照看我们，带着我们玩，并且“看家护院”。不知是我们不受他的管束他“惩治”我们，还是哥哥故意逗我们玩呢，他动辄拿着舀饭的勺子，勺头朝上，从桌子上捣过来，嘴里念叨着“张明科的老婆子来了！”来吓唬我们，对他那种怪异的动作和不知所云的话语，我们感到没名其妙地恐惧，吓得我们几个吱嘛狼喊地抱作了一团，退宿到墙角里，每到这时他便会停下来，刚刚平静下来，冷不叮他又重演一边，我们又是一阵惊惧和喊叫，他发现了我们的软肋，所以动辄就用这一招来“修理”我们。
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哥哥与邻居家的孩子结伴放牛，有时候我也跟哥哥去玩。牛在杨家泉沟里安然地吃着肥美的青草，哥哥他们在泉沟里抓鱼，杨家泉沟里水草丰茂，荆棘丛生，满眼都是绿色，整个泉沟鸟语花香，比现在美多了，泉水清澈，鱼儿闲适地游来游去，大的金鱼足足有半公斤，狗鱼子多得象黑色的精灵，在水下，倏然窜动着。哥哥他们把裤子脱下来，扎着裤腿，用两根细木棍，十字交叉，把裤腰撑起来，做成一个“鱼网”，一个人把“鱼网”下在水窄处，其他人从上游用木棍在水里一顿乱捣，用石块乱砸，急速把鱼赶下来，赶到“鱼网”处，撑网者猛地将“鱼网”提起，这种“鱼网”排水不利，十有九空，但偶尔也能网到几条鱼。有时，他们干脆下水去摸鱼，竟然也能捉到。然后把抓到的鱼就地开剝了，洗干净，拔一根浪干芨芨，剝了皮，把鱼穿在一起提回家去。放牛娃的“游戏”是多样的，小伙伴多的时候，他们常在草地上挖了“窝子”，玩“赶老牛”游戏，人少的时候玩“打王八”，我跟着他们看热闹，觉得比他们还开心。他们玩得正欢时，如果牛跑了，我就去替他们当差………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生活是那么单纯、那么的美好，那么让人留恋！
那时候，庄户人家几乎与世隔绝，很少知道外面的事。从来不去买鱼吃，也不知道街上有没有买鱼的，再说乡下人一年也上不了几次街。但是我们每年都能吃上几次妈妈做的鱼，这就是哥哥的功劳了。妈妈做鱼的程序看起来很简单，她把洗干净的鱼缠上面粉，锅里倒少许清油，把鱼的两面都煎黄，然后添适量的水，调上佐料，燉十分钟左右出锅，味道鲜美，难以比拟，谗得我们垂涎欲滴，吃得我们满心欢喜。长大工作后，我走南闯北吃过不少鱼，海边的全鱼宴我也吃过几回，但从没吃到过妈妈做的那种鲜美的味道。
哥哥是在木垒县一校上的高小，住在县城大爹家里，和堂弟吉生子（长年）经常在一起缠伴，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感情如陈酿的美酒，愈加醇厚，如今兄弟俩常在一起品茗小酌，共享晚年时光。哥哥上小学时的事大都记忆不清了，唯有一件小事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哥哥带他的同学香海员到我们家来玩，不小心把我们家的“挖锛子”掉到了南湾的老井里，我一直为之惋惜，甚至多年了还耿耿于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环境造就人，陶冶人的性情。我小的时候，家乡的自然环景和现在孑然不同，大美风景不分四季，随处可见。春和景明时节，天空湛蓝，阳光明媚，山上的积雪渐渐消溶了，雪水从各个山间流下，“斗折蛇行，明灭可见”，汇聚在门前的井沟里，气势磅礴，轰然下泄，洁白的积雪，黑色的泥土，破土而出的青草，香甜的“乌药”，暖阳下安卧在井沟东西两侧的民宅，院子里晒着太阳，做针线、捻毛线、拉家常的左邻右舍，伴着哗哗的流水，享受着春天的暖阳和美丽的风景，谈笑着，盘算着未来，还有那山坡上啃食青草的牛羊，山洼里挖“五药”的孩子，村子上空袅袅娜娜漂浮的炊烟，鸡鸣狗叫的声音……构成一幅美丽的山村春景图，置身其中，神清气爽美不可言。 夏天开门目及的是一片碧绿，连门槛下都长出了青草，院子里母鸡率领小鸡觅食，一旦有老鹰偷袭，鸡妈妈“咕咕”一声“指令”，小鸡们立即心领神会，顿时消失在门前的草丛中。还有“膘肥体壮”的肥猪在草丛中懒洋洋地鼾睡……
这里气温最高也就二十多度，三十度以上的温度很少见。秋天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田野里黄绿相间，一派丰收的景象。早年间，家乡的气候温润宜居，适宜农作物生长，虽然大都是旱地，但老天爷关照賜福，风调雨顺，尽管人们世代种着“扁头庄稼”*，但往往是连年丰收，“吃肚子”不成半点问题。温润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南湾勤劳善良安详的村民，健康朴实、蓬勃向上的年轻一代。
集体化以前，家乡的冬天是农闲季节，村民们可以尽情地休息，养精蓄锐，美美地缓上一个冬天，所以这里的人们很喜欢冬天，孩子们更加喜欢，因为冬天可以溜冰、滑雪，“打老牛”，堆雪人，打雪仗。哥哥喜欢在雪地里“下扣”捉“鸽大鸡”。
秋去冬来，大雪封山，生活在天山里的鸽大鸡下山到村庄附近的阳洼坡上觅食，这时是捉鸽大鸡的最佳时机。哥哥是捉鸽大鸡的能手。他用马尾挫成细绳，做成活扣，按一定距离拴在一根两米多长的麻绳上，一根绳上大约拴二十多个扣不等，这叫一副扣。在鸽大鸡喜欢出没的地方拉展扣绳，两头拴在石头上，把扣固是好，撒上一层“麦衣子”，将扣绳上的活扣一一摆开，再撒上“麦衣子”*把扣隐藏起来，然后在上面洒上“楂头”*做诱耳。鸽大鸡看见一片黄色麦衣子，知道里面有粮食可觅，就会飞过去觅食，在觅食时，爪子刨到扣上，鸽大鸡就会被扣住，有时一副扣上同时可以扣住两只以上鸽大鸡，运气好时一天可以捉好几只。鸽大鸡很狡猾，往往有落空的时候。下扣捉鸽大鸡是个苦差事，必须背上几幅扣、麦衣子和楂头等诱耳，在没膝的雪地里跋涉，选择适宜的地方下扣，见鸽大鸡上了扣，得趴在雪地里隐蔽，以防惊动鸽达鸡群飞走而前功尽弃。哥哥编了一首歌，描述了翻山越岭，下扣捉鸽大鸡的艰辛，歌中唱道：“上山岭，捉鸽大，实在可怜，见鸽大上了扣，雪里头趴吓……”然而对于捉鸽大鸡，哥哥兴趣盎然，决然不辞辛苦，不肯放弃。每年冬天都能捉到几十只鸽大鸡，报酬十分丰厚，鸽大鸡调剂了全家人的胃口，为春节的餐桌上增加了山珍野味。
也许是生计的原因吧，高校五年级后哥哥辍学了。回家参加农业劳动，此间哥哥不忘读书学习，他喜欢写作，经常在中国青年报上投稿，被该报聘为业余通讯员。哥哥还勇于开拓创新，在辍学从农期间，竟然在丁家大洼山脚下的三角平地开辟了一小块，试种了西瓜和甜瓜，因为家乡无霜期太短，试种没有成功，但这种举动体现了他可贵的探索和创新精神。
哥哥是个踌躇满志的有为青年，虽然上学不多，但心高志满，不甘平庸，锐意进取，日久见功。终于刍鹰从此处起飞。他扎实稳重，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南湾这片土地，去成就他暂新的人生。
哥哥工作严谨认真，一絲不苟，秉公办事，铁面无私，工作走在人前，人缘好，进步快，一直受到单位领导的信任与待见，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先后调任过许多但位，做过多个单位的领导，最后几年他被选派到监察局任局长，和纪检委合署办公，为当地的反腐和廉政建没做出了贡献。工作以来他一直勤政廉洁，两袖清风，是领导信任，群众欢迎的好干部。哥哥注重读书学习，不断提高自己思想觉悟和理论修养 ，在这方面他做得很出色。虽然他高小都没毕业就辍学务农了，但经过自已努力，他的实际水平至少达到高中程度，政治理治学习更为突出，他经常应邀给县上各种学习班做捕导报告，是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哥哥虽然是个“工作狂”，但又不乏个人爱好。他喜欢二胡、三弦等民族乐器，喜欢绘画，但是终因小时候没有条件拜师学习，埋没了天赋，终究没成气候。在职时，因忙于工作，无暇发挥自已的业余爱好，所以器乐水平也很一般，退休后参加社区的老年文艺社团，在乐队里担任三弦手，技艺长劲不小。常常在广埸、公园、街道社区进行文艺演出，有时候还下农村演出，为建设文明社会发挥余热，每次活动哥哥都认真参加，东奔西波，乐此不疲。他的确是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在职工作时，公而忘私，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秉公办事，不谋私利，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已或亲友办事，自已的一双儿女，至今尚无正式工作，象他这样大权在握几十年的老领导干部中，子女没有按排工作，四处打工为生的，在当地决无仅有。正因为如此，受到人们的褒贬不一的评价。退休后，他常说“人退休了思想不能退休”，坚持每天读书看报、流览网页，关心国家大事，他爱憎鲜明、疾恶如仇，针砭时弊，保持一个共产党员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出污泥而不染的凌然正气。
特珠的年代和独特的经历使哥哥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如一日，每天一日三餐他都要喝上两盅，白酒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粮，嫂子每月都把买烧酒纳入家庭生活计划，按时为他采购供应。他凡事注重实际不慕虚名，喝酒也同样，看重品质不论包装，不讲名气，不看牌子，除了年头节下来人待客外，平时一般不买瓶装酒，只喝地产的散酒，如此而为，他为的是务求一个“真”字。也许和长期适量饮洒的习惯有关吧，八十四岁了身体还很硬郎，精神也很好，除了轻微的高血压和腿脚有点小毛病外再无大恙，老俩口相互扶将，相敬如宾，过着悠然自得、安逸幸福的退休生活。
在一些人的眼中，我的哥哥似乎是个只知道工作，只讲政策，恪守原则，铁面无私,六亲不认，缺乏生活情趣，不懂儿女情常，缺乏爱，少担当，愚腐气十足的人，这的确是一种严重的错觉和误解。
其实，哥哥属于“内向型”性格，他思想深沉而不外露，举止沉稳而忌轻浮，为人热诚而不苟言笑，在日常生活中，兄弟姊妹间，他都没有过多的言语，更不用说和外人了。应该说，他的情感世界是深埋在心底的。
俗话说“变牛变马，不做老大”，这说明了做老大的责任和艰辛。哥哥是我们丁家的老大，又是何家的大女婿，他享受了老大的“荣耀”，同时担挡着老大的责任。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们丁何两家先后有六个学生在县一中读初中，没有那个不受到哥嫂的关注和力所能及的资助，做为老大，他为父母分了忧，为姊妹解了难。当时家中哥哥嫂子是唯一拿工资的，他们也给父母零用钱，接济家用。这些虽然不是我亲眼所見，但后来在父亲的日记里我看到了令星的记载。
一九六八年初，“老三届”学生仍在学校，一夭，家住奇台的舅舅到奇台一中找我，告诉我说家里来电话，我的母亲去世了，这消息如晴天霹雳，击得我几乎晕了过去，镇静后，我当即去车站买了回木垒的班车票，赶回木垒奔丧，下车后一口气跑回了平顶山南湾的家。我家的房子在一个小土丘半坡上，没有院墙。远远看到苍黄的天底下，冷风飕飕，院里花圈失落的纸屑被吹得乱飞，零星的亲邻在院子里收拾东西，有的在墙根里晒太阳拉话，一派悲凉的景象。姊妹们发现我回来了，蜂涌出门，迎上前耒，抱成一团，哭声撕心裂肺，亲邻力劝而不止。我昏了过去，何家姨娘和干妈张玉兰在奋力掐捏，抢救我。历史给我留下了永生的遗憾，我做了最大的努力，也没有见母亲最后一面，没有赶上母亲的葬礼，见到的，只是母亲冰冷的坟冢！
文革中母亲贫病交加，家庭生活不堪重负，加之令人窒息的政治压力，年仅四十八岁的母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母亲走得急，“四清”运动被抄家后的我家一贫如洗，母亲的穿戴安葬成了大问题，当时成家立业的子女只有哥哥和姐姐，“危难”时节，是他们两人为母亲敬了孝，为父亲解了难，为弟妹担了责，安葬了母亲，关键时候尽了“老大”的责任。
父母走后我们兄妹八人中只有玉兰以上我们四人成了家，其余的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尚未到结婚的年龄。后来，我们兄妹团结一心，共同努力，先后为未婚的弟妹一一适时地办了酒席成了家，理出了生活的头绪。完成父母的未尽事业。当然这不能只归功于大哥，弟兄们都非常努力，人人有份。但姊妹中没有一个团结的核心，而齐心协力地办妥这些大事，是不堪想象的，这个核心非大哥没属。
父母去逝后，我的五爹家曾发生了巨大变故。 五爹是父亲的亲兄弟，是我们的亲叔父。上世纪七十年代，五爹及其女儿、儿子因病不幸先后离世，儿媳不久后改嫁，抛下五妈一个孤老婆子，五妈的外甥温明泉把五妈送到了家居县城的大哥家，大哥责无旁货地承担起了为五妈养老送终的责任，直到五妈寿终正寢，我们兄妹八人，将老人安葬……应该说这是哥哥身上最为闪光的地方，当然，更为可敬的是站在哥哥身后全力支持哥哥，默默无闻地做具体工作的嫂子。试想一个缺乏爱心、没有孝心、没有担当的人，能做出这种难能可贵的举动吗！
父母是第一位老师，家风是无形的规矩。“朝有大臣，家有长子”，“当哥的为父，做嫂的为母”，在父母的教导和丁氏家风的润泽下，我们在“后父母时代”，渡过了半个世纪的光阴，父母的品德一直传承，家风家教一直在弘扬，丁氏家族的美好形象一直在发扬光大，丁氏兄弟一直受到乡邻的称赞和社会的认可，所有这些都得益于父母的教育、家风的传承和家族成员的团结友爱以及家族中“领军”人物的有效引领。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大哥亦如此，他的人生并非完美无缺，有不足，有缺憾，站在不同的角度，人们对他的评价各有褒贬，这是正常不过的。
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以此篇献给具有六十二年党龄的大哥，祝他平安幸福健康长寿。 ………………………………………………
*扁头庄稼：形容不费力，只管春种秋收，不用施肥、锄草浇水等田间管理。
*麦衣子：麦子脱粒后打碎的麦叶和麦壳。
*楂头：没脱尽麦粒的残碎麦穗与不饱满麦粒的混合物，农家一般用来喂牲畜和做鸡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