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整理/朱朱哥弟
有人说生命是美好的，有人说生命是属于自己的。可是，就是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是把生命的去向归属于自己，而是归属于祖国，人民。他们就是这群对共和国石油地质勘探事业，对发展共和国石油工业如痴如醉的“地调人”。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为了多娇的江山，引豪情，抒壮志；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地质勘探工作者又把青春献给了共和国广袤的戈壁大漠，把鲜血和生命献给了共和国的石油工业。
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为石油勘探事业洒热血，壮烈捐躯的英雄儿女历历在目。王世仁、陈介平、杨拯陆、戴健、李越人等同志怀着实现一腔雄心壮志，西出阳关，奔赴人生战场。然而，却壮志未酬，牺牲在勘探路上。
70年过去了，在我们隆重的庆典，回忆所走过的辉煌道路的时候，怎么能够不怀念那些曾经和我们一起在这片土地上战斗，壮烈捐躯天山脚下的同志们。他们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可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一天忘记过他们。他们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06 大漠女儿——杨拯陆
1993年9月26日，是一个历史应该永远记载的日子。
这一天，新疆三塘湖盆地阳光普照，秋高气爽，石油健儿们把塘参1井井场打扫的干干净净，庄重地把一朵硕大的红绸花系在井口出油管线上，随着油井阀门缓缓转动，一股黑色的油流呼啸着从地层深处冲向井口，喷向茫茫的大戈壁，塘参1井喷出工业油流，宣告了我们伟大祖国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油田。
此时此刻，井场上失去了往日的欢喜狂欢，代之的却是异常肃穆，因为他们正在用石油工人最辉煌的礼赞来祭奠他们最崇敬的一位战友、一位英雄。她就是1958年9月25日，率队在三塘湖盆地进行石油地质勘探时，遭遇暴风雪突袭而牺牲的新疆石油管理局地质调查处106/58队女勘探队长、原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之女、优秀的共产党员杨拯陆同志。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在五十年代，这首地质勘探队员之歌曾唱响祖国的四面八方，它曾唤起无数充满理想、报效祖国的热血青年为国家找矿事业而献身，在70年的勘探历程中，像杨拯陆这样的英雄又何止一个，他们把青春和活力，都无私奉献给了祖国的石油勘探事业。
杨拯陆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小女儿。
杨拯陆生长在将门之家，从小受尽人间的苦难，不满一周岁，父亲杨虎城和张学良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背信弃义的蒋介石把杨虎城将军囚禁了起来，妈妈谢葆贞与父亲同生死，共患难，毅然到监狱陪伴爸爸，含泪把她们四个姐妹留给外婆照管。
当拯陆离开妈妈怀抱时还正在呀呀学语，从此她再也没有见到爸爸妈妈，成了失去双亲的孤儿，是外婆一口一口地嚼着馍把她喂养大的。
在黑暗的旧社会，她们全家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制和歧视，外婆担心发生意外，不让她们说家长是杨虎城，而用老家陕西蒲城一个农村远房叔叔的姓名代替。直到解放后西安举行杨虎城追悼会时，她才知道爸爸、妈妈、二哥和一个在监狱出生的小妹妹已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惨遭杀害。将门杨家四口人为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生命。
童年的苦难在拯陆幼小的心灵里燃起了火种。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全国开展参加军干校活动时，拯陆踊跃报名申请，在会上举着小手喊道：“我要参军，学好本领，替爸爸、妈妈、哥哥、妹妹报仇！”因年纪太小，她参加的愿望未能实现。
１９５３年９月，杨拯陆考入西北大学地质系。
听说杨虎城将军的女儿也分在地质系，同学们既感到惊讶，也感到很高兴。有一次在女生宿舍里，一个女同学问拯陆：“你怎么也报考地质系？”她微笑着说：“祖国需要呀，我喜欢地质。”的确，她在中学时就对未来充满理想，羡慕那些在荒山僻野工作的勘探队员，立志做一名祖国工业化的尖兵。当时有人曾劝她说：“女孩子不适合学地质，应当选择轻工。”她却认为妇女和男子一样能学地质。她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入学后她坚持刻苦学习，掌握了专业知识，严格要求自己，后来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毕业分配时，拯陆的条件最优越，她爸爸是名震中外的爱国将领，当时有人猜想，她肯定会受到照顾被分到北京或西安。事实上她没有丝毫特殊，同大家一样完全根据国家需要分配。她说过：“建设也是战斗，我不能当寄生虫，而要做坚强的战士。”是啊，烈士的荣誉怎能当政治资本继承？她继承的是父亲的遗志，是将军的爱国精神。她想起父亲写的一首诗：“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到大西北去干一场，正是父亲的遗志和愿望，她坚定地填上了自己的毕业志愿：“到新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１９５８年春天，杨拯陆当上了野外地质队队长，她在北疆克拉美丽山区１０６队。
１９５８年９月，正是秋高气爽、忙于收获的季节，杨拯陆带领的１０６地质队出色地完成了克拉美丽地区的详查任务后，又接受了到中蒙边界三塘湖普查的新任务。
９月２５日，拯陆带着地质员张广智做一项收尾工作。
早晨出发时，天气晴朗，到下午四点变天，西伯利亚寒流突然袭来，开始下雨，随后下大雪，狂风卷着雪暴呼啸而来，搅得天昏地暗。
司机开着车去接他们，冲破风雪的阻挡到约定地点，打着车灯，不停地鸣喇叭，打信号，到处寻找，始终渺无踪影。
基地的职工冒着风雪连夜出动，分头寻找，附近哈萨克牧民也骑着马来帮助找人。
次日凌晨，风停雪止，才在雪地上发现一把榔头和断断续续的脚印。
大伙立即跟踪追寻，很快找到张广智。他躺在雪地上，一米八的高大身躯已经冻僵，停止了呼吸。
在他的周围出现一圈模糊的脚印，接着在不远处又找到了杨拯陆。她俯卧在一个平缓的雪坡上，两臂前伸，头朝着基地的方向，十个手指都深深地插在泥雪里，浑身冰凉，心脏已停止跳动，但身躯还没有僵硬。一包地质资料还紧紧地贴在她的胸口。在她周围的雪地上压出了一道道清晰的痕迹，那是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与暴风雪进行殊死搏斗留下来的印证。
现场情况表明，在他们与寒流搏斗的最后时刻，朝基地方向前行正好是顶风，由于张广智的关节炎发作爬不动，先倒在了雪地上，杨拯陆仍拼命地拖着他走，直到张广智牺牲后，她也精疲力尽，再也拖不动了。
杨拯陆把战友安顿好，又顽强地朝基地逆风爬行，仅爬了三百米，就倒在一个斜坡下，再也无力爬过去了，最后还用两臂撑着头，眼睛直朝前方，望着离这里只有两公里的队部基地，直到她生命之火在雪地上熄灭。
拯陆就这样匆匆地走了，在茫茫雪野走完了人生最后的历程。
她正值豆寇年华，只有二十二岁，就为祖国的石油事业献出了青春和生命。
杨拯陆的英雄事迹传遍了天山南北，矿务局党委授予她“优秀共产党员”、“党的好女儿”的光荣称号，并把三塘湖盆地的一个含油构造命名为“拯陆背斜”。
编后语：
编辑整理完成杨拯陆的感人事迹，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在准噶尔盆地的安集海、阜康、克拉美丽的大漠戈壁等，都留下了杨拯陆烈士的足迹。
天山舞忠魂，大地奏挽歌。
杨拯陆虽然远去，但她留给我们青春报国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要想进一步了解英雄的心理路程，我有幸查阅到杨拯陆同志生前上大学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我要做一名“祖国工业化的尖兵”》。这是一篇充满建设社会主义理想、对建设祖国美好未来充满向往的用心之作，读来令人振奋、热血沸腾。
附：《我要做一名“祖国工业化的尖兵”》——杨拯陆
还在上中学时，我对自己的未来，就充满着理想。想做一名教师，用自己的血汗去灌溉正在成长着的社会主义幼苗；想做一个畜牧工作者，使祖国草原上的牛羊长得更肥壮；想学冶金、采矿；也想做一个地质工作者。总之，我想得很多。但最吸引我的是：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祖国工业化的尖兵。我羡慕那些工作在荒山僻野的勘探队员们，他们披荆斩棘，辛勤工作在最偏僻最荒凉甚至没有人烟的地方。而在他们后边却建起了巨大的厂房，高耸的烟囱。没有他们，工业就没有粮食；没有他们，千变万化的大自然就永远是一个谜。我愿意和他们一起去探求大自然的秘密，去寻找藏在祖国辽阔土地下的丰富宝藏。就这样，在去年暑期我选定了学习地质。
有人这样对我说：“女孩子不适合学地质，应当选择轻工业部门。”也有人说：“学地质很好，但西北大学只有专修科，两年能学个什么，不如上别的系科可以学四年。”但这并没有动摇我的志愿。我这样想：在我们国家里，妇女和男子一样，什么都可以做，我的身体又挺结实，为啥不能学地质呢？我想到学习两年是多么不够啊！但我想到多少工业正急切地等待着铁、煤、石油，地质工作急需人才的时候，我就更想快些投身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厦中，尽可能早地放上一块砖、流下一滴汗，去到实践工作中更加努力地学习，继续前进。
就这样，我怀着兴奋愉快的心情，走进了西北大学。一年的学习，使我对地质工作的了解比以前更实际更深刻，也更热爱它了。我一走进地质系，周围的一切，就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祖国需要你，人民在期待着你。老师告诉我们：在祖国的地图上，还有许多地方是一片空白。在那辽阔的土地深处，在那崇山峻岭里，埋藏着多少宝贝啊！它在等待着我们，等待我们抹上一笔可靠的颜色。在学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我知道了我国工业化建设中的困难之一，就是资源不清，这关系着整个工业化前进的步骤。目前发现的资源还赶不上国家五年计划的需要。所有这些都激励着我的心。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工业化，这此都和我的思想紧紧地联在一起。我想：我们祖国要和苏联一样，要繁荣富强，要有最现代化的工业，要有最强大的国防，这一切和什么关系最密切呢！煤、石油、钢铁、金属是少不了的，而发现它们的正是我们地质工作者。我还想到，每一个工业基地的建立，每一个新兴工业城市的繁荣，我们是披荆斩棘到达的第一批人，等我们做完了工作，伟大的建设浪潮就会在那里开展起来。我们又工作在另一个地方。想到这些，我就感到肩上担子的重大，也感到无比的光荣，再一次更深刻地体会到“祖国工业化的尖兵”这个称号的含义，它意味着祖国人民的希望和信任，意意味着辛勤艰苦的劳动。
暑期的实习，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我们到处看到的、感到的都是热情的关怀和帮助。我们吃的住的有困难了，党和人民政府尽力地为我们解决，老乡们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招呼我们。我们在炎日下工作时，老乡们给我们送来了开水，同学们病了在老乡家休息时，老乡们还为我们端水送药，他们关心地问我们：我们这里有宝没有？当我们离开他们的时候，老乡们还排着队伍，敲着锣鼓来送我们。我曾问自己：“老乡们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好？”我体会到的答案是，这就是人民对我们的支持和希望。这使我感到不仅应当学好，而且必须学好。现在还有一年就要正式工作了。在这一年中，我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和锻炼自己，准备把自己的全部青春、智慧和劳动，贡献给祖国的地质事业，决不辜负祖国和人民对我的期望。(摘自1954年7月《陕西日报》)